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優先”源於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特朗普重提“美國優先”並不斷付諸實踐，這表明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政府似乎要弱化長期堅持的全球主義。“美國優先”的核心原則就是一切以美國國家利益為衡量標準，同時要適時地擺脫對美國利益造成不利束縛的羈絆，重要的是，“美國優先”並不意味著重回舊時代的孤立主義原則，因為這一原則已經失去了現實性和可行性。但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是某種程度的新孤立主義和“壓制性回縮”相結合的“選擇性戰略”，這就勢必會和強調一致性的國際法原則相沖突，特朗普政府下的國際法已經顯示出了某種虛弱。
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政策可以說是和美國傳統的外交政策一脈相承的，無論是全球主義還是新孤立主義都能看到“美國優先”的影子，只不過是當前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更呈現出了和國際社會的格格不入。特朗普在競選時闡述，“美國優先”即在外交上永遠避免捲入任何外國衝突，除非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受到直接威脅；在貿易上，改變當前美國受到羞辱的局面，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外國不公平競爭的侵害；在能源上，開發美國自身的能源潛力，為本國的工業帶來繁榮；在經濟上，通過調整稅收和監管政策，留住美國的就業機會和財富；在移民政策上，要保護美國工人的工作、工資和福利保障。每個國家都有自主追求本國發展的權利，但是如果一味地把本國利益凌駕於甚至於以其他國家利益的犧牲為代價，這無疑便成為了國際霸凌主義。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抓手在國際社會上肆意挑戰國際機制和國際法的有效性，以本國至上論取代全球一體論，這對國際法所倡導的國際合作原則構成了體系性、嚴重的破壞。
（一）美國對外交往以國內法取代國際法
“美國優先”政策的首要體現就是美國企圖以國內法的單邊約束取代國際法的一致平等原則，在經貿領域，“他首先是否定‘自由貿易’的理念和價值，實際上用美國式的‘公平貿易’取代‘自由貿易’。”但是，特朗普政府宣稱的“公平貿易”並不公平，它脫離了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互利原則，抹殺了不同國家間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美國單方面曲解《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以及《1994年關貿總協定》，將互惠互利原則和非歧視性原則割裂開來，並一味追求單一產品的狹義性絕對平等。2018年2月，美國首次提出要基於美國的利益的“對等稅”,對進入美國的某國某類產品徵收該國進口美國同類產品時徵收的同等關稅，這顯然是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相關國際貿易法的互惠互利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美國“長臂管轄”
再者，美國利用國內立法以及相關法律規範直接制裁世界其他國家，完全繞開國際法行事，特朗普有意繼續並不斷擴大國內法對國際社會的限制。2018年3月，美國宣佈將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的第232條款——即授權商務部對特定產品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進行立案調查，並在立案後270天內向總統提交報告，美國總統在90天內做出是否對相關產品進口採取最終措施的決定——對輸美的鋼鐵和鋁製品徵收25%和10%的關稅。2018年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佈《中國貿易實踐的301條款》，所謂“301條款”直接來源自於美國《1974年貿易法》，根據該條款，美國認定中國中國政府在技術轉讓、政策和實踐是“不合理或歧視性的，對美國商務形成負擔或限制”。4月4日，基於“301條款”的調查結果，美國單方面公佈將於7月6日對中國加徵25%的關稅，共涉及商品種類1333種，總價值500億美元，美國試圖以單邊的國內法來實施貿易制裁，以達到美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一般來說，301條款是美國的國內法律，只對本國有管轄權，不過，301條款卻強迫國外政府與美國進行談判，並改變這些國家的立法，這是違背國際法準則的”，當前美國在貿易領域試圖追求絕對的公平貿易，並忽視國際法準則的非歧視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以國內貿易立法來挑戰國際法，這對於國際貿易法的消除貿易壁壘，實現自由貿易的作用是致命的打擊。
最後，在其他領域，當前美國也存在以國內標準對其他國家進行制裁和打壓的現象。例如，2018年9月20日，美國稱將對中國軍委裝備發展部及該部負責人實施制裁，美國聲稱中國違反了“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美國在對外交往的多個領域採取國內標準，拋棄國際法準則，彰顯了美國的霸權本質，同時這也是對國際法的不尊重，這將會從根本上動搖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信譽，而國際法面臨的挑戰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以“實力求和平”削弱國際法和平性原則
2017年12月18日，美國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重點闡釋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四大支柱，即“保衛美國本土、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護和平、提升美國影響力”。其中的“以實力維護和平”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在戰略報告中，美國指出“美國及其盟國和夥伴國正面臨各種力量的挑戰，其中包括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修正主義國家、伊朗和朝鮮這兩個流氓國家，以及跨國威脅組織，特別是伊斯蘭宗教極端組織等”。在美國國家利益的排序中，位於核心地位的是保護美國本土安全，防止某個國家或其他國際行為體對美國本土發起打擊，同時當前的美國把大國“戰略競爭”的威脅置於恐怖主義威脅之前，更是表明了美國對於非友好國家的高度戒備。這就直接催生了美國在對外交往中，特別是與“戰略對手”之間著重展開多領域、全方位的競爭，為了能夠有效應對“修正主義國家”和“流氓國家”的威脅，美國在軍事、外交方面不斷更新競爭性優勢並持續對“敵對”國家保持高壓態勢，同時以“大棒”為後盾，以談判為誘餌，迫使其他國家做出符合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改變。
頻頻以各種手段制裁打壓他國
在國際法核心原則中，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原則以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是保證世界和平的關鍵因素，特朗普政府在對外交往中過度使用武力因素，頻頻介入地區衝突，以威懾和脅迫為主要手段，這背離了國際法的和平性原則。特朗普總統信奉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在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兼顧以實力維持美國的領導力，但特朗普的現實主義帶有謹慎剋制的意味，同時也不是意味著在對外實力展示過程中畏手畏腳，而是要在涉及美國核心和極端重要利益地區進行有效的實力部署和顯示。對此，美國試圖加強在各個領域的“統制力”，在核武領域要加強核工業的投資，以保有足夠威懾力的核武器以及先進的核設施，在太空以及網絡空間，美國要繼續維護領先地位並警戒其他國家的威脅與挑戰。
“以實力求和平”原則鮮明的體現在朝鮮以及伊朗核問題上。《國際法原則宣言》明確指出，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是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的國際法原則。以朝鮮為例，美國在當前的朝鮮半島問題上依舊奉行“大棒”政策，試圖以強壓和實力逼迫朝鮮實現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CVID）的無核化，美國對朝鮮奉行兩面手法。即便是2018年6月朝美領導人會晤後，即使是朝鮮在最近幾個月頻頻釋放善意的背景下，即使是韓國竭力在美朝之間斡旋的情況下，美國依舊採取強力打壓的措施，並頻頻在朝鮮半島顯示軍事實力。2018年8月底，朝鮮指責美國政府奉行“兩面手法”且毫無誠意，美國表面上尋求與朝鮮進行政治對話，卻依舊在和日韓進行秘密的軍事演習，甚至演習了襲擊朝鮮首都的計劃。特朗普政府通過“兩面手法”的目的則是以最小的代價來換取朝鮮最大的讓步，甚至是壓迫朝鮮短期內完全實現無核化，但是這種以武力威脅為後盾的和平談判無疑使美國的目的難以短時間內實現。“1987年《加強在國際關係上不使用武力或進行武力威脅原則的效力宣言》更為明確的規定：每個國家都有義務在其國際關係上不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構成對國家法和《聯合國憲章》的違反，應承擔國際責任。”
武力威脅
國際法強調在解決國家間矛盾和衝突過程中堅持和平談判、平等協商原則，同時和平原則講求對等推進和交互性的積極回應，特朗普政府在對朝鮮以及伊朗的衝突解決中始終不放棄強力壓迫和武力展示，並缺乏對等的積極回應，並在和平協商過程中採取違反承諾的做法。這都在透支美國的國際信任度，同時對國際法和平性原則的可靠性也產生了持續性的損害，美國“以實力求和平”原則根本上仍然屬於美國傳統的“大棒”外交政策，只是特朗普總統對多邊談判的厭惡以及其自身的商人屬性使得國際法的談判原則成為了美國外交的玩物，這就更加快美國建構的以自身優先為核心的國際機制，最終也勢必會將美國的利益排除在國際機制或國際法的維護範圍之外。
（三）以新孤立主義減少承擔全球義務和責任
孤立主義和全球主義是美國重要的兩大外交傳統，孤立主義是美國曆史上實施時間最長的外交戰略，並且不斷有著新的變化形式。二戰後，美國開始邁向全球主義道路，但是孤立主義思潮並未就此退去，在20世紀50、60年代以及冷戰結束後，孤立主義在美國依舊有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冷戰後，孤立主義發展出了多種形式，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新孤立主義者強調美國的行動自由和戰略獨立，反對在國際組織、國際機制以及與盟國的關係中承擔過多責任，反對向海外派兵，反對或要求減少對外經濟援助，反對大量向美國移民，提倡貿易保護主義，拒絕承擔新的國際條約，有的甚至主張解散北約，反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總之反對美國干涉或參與無關自己核心利益的國家事務”，縱觀特朗普近幾年的對外實踐，基本符合了“新孤立主義”的外交特徵，在移民、氣候、人權、教育、軍控等問題上，特朗普有選擇地從國際協議或國際法中抽身，這不僅是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過度的全球主義的表現，更是違背國際法關於善意履行國際義務原則的有力證明。
特朗普的“新孤立主義”
善意履行國際義務原則是國際法核心原則之一，國際法所要約束的對象主要是主權國家，同時建立在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機制和國際制度也是在國家在堅持自願義務原則上運行的。國際法相比於國內法缺乏足夠的硬約束，所以，“國際法的有效性和國際法律秩序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忠實遵守國際法的規範會和善意履行其承擔的國際義務。”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本應該為世界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並保證持續良性的改革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社會，這是基於霸權穩定論的基本要求，美國既想繼續維持世界霸權的地位，又試圖逃避國際責任和義務，甚至直接從國際協議中退出，這對以美國為主導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同時美國的接連“退群”更是給國際協議的有效履行和國際制度的穩定發展帶去難以想象的損害。
在移民問題上，2017年12月2日，美國宣佈退出聯合國《全球移民協議》，這是一項旨在支持難民權益，幫助難民重新定居和進行工作安置的協議，而美國給出的理由則是宣言中多項條款與美國移民和難民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原則不一致。而美國退出《全球移民協議》並非是心血來潮，早在2017年1月，特朗普就簽署了“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劃”，即“限穆令”，同時開始在美墨邊境修築圍牆以阻止難民進入美國。
美墨邊境牆
在接下來的4月和5月，美國開始對南部國家的難民實施“骨肉分離”政策，特朗普也多次表示“美國不會成為難民收容營，不會成為難民安置中心”。在人權問題上，以“人權衛士”標榜的美國於2018年6月退出了聯合國讓人權理事會，藉口則是美國不滿近幾年人權理事會對以色列的做法， 被特朗普解僱的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曾言，“特朗普將國家利益置普世權利之上，忽視了美國幾十年來的兩黨政策。美國的政策一再證實，推進全球人權價值觀實際上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在氣候問題上，“特朗普政府關於“有意退出”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協定》(Paris Agreement)的公開聲明也可以這麼說。《巴黎氣候協定》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條約，為所有成員國設定了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巴黎協議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主持下談判達成的，由196個締約國組成，但是在“美國優先”原則和“新孤立主義”的驅使下，特朗普政府拋棄了全球氣候治理的最大“公約數”。
在其他相關領域，比如2017年10月美國宣佈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5月，美國宣佈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嚴格上它儘管不屬於國際法的範圍，但是這個由伊朗和“5+1”（中英美法俄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德國）共同達成的協議對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的作用。2018年7月，伊朗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美國重啟制裁違反兩國於1955年簽署的《友好、經濟關係和領事權利條約》，要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措施、要求美國立即停止針對伊朗的制裁，同時，9月29號，巴勒斯坦宣佈，巴方已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美國將美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的行為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但是10月3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先後宣佈美國退出與伊朗的友好協議和退出《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涉及國際法院管轄問題的相關議定書。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和實踐已經顯示出了新孤立主義的種種傾向，從部分國際事務和國際協議中抽身也契合了“美國優先”的政策原則。
特朗普
總之，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對國際法的衝擊尤為明顯，特朗普政府中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力量主動發起了對國際法以及國際機制的批評和質疑，甚至是主動退出國際法或國際條約。另外特朗普政府妄圖以國內法取代國際法，在國際社會四面出擊，崇尚實力至上而非和平協商原則，以新孤立主義的“壓制性回縮”來回應國際義務和責任，這些都削弱了國際法應有的國際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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