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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際轉移背後，一個農村家庭三代人的艱辛

代際轉移背後，一個農村家庭三代人的艱辛

本刊記者／張弘

發於2020年第1期《中國慈善家》

去年11月6日凌晨4點，熟睡中的我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拿起手機一看，是遠在湖北老家的媽媽。

“你爸爸昨天晚上11點半走了。他10點多在客廳看電視，然後覺得不舒服，我給他吃了藥，但他還是不行，我打了120，醫生到來的時候人已經走了，檢查說是心肌梗塞。”

2016年春節在雲夢縣城岳父家的時候，我曾經含淚為父親寫過一篇《一個留守父親的不斷送別》，記錄了我家這些年的變遷。這篇文章在媒體上發表之後，我兒子專門用手機打開給我爸爸看。之後兒子告訴我，“爹爹（即爺爺）看了這篇文章，邊看邊流眼淚。”

爸爸去世，我又想起了這篇稿子。突然想到以後再也沒有爸爸了，不可抑制的悲痛席捲而來，忍不住失聲痛哭。

很快，我們一家四口訂好了從北京到武漢站的高鐵票，還有弟弟、妹妹，也都從各地趕回老家。

爸爸，我們都回來看你了。

一

我的爸爸張金明，1949年生於湖北省雲夢縣隔蒲潭鎮小龍河村張家坡壪。作為新中國的同齡人，他見證了新中國至今所有的發展歷程。

爸爸上面有兩個姐姐，大姐比爸爸大了大約10歲，二姐比爸爸大了6歲。那時的農村普遍重男輕女。因此，爸爸出生後最為得寵，即便後來家裡又生了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爸爸天資聰穎，入學以後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如果不是遇到“文革”，他的命運也許又是一番光景。那時，農村小學的教師素質普遍很低，甚至連尾巴都念成“毛巴”。爸爸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他剛入學不久，老師問他：一個桌子四個角，砍掉一個角還剩下幾個角？爸爸回答說：五個。結果被老師訓斥，爸爸覺得很委屈，放學時哭著回了家。

爸爸自幼喜愛文學，16歲就發表了小說。在當時的中國，初中畢業已經算是“高學歷”了。他18歲就到學校教書，和之前教他的老師成為了同事。

爸爸的好強不僅體現在知識上，而且也體現在生活中。在農村，因為生存資源有限，鄰里鄉親經常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就發生口角，乃至大打出手。爸爸有一個堂叔有兄弟三人，其中的老二曾經雙手端著衝擔（挑麥子捆的農具，兩頭是鐵的，很尖）把我的爹爹（爺爺）追趕了三個圈，在堂屋裡衝進衝出。我爸爸18歲那年，堂兄弟又這樣抖起了威風。爸爸一把搶過了衝擔，把他推倒在地。從此以後，他和他的兄弟們就老實多了。

那時的農村普遍貧窮，村裡的孩子普遍不怎麼讀書。二姐的對象（表親）到部隊參軍，因此二姐出嫁比別的女孩晚，正得益於二姐掙工分，爸爸一直讀書到初中畢業，算是“老三屆”。

二姑父從部隊復員後，成為拿“月月紅”（工資）的工人，他和二姑先後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二姑和二姑父結婚以後，在農村種了一段時間的地，後來一家人的戶籍都轉到了雲夢縣城——在爸爸的兄弟姐妹六人中，二姐是唯一一個擺脫農民身份的人。

爸爸和媽媽是從小定的娃娃親。媽媽比爸爸大三個月，年輕時身材高挑，端莊漂亮。1968年，爸爸和媽媽結婚。1970年我出生，兩年後我弟弟出生，四年後大妹出生，六年後小妹出生。

爸爸的教師生涯維持了大約十年，一直到70年代後期才結束。他陸續發表了一些小說，成了縣裡和公社有名的“筆桿子”，經常被抽調去寫材料。

劉醒龍出名以後，爸爸曾經說過，有一次參加文學會議，“我作為青年作者的代表上臺發言，而劉醒龍就坐在下面。”

爸爸有過兩次跳出農門的機會。一次是70年代中期，他收到孝感師專的錄取通知書，學習之後就能轉戶口，成為拿“月月紅”（工資）的公家人。但是，我的爺爺短視，覺得去學習就掙不到工分，不讓他去。後來一提此事，我媽媽就後悔不迭：“我們真是傻，當時不知道和你爹爹分家！”另有一次機會跳出農村，但他也沒有抓住。

1977年高考恢復以後，心高氣傲的爸爸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報考中專或大學，而是直接報考了華中師範大學的研究生。但是，他沒有秦暉那樣的運氣，遇到趙儷生這樣的導師，因為英語分數太低，爸爸沒有被錄取。由於家裡有了四個孩子，生活的負擔過重，他的文學創作逐漸荒廢，不得不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於養家餬口。

那時，村子東邊的幸福渠向府河排水的能力很差。遇到夏天多雨的時候，村子北邊的農田就變成了白汪汪的澤國。村民絕大多數莊稼被淹。作為受害者之一，父親不斷給縣、地兩級政府部門寫信反映此事，要求加強幸福渠的排水能力。後來，此事終於得到了解決。有人告訴我，“現在的泵站抽水能力強多了，多虧了你爸爸。”此外，爸爸還幫一些受到冤屈的人代寫材料或訴訟書，幫他們討還公道。

為了養家餬口，爸爸和母親做起了各種小生意：賣布，賣鞋，賣煙……80年代初期，他開始利用農閒時間到武昌大東門做菜販。幾年後發現，種地的收入比不上賣菜，於是轉出大部分責任田，專門在大東門賣菜。

未成年的我開始逐漸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家裡的飲用水，要到離家300米的一口大井裡面打好，然後挑回家。家裡的水缸可以裝接近三擔水，每次我都要往返三次。從14歲開始，這個活兒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每逢過年，我都盼望著父母能夠儘快回家。但是，過年前幾天城裡人要存蔬菜，因此比平時能賺更多的錢。有時，他們會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回家敲窗叫門，從睡夢中驚醒的我就會驚喜萬分地打開大門，弟弟妹妹也會格外高興；有時，他們過年也不回，萬分失望的我只得在家帶著弟弟和妹妹，過一個鬱鬱寡歡的年。

爸爸從小就被家裡所有人嬌慣，結婚以後又被媽媽慣著。但凡家裡有好吃的，媽媽總是讓爸爸單吃，我們幾個孩子幹看著。媽媽做飯的次序與別人家不一樣：她總是先把菜炒好，然後叫爸爸先喝酒，理由是“等孩子們吃飯，菜就被搶光了”。而爸爸有時買的鹽蛋、滷菜等，不許我們伸筷子，只有爸爸允許我們才能嘗一口——而事實是，他很少讓我們嘗。時間一長，我也對此習慣成自然了。

爸爸媽媽開始做生意以後，農村家裡到冬天一般會醃臘肉。有時，我家掛著的臘肉，我和弟弟妹妹都沒有吃過，但臘肉卻在不斷減少，而且有刀割的痕跡。後來我才知道，媽媽經常給爸爸一個人開小灶，切一塊臘肉，用小鐵瓢在炭爐上弄熟了讓爸爸一個人吃。有一年夏天，媽媽在屋後撿到一個大鱉，等我在外面玩夠了回到家，就看到廚房的一個大碗裡只剩下鱉殼。

到90年代，我的女朋友（後來的妻子）第一次到我家，她驚奇地發現，我爸爸一個人獨吃最好的菜下酒，而我們都視若無睹。她後來對我說：“我還是頭一次看到這種情況，我家裡原來也窮，但我媽從來不讓我爸爸單吃好的，她總是擔心孩子們缺營養長得不高大，你爸爸怎麼這樣啊？”

另外，爸爸從來不放過被農村人視之為享受、玩味（出風頭）的事情。爸爸抽菸、喝酒很兇，而且貪杯，經不得別人勸酒。一旦有人奉承幾句，他就飄上了雲端，分不清東西南北。有時，喝得醉醺醺的他推著自行車在深夜強行撞擊關閉的木大門，甚至將門栓撞斷，將大門撞倒。有時，他在外面喝醉，到家後吐得一塌糊塗。

那時的農村風氣很不好，冬天和春節期間常常摸牌賭博。爸爸曾經到賭博場所去賣煮熟的雞蛋，但他卻把賣雞蛋的錢全部輸光。上個世紀80年代回家過年時，爸爸經常參與賭博，有幾次把整個冬天和媽媽在武漢賣菜賺來的錢全部輸光。然後，媽媽就開始和他爭吵，在家裡號啕大哭。

儘管有這些不好，在大事上，爸爸知道自己的責任，他也努力為後人創造財富。1991年，他率先在張家坡蓋起了兩層樓房。村裡人的恭維，讓他很是高興了一番。1997年我兒子出生後，他還幫我代繳了幾千元罰款。

二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在家裡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脾氣暴躁而且任性恣睢。他很少對我慈眉善目。成長年代，我一直很怕他，成年以後，經常覺得他不可理喻。

從小到大，我和弟弟都沒有少挨爸爸的揍。有時，被他毆打併非我們犯錯，而是因為他在外面受了氣，或者與媽媽吵架而窩火。

在我三四歲時，一個颳著大風的深秋夜晚，不知道犯了一個什麼錯，爸爸讓我跪在房裡冰冷的泥土地上，他教書的同事來了也不讓我站起來。我感到既羞辱又難受。跪了很長時間之後，爸爸又把我趕出家門。幼小的我既害怕又無助，同時滿腔憤懣，朝家裡的窗戶裡面扔了兩把麥草碎末，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抗議。

有兩件事，我很長時間不能原諒他。

那一年，我只有十一二歲，暑假期間被當作主要勞力幹農活。天還沒有亮，迷迷糊糊就被喊起來，拿著耙子去棉花地鬆土、除草，把一廂田薅草到頭後，我回到家裡，因為太疲憊，倒在床上就睡著了。不久之後爸爸回到家裡，一把抓住我的腿，把我從床上拖起來摔倒地下，然後一陣痛打，就因為我在薅草時挖死了幾棵棉花。

這次毆打在我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傷痕：原來我是如此輕賤，爸爸可以因為一件很小的事任意地毆打我。每每事後想起，都對他痛恨不已。

另一件事發生在1990年代後期。我和妻子1993年結婚，不久，妻子進小學教書，我在家養了兩年雞。因資金不足及養雞條件過於簡陋，養雞最終失敗，虧掉了家裡投資的一萬多元。我的女兒1995年出生，按照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如果要生第二胎必須要間隔五年。因為養雞失敗及計劃生育的緣故，1996年年後，我和妻子也到武漢賣菜。

有一天晚上我收攤回家到租住房屋的巷子口，爸爸突然對著我當眾大罵，眾目睽睽之下遭到爸爸的羞辱，我覺得無比難堪，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原來，爸爸因為下象棋忘了時間，收攤的時間比往常晚。到市場後，媽媽數落了他一陣，他在媽媽那裡受了氣，就不管不顧地把怒火一股腦兒全都發洩到我頭上——在他看來，我沾了他的光，所以就應該受他的氣。

我的弟弟張英一直痴迷文學，1990年代中期離開武漢，到上海讀書，之後進入媒體。不久又到了北京，先後供職於《音樂生活報》《北京文學》等報刊。2001年，他又進入《南方週末》，後來成為幾名高級記者之一。最終，他的戶籍落到了上海，妻子和女兒也都成了擁有戶籍的上海人。

四個子女中，弟弟在爸爸心裡的分量更重——爸爸沒有實現的作家夢，在弟弟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也讓他在村裡人面前有了炫耀的本錢。離家的大部分年份的春節，弟弟如果不去弟媳的老家東北，就會回家和家人團聚。每當此時，也是爸爸最開心的時候。

1997年，從湖北大學畢業的小妹離開武漢，南下廣州打工。小妹很受爸爸寵愛，每次她回到家裡，爸爸臉上總是露出難得的笑容。小妹憑藉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學學業並且找到工作，這讓爸爸很欣慰。

1990年代末期，大妹嫁到了肥東，他們一家都成了合肥人。

在2000年初，我們夫妻來到北京，5歲的女兒和3歲的兒子就讓爸爸媽媽在老家帶著。這一年，小妹也從廣州來到了北京，她做過娛樂雜誌的記者，也在汪峰、李亞鵬的經紀團隊工作過。2004年6月，我成為《新京報》記者。這既讓爸爸感到很意外，又讓他很驚喜。這一年年底，我們夫妻在北京買房之後，把一家人接過來，在這裡度過了2006年的春節。

三

四個孩子先後離開身邊，孫子女給了爸爸很大的安慰。尤其孫子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異，這讓爸爸看到了他跳出農村的希望。他教會了孫女和孫子下象棋。有時春節回家，我會看到爺孫倆在家裡拉開戰局。每當滿滿一桌人圍坐吃年飯的時候，父親舉著酒杯，似乎特別滿足。

我們到北京後的前十多年，爸爸和媽媽總覺得他們是債主，我和妻子是欠債人。每年春節回家，總要對我們說些難聽的話，或者做一些事讓我們很生氣。我們給爸媽留的生活費已經算是村裡最高了，而且也給孩子們留夠了學雜費和生活費。但是，爸爸公開對我說，除了吃穿和抽菸喝酒，“我還要打麻將”。在他們看來，以前我們在經濟上依賴過他們，現在應該回報了。但我實際上做不到。

爸爸年齡雖然大了，但火爆的脾氣依舊。因為經濟狀況不好，加上還要他照看孩子，他對我們夫妻總有些輕視。有一年家裡來客人，因為一件小事，父親當著親戚的面罵我的妻子，妻子不甘受辱，馬上和他爭吵，我趕緊一把拉走了妻子。事後，爸爸還說我沒有用，沒有站在他那邊一起打壓妻子。

爸爸的任性也一直不改。他一天抽四五包煙，每餐都要喝酒。或許是因為在大饑荒時捱餓的經歷過於慘痛，他現在只愛吃肉魚、滷菜等等，極少吃蔬菜和米飯。回家裡時，他在飯桌上左手端著酒杯，右手夾著香菸，恨不得長兩張嘴。我希望他晚年能夠健康長壽，總是勸他不要抽菸，酒也要少喝，否則對身體不好。但是，爸爸的邏輯卻是：你們都想管我！

古代宗族內部家長制的殘留，在爸爸身上很明顯——兒子不能管老子，我想怎樣就怎樣。

爸爸中過一次風，他的語言能力受到很大影響，說話也不清楚。過了一年多以後，他才能清晰地說話。但是，他遭到一次不算嚴重的車禍，原來就耳背的痼疾更是加重了。

2015年，我的女兒和兒子參加了高考。女兒考入北京吉利學院，兒子超過當年湖北省的一本錄取線110多分，被北京郵電大學錄取，爸爸決定在家裡請客，好好慶祝了一番。

孫女、孫子來到北京後，家裡只剩下爸爸和媽媽。為了讓他們度過一個愉快的晚年，我弟弟張英在縣城環境最好的地方花了六十多萬，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住房讓老兩口居住。爸爸一開始擔心住不慣樓房，但2015年秋天住進去後，因為生活設施齊全、生活方便卻又捨不得離開了。

2017年暑假期間，媽媽和大妹、以及她的一雙兒女到我家住了近一個月。北京天氣乾燥，2006年到我家過年時，爸爸因為抽菸，曾經讓垃圾筐燃燒，幸好及時發現，沒有釀成火災。我本來想讓爸爸一起來，就讓大妹告訴爸爸，來玩沒有問題，但不能在室內抽菸。爸爸一聽就火冒三丈：我在家裡想怎樣就怎樣，還到那裡受你的憋！於是拒絕來北京。

2018年春節我們一家沒有回去，只有小妹一個人在家。小妹說，爸爸在家裡哭，說我們都不回來。我聽到以後心中五味雜陳，當即決定，以後每年春節一家四口都回去陪他們過年。

晚年的爸爸很孤獨。以前沒有手機時，我們都會給他寫信。有了手機後，都是直接打電話。隨著他的聽力日益惡化，打電話根本無法和他交流。因此，一些話只能和媽媽說。

四

2018年4月，我就不得不和弟弟回到了雲夢縣城——爸爸因為又一次中風而住院，而老年痴呆讓他表現不正常，這讓我媽照顧他時備受煎熬。我赫然發現，母親一直很好的身體，短短三年已經差了很多。

這年年底，我的女兒進入《新京報》，成為記者。我兒子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爹爹。爸爸知道後特別高興，他未竟的事業，如今已經有了“第三代傳人”。

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有某些先兆。

2019年春節之前，我和弟弟妹妹商量，爸爸從來不喜歡過生日，2019年農曆正月初九是爸爸的70歲的生日，我們全都回雲夢，給爸爸慶賀一下。大家都同意了。

於是，我們一家四口，弟弟一家三口，大妹帶著女兒和兒子，還有小妹，都在春節前回到了雲夢。因為大部分人都待不到初九，大家決定初五給爸爸賀壽。

罹患老年痴呆症卻又拒絕配合治療，爸爸的表現讓所有的兒女都反對他，這可能讓他覺得“眾叛親離”。生日宴上的爸爸神情落寞而木訥，臉上沒有笑容。這是他僅有的一次慶生，但他並不開心。臨走前，我和爸爸好好談了一次，用嘴巴對著他的耳朵大聲說話，讓他配合治療，吃醫生開的藥。終於，他答應每天服用半片抑制神經興奮的藥片。

回北京以後，媽媽在電話上告知，爸爸每天服半片藥，精神穩定多了，媽媽照顧他也不用那麼費力了，我長吁了一口氣，弟弟和兩個妹妹也覺得很欣慰。

在張家坡老家的院牆外面，有爸爸親手栽下的桃樹、板栗；院子裡面，爸爸曾經栽過葡萄、梨樹。葡萄前幾年死了，那棵桃樹以前長勢很好，村裡人說，結出的桃子很甜。而院內的梨樹結出的梨子，每年都讓各種鳥雀大快朵頤。今年夏天，母親回張家坡時發現，桃樹已經枯死了。

爸爸是怕死的。他病發去世之前的兩三個小時，還對媽媽說，以後要把菸酒都戒了。但是，疾病沒有給他機會。也許，是爸爸錯過了太多。

爸爸走得突然、決絕而迅速，沒有和我們告別。

11月6日那天，我走進家門，看見躺在遺體冷藏車裡面的爸爸。透過透明的蓋子，我極力想看清爸爸的模樣。他的臉色微微有些發白，平靜而安詳，嘴巴微微張開，像是做著一個甜美的夢。

我與弟弟和本家叔叔運明商量明天爸爸出殯的事宜。按照農村的規矩，老人去世後三天內必須下葬。爸爸活著的時候就選好了墓地，對我說要埋在我爹爹（即他的父親）旁邊。他想土葬。但是，雲夢縣這幾年有了規定，死人一律火葬，不許墓葬。我找親戚試圖疏通，但沒有成功。

7號清晨，我和村裡一個長輩，去給爸爸買了一口十二圓環的棺材。

下午，殯儀車拉著爸爸的遺體到了雲夢縣殯儀館，在遺體冷藏車被推進去的前一刻，我兒子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放聲大哭；我女兒和兩個姑姑也都圍著遺體冷藏車，哭作一團。我竭力想忍住，但淚水不由自主的流出了眼眶，我走上前，再看爸爸幾眼。遺體冷藏車內，爸爸的神色依然安詳。但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爸爸了！我再也沒有爸爸了！

五

在同一代人當中，從自身來看，爸爸是一個失敗者。他多次對孫女、孫子說，自己“懷才不遇”。

確實，爸爸沒有趕上一個好時代。以他的天資，如果沒有發生“文革”，爸爸繼續上高中，參加高考，而不是在19歲就結婚……他的人生道路肯定很不一樣，而他的文學理想也很有可能實現。當然，爸爸缺乏那種不管不顧一定要跳出農村的決心和堅定，錯失了兩次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良機。

爸爸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活得很卑微。在權力格局中，他不可能真正受到尊重；在社會上，他的影響配不上他的雄心；在經濟上，他人生的前三十幾年陷於貧困，為溫飽而掙扎。

但從對後代的培養上說，爸爸又可以算是一個“成功者”：正是從小受到爸爸讀書、寫作、拉二胡等因素的影響和薰陶，我和弟弟養成了對知識的渴求，對於讀書的熱愛，這也是我們部分實現爸爸理想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女兒和兒子也通過高考，選擇了自己喜愛的工作和專業。

家庭的變遷，在物質上讓爸爸媽媽能夠度過無憂無慮的晚年，在精神上也讓他們備感欣慰。在四個子女中，弟弟一家三口有了上海戶籍，大妹一家有了合肥戶籍。我們夫婦和女兒的戶籍仍在張家坡老家，兒子遷到了大學，小妹也脫離了農村戶籍。從職業上說，三代人中沒有人務農；從戶籍上說，只有我們夫婦和女兒是農村戶口。總體而論，我們一家人基本實現了代際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