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中国流行的“且行且珍惜”，到了今天的德国，变成了“且行且保持2米距离”。
我到药房去买药，看到药房的地板上，每隔一段便贴着一条红色胶带：这是顾客需要保持的距离。如果在你前面，有一个人站在红色胶带上，那么你应该站立的位置，就是下一个红色胶带，两者之间距离2米。
我去超市买菜，看到的没那样严格。超市只在柜台开始的地方，用有色胶带标记了距离，在店堂里时就全靠自觉了。我在想拿某种菜时，如果那里有人站着，我就站在2米外眼巴巴地看着对方。等对方离开后，我再过去。
▲图源：Focus
这就是进入3月下旬的德国。此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在巴黎下达了禁足令。奥地利总理塞巴斯提安·库尔茨也在维也纳颁布了禁足令。而德国，还没有一刀切。有的州、比如巴伐利亚，开始了禁足。有的州、比如我所生活的黑森州，却还只是关闭了学校和娱乐场所，限制性地让部分经营食品和药品的商店开门，建议大家呆在家里。
从1月27日德国出现第一例被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开始，到今天过去了将近两个月，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还记得当时，德国《图片报》特意通过漫画形式，用一个整版，将病毒感染途径画得一清二楚。其中那个从中国来到巴伐利亚州伟巴斯特公司开会的女传染者，特意被画上了一件大红的风衣。
那时候，谁都不知情，其实另一位从意大利北部度假回来的德国女人，也已经将病毒带到北威州，此人特别活跃地参加了不同城市的狂欢节，导致截止到2月28日，北威州确诊15位感染者，1000人被隔离。但是，《图片报》却没有针对这位德国女人，画半幅漫画。
这种做法公平不公平暂且不论，只说疫情既然已经爆发，我觉得德国应该马上猛踩刹车，比如全面取消狂欢节、音乐会、足球赛等大型聚会活动。然而，德国人似乎要的是来自自己通过现实所得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中国武汉万家宴的惨痛教训，他们是不会拿来做直接参照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一开始给出的疫情指数非常淡定。而当意大利北部疫情开始爆发时，我就很着急了，因为意大利北部离瑞士近，瑞士离德国和法国近，这瘟疫传起来是很快的呀。
可是我吃惊地看到，欧盟政要们的决定竟然是一致表示不封边境。因为他们认为封边境没用，在德国几千人以上的聚会也照样在各地大肆进行。把我和闺蜜们看得个急啊，天天在那里瞪眼摇头干跺脚。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后来在对全国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德国（也可以说欧洲）自二战以来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一代政要和公民，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上一次在欧洲大流行的西班牙流感瘟疫，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了。而现在瘟疫来了，封边境或者封城，对这些好不容易将欧洲各国联合成没有边境的政客们来说，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
结果就是，大批在意大利北部滑雪和度假的德国家庭和学生，陆续回到各自家中，把病毒带了回来。后来德国叫那些人都必须在家自我隔离14天，但显然为时已晚，德国的疫情之火，不到半个月，就在各州燃烧开来。
▲图源：Bömelburg, Christina
面对疫情，在德国华人圈里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比如像我，显得很焦急，每天都查看德国被感染的数字，以及自己所在的黑森州被感染的数字。我还记得那天看到黑森州出现第一个病例、和后来某天又突然听到说自己所住的区域（陶努斯高地）也出现病例时的心情。我很想知道，病人到底在哪个村呢？离我们家到底远不远呢？可是从当地的报纸上一无所获，保护隐私的关系吧。看数字成了唯一可以推测和判断疫情离自己有多远的途径。
而另一些人呢，则认为在德国你还需要担什么心呢？德国的各种数据和欧洲各国相比都很牛。就像卫生部长斯潘所说的那样，德国已经都准备好了。每天看数字不过就是在人吓人。
其实哪能呢？德国有我们自己的家，如果对疫情漠不关心那才叫怪呢。我觉得自己更像一只看见森林里的火苗，却无法去扑灭，只能到处飞到处叫的小鸟。
谁又能想到，彼时的疫情，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呢？
还有一个导致大家对疫情麻痹的原因就是，在意大利开始大量出现死亡数字时，德国一直到3月9日都是零死亡。
这给大家一种很笃定的错觉，好像德国的医疗手段很神奇。德国的刹车也是半踩半松式的，各州之间你看我我看你，封闭学校和封城（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禁止娱乐和不必要的消费）这两个举动，都是由巴伐利亚州带头推出，然后各州才磨磨蹭蹭地跟进。而此时德国的确诊病例已经多到接近一万五。
真是让我感叹啊！都说中国是下面的官员喜欢等上面的决定。在德国没有什么上下之分，却还是照样看左看右地犹豫不决。直到巴伐利亚州的决定一推出，全德国才呼啦啦一个接着一个地按葫芦画瓢。
就像我在之前文章里所说，一夜之间，当我们小小的面包房从3月18日开始禁止堂吃、人和人之间必须保持2米距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整个小镇、乃至整个黑森州，都被同步改变了。
▲图源：Patrick Seeger/dpa
如果从今天的疫情来回看当时的德国，说得好听点，那是太笃定了，说得难听点，那是太麻痹了。德国的措施不是没有，而是面对狠毒的、要命的、让人缩手无策的瘟疫病毒，这些措施，为什么不来得早一点呢？
政客们在一开始时都用数字来担保，说德国有50多万个医生啦、医院有1900多家啦、说德国的床位有50多万个啦、住院的全职医生有16万名啦，包括说重症监护病床有2.8万个啦等等。后来才又开始承认，说这2.8万个病床，实际上80%都已经满了。能够用的只有20%。
再然后，我们从德国的媒体所看见的一些报道，就是医院开始推迟手术、为了腾出更多的重症病房，提前让一些重症病房里的病人离开（很无奈，就是还没有完全好透的普通重症病人被提前换到普通病房），还有就是不再接受一些原本应该入院的病人了。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腾出更多的床位。用一个医生的话来说，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升高的死亡数出现，因为，当床位都满了以后，新冠重症病人可能将得不到有效治疗。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是这么残酷。
而这一幕，已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上演。
意大利医疗系统在动员了所有高年级医学生和退休医生加入抢救新冠病人的行列后，还是不行，因为抢救的设备不够用了。于是出台了必须选择生命指数更高的人来施予抢救的策略。这个生命指数，从开始的80岁、70岁、到后来的65岁。医生们得面对一个个清醒的、明确表示自己不想死的病人，做出让他们死的选择。因为呼吸机一旦撤下，病人就有可能窒息而亡。
很多从意大利和西班牙传出来的报道和视频，我都没勇气看到底。
这就是瘟疫。瘟疫一旦流行开来，就可能会走到人类无法承受的这一步。所以，之前我看斯潘讲话时，总怀疑他是否真的认识到了这场瘟疫的严重性，怀疑他究竟知不知道，瘟疫流行开来后的结果，就是有一天将压垮医疗体系。否则为什么在确诊数超过10的时候，还不叫停狂欢节？在确诊数超过100时，还不叫停五万人的足球赛？在确诊数超过一千的时候，还不关闭学校和社交娱乐？
偏偏一定要等到确诊数接近两万时，才开始举手跳脚地把德国总理默克尔搬到电视屏幕前，向社会全面喊停？并且出台各种详细的规定，比如人与人要保持至少1.5米、最好2米距离的建议？
痛心啊，我们几个闺蜜天天在心里叫太晚了！太晚了！快一点再快一点！
可是我们这些妈妈们的声音，有谁听得见呢？我们当然知道德国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对待瘟疫的理念也不同。理念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药、没有疫苗的新冠病毒总是相同的吧？德国人的胸腔里也是和中国人一样只有一个肺的吧？
▲图源：AFP/PIERO CRUCIATTI
在我们小城，很多人还并不相信和真正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保持2米的距离。那天晚上，我突然发现一个小小的柜台，怎么都不可能有2米宽啊。排队的顾客和顾客之间可以保持2米的距离，那么我和顾客之间，又如何保证这2米的距离呢？
找老板是没有用的，老板又不站在柜台里，只能自救。我想了半天，最后想出一个方法，就是在柜台上放一块牌子，醒目地写上：“2 Meter“(2米）。并且把放钱的那个小托盘，放到离收款台很远的地方。这样顾客在放钱时，我就退回到2米远处，等我去找零钱时，顾客就得退回到2米以外。
这样来来回回，真正执行起来颇为好玩。
第一天下来，我发现很多年轻甚至中年妇女，不但配合积极，而且她们自己在伸出手来的时候，也都像是假手那样，戴了一副橡胶手套。她们自动离开柜台2米，并且在往托盘里放好钱后，也会自动退回两步。
要知道这些女人都是妈妈啊！她们这样做，是出于母亲的警觉系统和保护天职。她们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庭。
比较顽固和木讷的是那些大大咧咧的男人和老年妇女们。男人们出于自私的考虑，他们以为只要自己不怕我，就不需要退出两米远。可是他们就不想想，我也是很怕他们的呢。
而那些老年妇女，大多是出于习惯。她们习惯了买东西时人要贴着柜台，因为眼神不好，还要用手伸过柜台来指指点点说这个那个。放完钱后，也不会想到要主动地退回两步，而是理所当然地在原地等我找钱。如果我还年轻，估计就抹不开脸来说她们了，好在我也老了，就直说了。如果这些人还想面包店的门继续开着，让她们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面包的话，那就必须和我保持2米的距离。
你不离开，我就不过去。
有时候想，这真的有点像战场上的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大家熟悉了游戏规则，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到了第三天，我再去上班，发现绝大多数顾客的表现，已经堪称楷模。他们在执行时认真到，只要有一个人在店里买东西，下一个就站在店门外不进来了。
▲图源：kreiszeitung.de
比较麻烦的是我和同事之间，如何在彼此保持2米距离的同时，再和顾客也保持2米距离，就必须在脑子里随时有一把可变形的三角尺。如果同事要经过我的身后，就必须先等我退到一个安全点后，对方才可以通过，否则就必须等着，有点像玩一个新的交通规则，或者沉船游戏。为了大家都不陷入危险，我们在2米的距离中，前后左右地施展着拳脚。
比较难以理解的是，有很多家长还带孩子出来买东西。小孩子的手乱碰玻璃倒也罢了，有的时候他们还会用舌头舔玻璃，或者把嘴贴在玻璃上（因为玻璃里面都是好吃的嘛）。而那些玻璃，被各种人的衣服和包包碰触，在平时倒是无所谓的，在这非常时期，看得就有些令人心惊。也许他们的父母是想让孩子们尽量过正常的生活吧？但是，这种理想实在是和眼下的现实相矛盾。
有一位顾客，一直特别讨厌我们戴手套拿面包给他。因为他认为，太干净了反而会让人肠道生病，所以每次都要求我们直接用手拿给他。他说，我的肠道需要来自他人的细菌，这样才会更健康和更有免疫力。我相信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新冠病毒面前还是小心点更好。
我很感谢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电视讲话中提到了超市收款员。她说：“她们现在是压力最大的人。”说实话，的确是这样。从网络上我看见因为没有口罩，有些商店的营业员用保鲜膜将账台围起来，以阻挡飞沫。我们没法这样做，我也就只能靠口罩和严格保持2米距离的驱逐令了。
令人感动的是，这两天，顾客给我们的小费和祝福也特别多。绝大多数顾客都祝我们好好保持健康。今天甚至有一位顾客，进来后先向我表示感谢。她说：“谢谢您的上岗。”听得让我眼眶湿润。因为她体会到了我们内心的无奈和恐惧。当大家都应该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在坚持为社会提供服务。这份贡献，是需要有一些勇气和舍己之心的。
好好保持健康，已变成今年的流行语了。在华人世界里，这句流行语浓缩成为三个字，即：活下去。
▲图源：Ralf Pieper
晚上，生活在北威州的微友告诉我，今天有两个已确诊感染的人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也就是连口罩都不戴），到超市去买东西了。好在小城很小，超市的售货员认出他们后报了警，警察把他们带走了。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自由主义思想衍生出一大批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不讲集体主义，也没有为社会的奉献精神，他们只有自己的享乐主义。所以，在巴伐利亚宣布封城后，我们会从电视看到，慕尼黑的警察在公园里劝聚会的人回家。那些人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晒太阳，根本不予理睬。
大概在德国确诊数破五千后，我就不再像一只小鸟似地飞来飞去到处报警了。因为我知道，德国已经错失良机。疫情是不是能够被压制下去，就看最后一击了。而这最后一击的具体内容，落实到我家，就是不仅我要顶着压力去坚持上班，我还要看着我们的女儿，一个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医大生，被提前招入医院参与新冠病人的抢救。她和同批的500名医学生一起，在经过几天的重症救护紧急培训后，将于下周补充到巴符州弗莱堡的新冠病人重症监护室，去参与抗疫。因为法国的医院濒临崩溃，德国在自己的医院还没有被填满前，向他们伸出友邻之手，收治由法国运送过来的重症病人。弗莱堡医院已经接收了由直升机送去的第一批3名法国病人。
我相信，其他州也已动员医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医院已经预计到，需要救治的新冠重症病人，下周开始将进入高峰。
我不知道，在像我女儿这样的这批娃娃生力军后，德国还有多少人力储备，可以抵挡瘟疫的浪潮。当德国的人力和物力也被耗用一空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今天，就将是德国的明天。
好在德国的所有州政府，在总理默克尔再次向全国公民宣读了9条禁足令后，已经达成一致，要全国统一踩刹车了。届时，警察将介入检查，违规的人将面临罚款。德国终于意识到，必须将社会活动减少到最少最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真心希望，德国不会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后尘。
记得两周前，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发言人在电视上宣布，他们已成功研制出一种治疗新冠病毒的新药，并将在未来几周内投放使用。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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