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中國流行的“且行且珍惜”，到了今天的德國，變成了“且行且保持2米距離”。
我到藥房去買藥，看到藥房的地板上，每隔一段便貼著一條紅色膠帶：這是顧客需要保持的距離。如果在你前面，有一個人站在紅色膠帶上，那麼你應該站立的位置，就是下一個紅色膠帶，兩者之間距離2米。
我去超市買菜，看到的沒那樣嚴格。超市只在櫃檯開始的地方，用有色膠帶標記了距離，在店堂裡時就全靠自覺了。我在想拿某種菜時，如果那裡有人站著，我就站在2米外眼巴巴地看著對方。等對方離開後，我再過去。
▲圖源：Focus
這就是進入3月下旬的德國。此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已經在巴黎下達了禁足令。奧地利總理塞巴斯提安·庫爾茨也在維也納頒佈了禁足令。而德國，還沒有一刀切。有的州、比如巴伐利亞，開始了禁足。有的州、比如我所生活的黑森州，卻還只是關閉了學校和娛樂場所，限制性地讓部分經營食品和藥品的商店開門，建議大家呆在家裡。
從1月27日德國出現第一例被確診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開始，到今天過去了將近兩個月，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還記得當時，德國《圖片報》特意通過漫畫形式，用一個整版，將病毒感染途徑畫得一清二楚。其中那個從中國來到巴伐利亞州偉巴斯特公司開會的女傳染者，特意被畫上了一件大紅的風衣。
那時候，誰都不知情，其實另一位從意大利北部度假回來的德國女人，也已經將病毒帶到北威州，此人特別活躍地參加了不同城市的狂歡節，導致截止到2月28日，北威州確診15位感染者，1000人被隔離。但是，《圖片報》卻沒有針對這位德國女人，畫半幅漫畫。
這種做法公平不公平暫且不論，只說疫情既然已經爆發，我覺得德國應該馬上猛踩剎車，比如全面取消狂歡節、音樂會、足球賽等大型聚會活動。然而，德國人似乎要的是來自自己通過現實所得出的判斷。也就是說，中國武漢萬家宴的慘痛教訓，他們是不會拿來做直接參照的。
羅伯特-科赫研究所一開始給出的疫情指數非常淡定。而當意大利北部疫情開始爆發時，我就很著急了，因為意大利北部離瑞士近，瑞士離德國和法國近，這瘟疫傳起來是很快的呀。
可是我吃驚地看到，歐盟政要們的決定竟然是一致表示不封邊境。因為他們認為封邊境沒用，在德國幾千人以上的聚會也照樣在各地大肆進行。把我和閨蜜們看得個急啊，天天在那裡瞪眼搖頭幹跺腳。
現在回想起來，也許就像德國總理默克爾後來在對全國講話中所說的那樣，德國（也可以說歐洲）自二戰以來從來沒碰到過這種情況。也就是說，這一代政要和公民，都沒有碰到過這種情況。
上一次在歐洲大流行的西班牙流感瘟疫，已經是100多年前的事了。而現在瘟疫來了，封邊境或者封城，對這些好不容易將歐洲各國聯合成沒有邊境的政客們來說，實在是無法想象的事。所以，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拒絕。
結果就是，大批在意大利北部滑雪和度假的德國家庭和學生，陸續回到各自家中，把病毒帶了回來。後來德國叫那些人都必須在家自我隔離14天，但顯然為時已晚，德國的疫情之火，不到半個月，就在各州燃燒開來。
▲圖源：Bömelburg, Christina
面對疫情，在德國華人圈裡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反應。有的人，比如像我，顯得很焦急，每天都查看德國被感染的數字，以及自己所在的黑森州被感染的數字。我還記得那天看到黑森州出現第一個病例、和後來某天又突然聽到說自己所住的區域（陶努斯高地）也出現病例時的心情。我很想知道，病人到底在哪個村呢？離我們家到底遠不遠呢？可是從當地的報紙上一無所獲，保護隱私的關係吧。看數字成了唯一可以推測和判斷疫情離自己有多遠的途徑。
而另一些人呢，則認為在德國你還需要擔什麼心呢？德國的各種數據和歐洲各國相比都很牛。就像衛生部長斯潘所說的那樣，德國已經都準備好了。每天看數字不過就是在人嚇人。
其實哪能呢？德國有我們自己的家，如果對疫情漠不關心那才叫怪呢。我覺得自己更像一隻看見森林裡的火苗，卻無法去撲滅，只能到處飛到處叫的小鳥。
誰又能想到，彼時的疫情，在今天看來，實在是算不得什麼呢？
還有一個導致大家對疫情麻痺的原因就是，在意大利開始大量出現死亡數字時，德國一直到3月9日都是零死亡。
這給大家一種很篤定的錯覺，好像德國的醫療手段很神奇。德國的剎車也是半踩半松式的，各州之間你看我我看你，封閉學校和封城（或者更直接地說是禁止娛樂和不必要的消費）這兩個舉動，都是由巴伐利亞州帶頭推出，然後各州才磨磨蹭蹭地跟進。而此時德國的確診病例已經多到接近一萬五。
真是讓我感嘆啊！都說中國是下面的官員喜歡等上面的決定。在德國沒有什麼上下之分，卻還是照樣看左看右地猶豫不決。直到巴伐利亞州的決定一推出，全德國才呼啦啦一個接著一個地按葫蘆畫瓢。
就像我在之前文章裡所說，一夜之間，當我們小小的麵包房從3月18日開始禁止堂吃、人和人之間必須保持2米距離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整個小鎮、乃至整個黑森州，都被同步改變了。
▲圖源：Patrick Seeger/dpa
如果從今天的疫情來回看當時的德國，說得好聽點，那是太篤定了，說得難聽點，那是太麻痺了。德國的措施不是沒有，而是面對狠毒的、要命的、讓人縮手無策的瘟疫病毒，這些措施，為什麼不來得早一點呢？
政客們在一開始時都用數字來擔保，說德國有50多萬個醫生啦、醫院有1900多家啦、說德國的床位有50多萬個啦、住院的全職醫生有16萬名啦，包括說重症監護病床有2.8萬個啦等等。後來才又開始承認，說這2.8萬個病床，實際上80%都已經滿了。能夠用的只有20%。
再然後，我們從德國的媒體所看見的一些報道，就是醫院開始推遲手術、為了騰出更多的重症病房，提前讓一些重症病房裡的病人離開（很無奈，就是還沒有完全好透的普通重症病人被提前換到普通病房），還有就是不再接受一些原本應該入院的病人了。一切都為了一個目的，就是騰出更多的床位。用一個醫生的話來說，就是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升高的死亡數出現，因為，當床位都滿了以後，新冠重症病人可能將得不到有效治療。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就是這麼殘酷。
而這一幕，已經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上演。
意大利醫療系統在動員了所有高年級醫學生和退休醫生加入搶救新冠病人的行列後，還是不行，因為搶救的設備不夠用了。於是出臺了必須選擇生命指數更高的人來施予搶救的策略。這個生命指數，從開始的80歲、70歲、到後來的65歲。醫生們得面對一個個清醒的、明確表示自己不想死的病人，做出讓他們死的選擇。因為呼吸機一旦撤下，病人就有可能窒息而亡。
很多從意大利和西班牙傳出來的報道和視頻，我都沒勇氣看到底。
這就是瘟疫。瘟疫一旦流行開來，就可能會走到人類無法承受的這一步。所以，之前我看斯潘講話時，總懷疑他是否真的認識到了這場瘟疫的嚴重性，懷疑他究竟知不知道，瘟疫流行開來後的結果，就是有一天將壓垮醫療體系。否則為什麼在確診數超過10的時候，還不叫停狂歡節？在確診數超過100時，還不叫停五萬人的足球賽？在確診數超過一千的時候，還不關閉學校和社交娛樂？
偏偏一定要等到確診數接近兩萬時，才開始舉手跳腳地把德國總理默克爾搬到電視屏幕前，向社會全面喊停？並且出臺各種詳細的規定，比如人與人要保持至少1.5米、最好2米距離的建議？
痛心啊，我們幾個閨蜜天天在心裡叫太晚了！太晚了！快一點再快一點！
可是我們這些媽媽們的聲音，有誰聽得見呢？我們當然知道德國和中國的國情不同，對待瘟疫的理念也不同。理念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沒有藥、沒有疫苗的新冠病毒總是相同的吧？德國人的胸腔裡也是和中國人一樣只有一個肺的吧？
▲圖源：AFP/PIERO CRUCIATTI
在我們小城，很多人還並不相信和真正理解，為什麼一定要保持2米的距離。那天晚上，我突然發現一個小小的櫃檯，怎麼都不可能有2米寬啊。排隊的顧客和顧客之間可以保持2米的距離，那麼我和顧客之間，又如何保證這2米的距離呢？
找老闆是沒有用的，老闆又不站在櫃檯裡，只能自救。我想了半天，最後想出一個方法，就是在櫃檯上放一塊牌子，醒目地寫上：“2 Meter“(2米）。並且把放錢的那個小托盤，放到離收款臺很遠的地方。這樣顧客在放錢時，我就退回到2米遠處，等我去找零錢時，顧客就得退回到2米以外。
這樣來來回回，真正執行起來頗為好玩。
第一天下來，我發現很多年輕甚至中年婦女，不但配合積極，而且她們自己在伸出手來的時候，也都像是假手那樣，戴了一副橡膠手套。她們自動離開櫃檯2米，並且在往托盤裡放好錢後，也會自動退回兩步。
要知道這些女人都是媽媽啊！她們這樣做，是出於母親的警覺系統和保護天職。她們是在保護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庭。
比較頑固和木訥的是那些大大咧咧的男人和老年婦女們。男人們出於自私的考慮，他們以為只要自己不怕我，就不需要退出兩米遠。可是他們就不想想，我也是很怕他們的呢。
而那些老年婦女，大多是出於習慣。她們習慣了買東西時人要貼著櫃檯，因為眼神不好，還要用手伸過櫃檯來指指點點說這個那個。放完錢後，也不會想到要主動地退回兩步，而是理所當然地在原地等我找錢。如果我還年輕，估計就抹不開臉來說她們了，好在我也老了，就直說了。如果這些人還想麵包店的門繼續開著，讓她們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鮮麵包的話，那就必須和我保持2米的距離。
你不離開，我就不過去。
有時候想，這真的有點像戰場上的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大家熟悉了遊戲規則，一切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到了第三天，我再去上班，發現絕大多數顧客的表現，已經堪稱楷模。他們在執行時認真到，只要有一個人在店裡買東西，下一個就站在店門外不進來了。
▲圖源：kreiszeitung.de
比較麻煩的是我和同事之間，如何在彼此保持2米距離的同時，再和顧客也保持2米距離，就必須在腦子裡隨時有一把可變形的三角尺。如果同事要經過我的身後，就必須先等我退到一個安全點後，對方才可以通過，否則就必須等著，有點像玩一個新的交通規則，或者沉船遊戲。為了大家都不陷入危險，我們在2米的距離中，前後左右地施展著拳腳。
比較難以理解的是，有很多家長還帶孩子出來買東西。小孩子的手亂碰玻璃倒也罷了，有的時候他們還會用舌頭舔玻璃，或者把嘴貼在玻璃上（因為玻璃裡面都是好吃的嘛）。而那些玻璃，被各種人的衣服和包包碰觸，在平時倒是無所謂的，在這非常時期，看得就有些令人心驚。也許他們的父母是想讓孩子們儘量過正常的生活吧？但是，這種理想實在是和眼下的現實相矛盾。
有一位顧客，一直特別討厭我們戴手套拿麵包給他。因為他認為，太乾淨了反而會讓人腸道生病，所以每次都要求我們直接用手拿給他。他說，我的腸道需要來自他人的細菌，這樣才會更健康和更有免疫力。我相信他的話是有道理的，但是我還是覺得，在新冠病毒面前還是小心點更好。
我很感謝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電視講話中提到了超市收款員。她說：“她們現在是壓力最大的人。”說實話，的確是這樣。從網絡上我看見因為沒有口罩，有些商店的營業員用保鮮膜將賬臺圍起來，以阻擋飛沫。我們沒法這樣做，我也就只能靠口罩和嚴格保持2米距離的驅逐令了。
令人感動的是，這兩天，顧客給我們的小費和祝福也特別多。絕大多數顧客都祝我們好好保持健康。今天甚至有一位顧客，進來後先向我表示感謝。她說：“謝謝您的上崗。”聽得讓我眼眶溼潤。因為她體會到了我們內心的無奈和恐懼。當大家都應該在家裡的時候，我們在堅持為社會提供服務。這份貢獻，是需要有一些勇氣和捨己之心的。
好好保持健康，已變成今年的流行語了。在華人世界裡，這句流行語濃縮成為三個字，即：活下去。
▲圖源：Ralf Pieper
晚上，生活在北威州的微友告訴我，今天有兩個已確診感染的人在毫無防護的情況下（也就是連口罩都不戴），到超市去買東西了。好在小城很小，超市的售貨員認出他們後報了警，警察把他們帶走了。
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自由主義思想衍生出一大批極端自私自利的人。他們不講集體主義，也沒有為社會的奉獻精神，他們只有自己的享樂主義。所以，在巴伐利亞宣佈封城後，我們會從電視看到，慕尼黑的警察在公園裡勸聚會的人回家。那些人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曬太陽，根本不予理睬。
大概在德國確診數破五千後，我就不再像一隻小鳥似地飛來飛去到處報警了。因為我知道，德國已經錯失良機。疫情是不是能夠被壓制下去，就看最後一擊了。而這最後一擊的具體內容，落實到我家，就是不僅我要頂著壓力去堅持上班，我還要看著我們的女兒，一個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的醫大生，被提前招入醫院參與新冠病人的搶救。她和同批的500名醫學生一起，在經過幾天的重症救護緊急培訓後，將於下週補充到巴符州弗萊堡的新冠病人重症監護室，去參與抗疫。因為法國的醫院瀕臨崩潰，德國在自己的醫院還沒有被填滿前，向他們伸出友鄰之手，收治由法國運送過來的重症病人。弗萊堡醫院已經接收了由直升機送去的第一批3名法國病人。
我相信，其他州也已動員醫學生。為什麼呢？因為德國醫院已經預計到，需要救治的新冠重症病人，下週開始將進入高峰。
我不知道，在像我女兒這樣的這批娃娃生力軍後，德國還有多少人力儲備，可以抵擋瘟疫的浪潮。當德國的人力和物力也被耗用一空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今天，就將是德國的明天。
好在德國的所有州政府，在總理默克爾再次向全國公民宣讀了9條禁足令後，已經達成一致，要全國統一踩剎車了。屆時，警察將介入檢查，違規的人將面臨罰款。德國終於意識到，必須將社會活動減少到最少最少。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我真心希望，德國不會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後塵。
記得兩週前，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發言人在電視上宣佈，他們已成功研製出一種治療新冠病毒的新藥，並將在未來幾周內投放使用。希望這一天，快點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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