一直以來，各家學者對於魯迅先生的生平和文學研究都是非常多的。而在對於魯迅先生的美學思想的研究當中，不難看出，他在1907年的時候撰寫的
《摩羅詩力說》和在1924年的時候翻譯的《苦悶的象徵》這兩部作品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魯迅先生本身在對於《苦悶的象徵》的這部作品的翻譯和傳播當中，就表現出了異於平常的熱情和執著，他深刻的探討了這部作品更深層次的動機研究，而這也是魯迅前期和後期美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也是發生變化的過渡線索，在魯迅的美學思想上佔據著尤為重要的位置。
魯迅對於《摩羅詩力說》和《苦悶的象徵》這兩部作品的不同美學思想，我們通過了具體的比較和深入的分析之後，可以發現這兩者之間存在的核心觀點是高度一致的。
事實上，《苦悶的象徵》比之《摩羅詩力說》在理論的方面來看，是更加的具備系統和完整性的。最終的研究也表明了，魯迅在翻譯和傳播《苦悶的象徵》的深層動機上面，實際上就是在傳播自己的美學思想。
與此同時，也正是因為魯迅對於《苦悶的象徵》這部作品的翻譯，以及熱情的傳播力量，使得廚川白村筆下的《苦悶的象徵》成為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中，佔據著巨大影響力量的作品。
一、魯迅美學思想的轉變
從根本上來看，魯迅翻譯《苦悶的象徵》這部作品的直接動機，實際上是因為當時在北京大學等等高校進行教授文學理論的課程的需求，而更深層次的動機則是想要藉著《苦悶的象徵》這部作品來宣洩自己的內心情緒，是符合當時魯迅本人苦悶的處境和內心情況的，這也是他想要傳播的自己的
美學思想。 因此，相較於之前的《摩羅詩力說》來看，魯迅的美學思想就彷彿是從一開始的“吶喊”美學，轉而變成了“苦悶”美學。
二、魯迅翻譯傳播《苦悶的象徵》的背景
廚川白村（1880-1923）是日本大正時期的意味文藝理論家。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時期，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特別是“文藝是苦悶的象徵”的觀點，得到了異乎尋常的渲染和影響力。而推動這樣的局面產生的原因，就是魯迅對廚川白村的作品《苦悶的象徵》的積極推廣和傳播。
事實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過去的很多學者都是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他們認為魯迅是“受到了矇蔽”，並且為此而感到“惋惜”。直到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界才開始正確的認識，並且正面的肯定了《苦悶的象徵》對於魯迅的文藝觀以及創作能力的影響程度。
但是對於魯迅翻譯和傳播《苦悶的象徵》的深層動機研究卻是很少的。
在魯迅的所有的翻譯過的作品當中，不難看出，他對於《苦悶的象徵》這部作品的重視程度是空前的。從1924年9月22日開始進行翻譯，直到同年10月10日翻譯完成，一共只花費了19天。
《苦悶的象徵》在被魯迅翻譯完成之後，他更是開始給身邊的親朋好友贈送了這本書籍，並且還鄭重的在自己的日記中記錄了下來。魯迅為何如此的重視《苦悶的象徵》？
其深層動機何在？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可以更好的解答魯迅從早期的“吶喊美學”到之後的“苦悶美學”的變遷，文藝思想上的變化和未變化。
三、魯迅翻譯傳播《苦悶的象徵》之深層動機是什麼
1.編寫講稿的需要
魯迅本人的文學功底是十分紮實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魯迅的文學生涯總的來說，還是起源於日本的，因此他對於日本學者的作品自然而然會更多的投去關注。
在《魯迅日記》中記載著，早在1913年8月8日和1917年11月2日的時候，曾經分別購買到了廚川白村的名著《近代文學十講》和《文藝思潮論》時，魯迅就開始接觸這位學者的作品了。
在這之後，魯迅自從1920年12月之後，就先後的受聘於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世界語學校、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等高校。
1924年9月之前，魯迅所教授的課程都是“中國小說史”。而魯迅的著作《中國小說史略》，就是為了當時授課而編寫的講義材料。
從1924年的10月開始，魯迅逐漸的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等高校，利用當時“小說史”的課內的時間，進行“文學理論”課程的教授，一般教授時長都在一學期及以上。
而按照當時的教務安排的規矩來說，講授這麼長時間的輔助性修學性質的課程的內容，是需要事先和校方的領導層商量的。因此，魯迅在確定講授“文學理論”的課程，應該在1924年的上半年。
魯迅在此之前一直都是以創作小說和雜文為主要的方向的，但是他對於“文學概論”的純文藝理論卻是非常沒有興趣的。所以，在確定了“文藝理論”的課程講授之後，為了編寫所需要的講義而去收集一些資料就是必須的了。這也是魯迅購買且翻譯《苦悶的象徵》這部作品的直接動機所在。
2.宣洩自己內心的苦悶
關於翻譯《苦悶的象徵》的動機，魯迅在翻譯後第三天的序言中說:“因為翻譯對我來說是必要的，所以我前天就開始了這項工作。我認為這很容易，但很難翻譯，但我仍然不得不翻譯並一個接一個地出版它。”
遺憾的是，魯迅沒有具體說明這種“必然”究竟是什麼意思。因此，它給後代留下了足夠的想象空間。主流觀點則是認為，廚川白村提出的“文藝是苦悶的象徵”的命題，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魯迅當時的精神狀態，並引起了他的強烈共鳴。
然而，“共鳴說理論”更適合解釋魯迅對“苦悶的象徵”的欣賞，而不是積極傳播的深層動機。而後研究的學者則是認為，魯迅熱衷於翻譯《苦悶的象徵》的深層動機之一是用《苦悶的象徵》來發洩內心的苦悶。
青年魯迅的氣質帶有痛苦的烙印，對“人類苦難”有著不同於常人的敏感。魯迅，一個年輕人，陷入了無盡的孤獨，而身居人群卻似乎在沙漠中。這種孤獨帶來的痛苦是魯迅一生的主題。此外，當魯迅決心翻譯《苦悶的象徵》時，他也經歷了更為具體和痛苦的痛苦——即與兄弟決裂和麵對妻子的矛盾。
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已經成為公認的典範。究其原因，苦悶是魯迅一生的情結，甚至魯迅的美學思想也可以稱之為“苦悶美學”。魯迅對《苦悶的象徵》的翻譯不是簡單的直譯，而是魯迅在語言和情感上的獨創。他用廚川白村的話來發洩壓抑已久的抑鬱，表達自己的情感，這自然比簡單的翻譯更生動。
3.傳播文藝思想
魯迅對文學理論研究興趣的來源是《苦悶的象徵》，這是我們深入到魯迅的一生的藏書情況來看到的，從中推斷而出。《苦悶的象徵》使無疑具有豐富文學創作經驗的魯迅再次將理論視野轉向文學理論。可以說，《苦悶的象徵》在魯迅的一生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具體來說，魯迅在《苦悶的象徵》中所推崇的文學理論的“原創性”主要在於兩點:一是對弗洛伊德的文藝是被壓抑的慾望的昇華的理論進行改造，或者給予新的解釋。
第二是“文學和藝術是痛苦的象徵”的理論。出發點是廚川白村的觀點，即兩種力量的衝突所造成的生命痛苦是正常的生命狀態，是人類生存的標誌。
同樣，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意識水平來說，作為衝突結果的痛苦也像生命衝動意識一樣沉入潛意識。目前為止。廚川白村用弗洛伊德的意識層次理論和夢的理論闡釋了文學藝術的本質，激發了魯迅作為醫學生的強烈認同感。
事實上，魯迅通過翻譯《苦悶的象徵》，系統地總結和昇華了他長期以來的文藝美學思想。廚川白村的思想從整體上提升了魯迅的文學理論。
魯迅翻譯《苦悶的象徵》後，在許多文章中出現類似的詞語，絕非偶然。因此，隨著《苦悶的象徵》的翻譯，魯迅就不再需要自己寫“文學理論”的講稿了。與此同時，大力傳播《苦悶的象徵》也在傳播魯迅自己的文學思想。這是魯迅翻譯和傳播《苦悶的象徵》的主要深層動機。
四、小結
《苦悶的象徵》與魯迅的文藝思想在核心上是高度兼容的。同時，魯迅先生也非常贊同白川廚師在具體文學理論上的創新思想。此外，對《苦悶的象徵》翻譯中的魯迅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魯迅將自己的文藝思想在對《苦悶的象徵》翻譯過程中，總結成一個完整而清晰的文藝理論體系。
事實上，魯迅“借用”了《苦悶的象徵》的翻譯，
最終目的是為了傳播自己完整的文學思想。廚川白村的思想對魯迅文學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所以，從“吶喊”美學逐漸演變成為“苦悶”美學，是魯迅自身的主動行為，也是為了發展他的文學思想而進行的。閱讀更多 孔甲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