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不厭百回讀，心離書則神索。——蘇軾
斯坦納對經典的定義為：一種可以「解讀」我們的表意形式。
它解讀我們遠勝過我們去解讀它。
我們每次讀經典，經典都會來質問我們。
它挑戰我們的意識和知識來源，心靈和身體的來源（最基本的美學，甚至智性上的反應都是來自於身體的反應。）
斯坦納認為經典作品便是四周有著豐富無窮、生生不息的空間。
它質疑我們，它要求我們再試一次；它造成我們的誤解，引起我們的偏狹與岐見，不是相對式的混亂，也不是一種「什麼都可以的」態度，而是一種深化。
斯坦納主張：無論多麼模糊曖昧，都要去探討文字與世界的關係；無論多麼難解，都要去探討文本、藝術作品的意圖，尋求認同。
與此同時，斯坦納認為所有的瞭解都有不足之處。
為什麼要閱讀 經典？
斯坦納認為：所有的信息，所有意義的形成，語文的、再現的和以最廣義的意義來看，音樂確實「對我們明顯地意有所圖」。它們要求被聆聽，它們要求瞭解，而且沒有任何接受或詮釋是中立的。
「對我們意有所圖」可能像廣告、庸俗小說、色情刊物或是傍晚舞會的樂曲一樣細瑣浮誇。
它也可能有教育意義，從最謙卑的手冊和小禱告書，到蘇格拉底的答辯詞或是「登山寶訓」，範圍幾乎毫無限制。
信息可能是有意的勸說（修辭），倫理、政治、意識形態宣傳及改變立場。
哲學的「明白企圖」是釐清，對心靈雜物間做系統的大掃除。
指導、痛苦、安慰，這些都是從文學和藝術中產生，這些都是企圖，或許屬於次級，但是和邏輯學家、律師和神職人員所設想的一樣，具有明確的目的。
經典作品對我們的影響，她對我們的要求和疑問，即是最細微的，也是最迫切的。
藝術的魅力在於以「正典方式」來讀柏拉圖或是帕斯卡或托爾斯泰，便是嘗試過嶄新的生活。
就像是但丁明白指出的，這是進入了一種新生活（vita nuova)。
在大部分的藝術和文學裡，這種召喚是非系統化的。
它是暗示性的，或是在形式裡發生。
戲劇、小說、塞尚的靜物寫生，使得陳腐平庸變的如此複雜，如此錯置混亂，如此加快了我們的內在運動（但丁所說的精神運動「moto spirituale」），使我們加速面對世界，使得我們從此判若兩人，和過去截然不同。
我們認知的不同層次和景緻，鉅細靡遺地或是如地震後一般，經過了重新排列。——這一點深有體會。
另發現一點，幾乎多數西方作家都會提及德弗雷斯事件。
戀人的離別，男人和女人在相契相合巔峰時所面臨的抽離，是死亡前的死亡。
一所好的大學或學院，應該是使學生能夠直接接觸並且臣服於最傑出者的氛圍和威勢。
最直接的講法是，這事關親近，關於視覺和聽覺。
體制，尤其是人文學科，不應該太過龐大。
關於對猶太人的思考，斯坦納認為他們企圖改變人的特性，表現在三個點：
- 一是停止變成你的樣子，即停止成為生物和環境是你成為的樣子，以戒慎恐懼的克己代價，變成你可能成為的樣子；
- 二是利他主義，即被打臉的時候將另一邊臉送上，受害者愛屠殺者，對加害者自我奉獻；
- 三是烏托邦主義，即廢除私人財產。
音樂與文學都可能為暴政歌功頌德。
文學用文字，音樂用聲音。
雙重夾擊下，人會在暴政裡體會到某種美感。
正如盧卡奇認為音樂會被政治所濫用，成為表達本質邪惡的工具。
語言具有欺騙性。
某種意義上語言無法準確表達人的想法，因而能夠對抗死亡。
所有人類在意義的衍生和接受過程中都是翻譯者。
所以我並不反對讀譯文，因為即使是原文，讀者在閱讀時都是再創作。
對作品的領悟區別於讀者的功力，而非作者（譯者）的功力。
「沒有翻譯，我們將會生存在與沉默為鄰的教區裡。」
機械翻譯本質上是聚集詞彙，在一個準備好的詞彙庫裡，加速「搜索」可能對等或相對應的詞彙。
文本是有意義和可以轉換的。
即語義標記是有內容的，語言及其所聯繫的世界是相互對應、有意義的。
這樣的主張和笛卡爾的信念不謀而合：唯有在沒有惡意惡魔搗亂現實，以欺騙我們的知性，或是在認知與瞭解的組織與「競賽」中改變推論因果關係的規則，人類理性才能起作用。
斯坦納認為相同的媒體可能使用知識與經驗、意義與形式更加瑣碎。
網絡可能充滿垃圾和刺激，它可能使感知變得麻木不仁。（每天長時間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沙發馬鈴薯」）
嚴肅文學、思想以及音樂往往在暴政下產生。
喬伊斯說：「擠壓我們，我們是橄欖。」
博爾赫斯說：「檢查制度是隱喻之母。」
斯坦納自認為
沒有理由反對通俗文化，因為不論哲學或是科學最終都有可能為政治服務。同時他認為最好的社會政治政權是將以誘發及培養無法預測的英才為教育職責，立基於尊嚴價值（dignitas）的信念，亦即我們此物種在這個星球的有效性，是由創造精神逸脫出動物性的無私進化所構成。
關於創作者、思想者的偏執，斯坦納認為這是精神之癌，既然是癌症，就不可醫治，因而我們可以理解多數思想家、藝術創作者將創作融入生命的可貴品質。
「任何嚴肅思想的嘗試，不管是數學、科學、形而上學或形式，在最廣泛的創作—詩意的思路下，都是一種志業，這嘗試佔據一個人的心思，就像是不請自來切往往不受歡迎的傳票。即使身為一名缺乏創作天才但有志於呈現於永存真正傑作的老師、闡述者、批評家；其實我也是感染上帝病（krank an gott)的存在。純粹思想、分析衝動、知性力比多驅使意識和反省朝向抽象、孤單與異端發展，這些都是精神之癌。」
人類歷史是沉睡的神的一個噩夢。
愛是仇恨的辯證，是它的鏡像反影。
愛是非理性的必要奇蹟。
愛無可妥協。
以一個人最深處的精神、神經、骨骼，去寒冬受鍾愛者的視力、聽力，或只是碰觸；
去設計、勞動、毫無止境地說謊，以觸及、接近所愛的男人或女人；
在看不見的瞬間，為了愛去改變一個人的存在——個人的、公眾的、心理的、物質的；
在所愛不在時，在愛凋萎時，去忍受無法言說的傷害和空洞；
在神聖中找到愛的抒發，就像柏拉圖學派一樣，亦即西方的超越模型，就是去參與最尋常、個人生活最不可解的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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