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是舶來品，這個名詞來源於新文化運動。
周作人說：“我只認為抒情是詩的本分，……而寫法則覺得‘興’最有意思，用新名詞來講或可以說是象徵。”
流沙河說：“當初真不該把那個symobol譯成象徵，同吾國原有的象徵糾纏不清。”
兩先生的說法首先可以證明“象徵”是翻譯過來的西方詩學術語，雖然是誰首譯，至今不明。
那麼現代意義上的“象徵”的含義是什麼呢？
朱光潛先生說：“象徵最大的用處，就是把具體的事物來替代抽象的概念……象徵的定義可以說是‘寓理於象’。”
“寓理於象”，或者說以象徵理，是現代象徵的本質。
而這裡的理，不是情感，而是道理、物理，在某種意義上也指情操。
這說明，“象徵”這種手法是古已有之的，但古代並不把它叫做“象徵”，而且中外、古今的“象徵”內涵還是有不同的。
那麼，首先，譯者把中國的某種手法譯為“象徵”，有沒有依據和憑藉呢？
應該有——雖然我們沒有譯者的自述作為證據，但可以推斷出來。
比《詩經》還早的《易經》有兩個概念，一是象，二是徵（即徵）。
簡單說卦爻呈現出來的是“象”，是“兆”，隱藏在象與兆裡的是理，而聯繫象與理的是“徵”。
不敢說一定，“象徵”的現代概念大抵來源於此。
第二，在“象徵”概念出現之前，古人怎樣指稱“象徵”？
是“興”，“比興”，“比興寄託”，“託物言志”。
四個概念是有區別的，而且與現代的“象徵”也有區別。
悅華管見，第一，五個概念有區別也有交叉；第二，在交叉處有包含關係。
比如，現代的象徵一部分屬於託物言志，而託物言志是比興寄託的一個子概念。
《詩經》本身有比興存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這裡的比興用以起韻，用以烘托氣氛，這和現代的象徵是不同的。
但當《詩經》被古人用於外交辭令時，就近於現代意義上的象徵了。
《左傳》。秦穆公大力支持晉公子重耳復國。宴會上重耳誦《河水》，秦穆公誦《六月》。
重耳誦《河水》是通過詩中河水歸海的描述來讚美秦穆公偉大，並表達了歸附之意。
秦穆公誦《六月》，是表示：周天子聖明，我們作臣子的都要忠誠於他！
為什麼會是這個意思呢？
因為《六月》是臣子給周王的獻詩。秦穆公以此表達謙虛。當然，他一定明白了重耳的心意。
當《詩經》這樣用時，就有了寄託。當然，這裡還有個專有名詞叫“諷”。“諷”同現代意義上的象徵已經很象了。
屈原時代的比興系統有些地方就與現代的象徵相同了，所以現代的批評家指之為“比興象徵系統”。
在《離騷》與其他一系列的篇章中，屈原以“香草美人”指稱美德善政，即是一種象徵。
比如“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不是指現實中的“回車駕言邁”，而是指對人生的一種選擇。這種“形而上”的訴說就是一種象徵。
到了唐宋，現代意義上的象徵手法運用更多。
柳宗元《登柳州城樓》：“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明是寫驚風密雨，實際上是寫惡劣的生存狀態，是象徵。
辛棄疾《菩薩蠻》：“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明是寫青山綠水，實際上寫阻擋不住的歷史趨勢，也是象徵。
至於溫庭筠的《菩薩蠻》，寫一個女子懶於梳洗，甘願紅顏埋沒，更可以看作一種整體象徵：象徵了一種無人見賞才華的孤絕。
上述都可以認定與現代意義上的象徵同。
第三，現代的象徵同“比興寄託”“託物言志”還是有差異的。
首先，“比興寄託”內涵要比“象徵”廣泛。
“比興寄託”可以是借景借事借物抒情說理，而“象徵”只是說理。
李商隱的《錦瑟》首聯“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即是託物起興。此句一出，悵惘的情緒頓生。說其中包含多少思想，沒有；但可以引出很多愁緒，恰切。
“比興寄託”的寄託可以是情，也可以是思。
其次，“託物言志”與“象徵”也有很大差異。
第一，象徵可以是託物，也可以是借事、借景，甚至議論。
《石灰吟》“焚身粉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是託物且言志，是象徵。
到了辛棄疾《鷓鴣天》“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這種議論就很難說是“託物”了，但它是象徵。
第二，“託物”言的是“志”，是情操或者說思想的正能量，象徵卻不管這些。
TS.艾略特說，象徵是為思想尋找“客觀的對應物”，其中的“思想”包含了積極、消極，正面、反面。
他的《荒原》言說的是一種“失樂園”式的存在，這是“託物言志”所涵蓋不了的。——就象聞一多的《死水》，寫出了一種社會的沒路狀態，是象徵，但不言志。
總之，象徵是一種藝術手法，中國自古就有，但這種手法在中國古典詩學範疇內並沒有相對應的概念。而正確地認識它，能夠增強我們對古典詩歌的認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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