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集團內成員的社會身份特徵的多樣性，必然導致了他們與曹操的結合方式的多樣性。隨著時間的推移，曹操集團骨幹人物越來越多，這和曹操用各種方式吸附人才是分不開的，其主要是通過徵辟、薦舉、依附、投效及納降等各種政治、經濟和軍事方式相結合來聚集人才。
1、徵辟
徵辟，是漢代選舉的正常途徑，屬於延攬人才的一種政治方式。漢末曹操陣營裡主要人物自然也不可避免的通過這種方法入仕。曹操集團裡的徵辟主要是指曹操在司空、丞相開府時所徵辟的掾、屬。通過各類文獻資料，統計出曹操集團裡被徵辟者有：張範、張承、涼茂、國淵、邴原、崔琰、崔林、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勳、司馬芝、司馬朗、程昱、郭嘉、蔣濟、劉曄、劉放、華歆、王朗、梁習、張既、賈逵、鄭渾、臧霸、呂虔、龐淯、王粲、阮瑀、衛覬、桓階、徐宣、盧毓、韓暨、和洽、高柔、滿寵等三十七位。觀這些被徵辟者的出身，除了臧霸、呂虔為豪民者，其餘多數為名士。這些人物，除了正常徵辟，還有不少是強徵而來的。如華歆、王朗，本是在孫策孫權兄弟帳下任職，曹操“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後來華歆勸慰孫權說：“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
華歆
分析其間之利害關係，孫權無奈只好遣送華歆到曹營。再如故會稽太守王朗，被孫策戰敗之後投靠了孫策，然後曹操“表徵之”，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期間都經歷了一番努力，畢竟孫策也應知留住人才的重要性，只是這些臣子都已一心向曹，亦迫於曹操運用漢天子的名號以及軍事上的壓力，才不得不對他們放行。曹操對人才的強徵不僅表現在和軍閥割據集團之間的爭奪，亦有另一種表現形式，如和陳琳一起掌管記室的阮瑀，接到曹操的徵辟之後不應，後來曹操派使者去使用強制手段才徵辟到。當然，這種強徵方式就如一種傳統，士人藉此拒徵以達到抬高自己身價的目的，用人者亦以此來顯示其誠心。
2、薦舉
曹操蒐集人才第二種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薦舉，此處薦舉主要指的是曹操屬下給他薦舉一些有識之士。 荀彧知人，被薦舉人物中當然也是以其所薦者為最，前後所薦有荀攸、鍾繇、陳群、司馬懿、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戲志才、郭嘉、杜畿、嚴象、韋康等，主要是汝潁集團裡的人物。再如幷州刺史梁習推薦了不少名士，主要有常林、楊俊、王凌、王象、荀緯等；蔣濟薦舉胡質。觀這些被薦舉者都是士人，他們本身就同處在一種關係網裡。
荀彧
在曹操收攏人才過程中，推薦和徵辟這兩種方式是相輔相成的，如其中華歆和王朗是在荀彧的推薦之下徵辟而來。再者，這些人物被重用之後，又向曹操薦舉人才，於是曹操陣營裡的人才越來越多。如陳群由荀彧推薦，後陳群為司空西曹掾屬，其主要職能便是官吏選舉，他又向曹操推薦了陳矯和戴乾，有關戴乾的事蹟記載較少，陳矯則入為司空掾屬、丞相長史，出為要郡如魏郡等地之太守，可見其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3、宗親
曹操的宗親也是其集團人才來源之一，最能體現宗親關係的當然是曹氏和夏侯氏兩大族。曹氏和夏侯氏兩族之間的宗親關係可能起源於曹操父親曹嵩，在此基礎上，曹操利用姻親關係進一步加強了曹氏和夏侯氏之間的關係。
夏侯淵
如夏侯淵的妻子為曹操的妹妹，其長子衡又娶曹操侄女，而夏侯淵侄子夏侯尚則娶曹真的妹妹，這一系列的聯姻關係使曹氏和夏侯氏兩族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形同一族。這種宗族姻親的血緣關係體現在割據勢力中，充分顯示了它的忠誠度，使得曹操進行軍事活動時有一個很堅強的後盾。其次這種宗親關係的向心力也非其他關係能比，如曹休本因戰亂避於江東，後“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雖歷盡艱辛，卻不畏之而退，足見這種宗親紐帶的魅力所在。
4、依附
人身依附關係是一種經濟政治關係，而依附者中的傑出人才也是曹操集團的人才來源之一。曹氏集團內的依附關係主要體現在其與部曲的關係上，最為典型的當然莫過於前面所提到的韓浩、史渙和典韋三人，他們雖都是曹操陣營裡赫赫有名的戰將，但是他們卻都是部曲出身，由依附於曹氏夏侯氏之後才被提拔為將。
樂進
還有一種似客非客的依附關係，如陽平衛國的樂進。樂進在建安初年“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而在《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中亦載曹操“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雖沒有明確說是部曲或客，但是從他和曹操間的關係可判斷樂進與曹操之間亦為一種依附關係。
5、納降
在漢末軍閥割據的戰亂年代，納降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招攬人才的軍事方式。曹操一生經歷過大大小小不少戰役，兼併過不少割據勢力。在和呂布交戰中，招降了袁渙、陳群父子、張遼等有名人物；在和袁紹集團的作戰期間，主要有許攸、張郃、陳琳、牽招、王脩、李孚等人來降，此間本和劉表聯合的軍閥張繡亦來降；在建安十三年（208 年）平荊州及其以後，降者包括名士韓嵩、鄧義、大將文聘、蒯越等十五人。
陳群
還有一些人物零星來降，如馬騰部將龐德，韓遂心腹成公英等等，此處暫不一一列出。從這些歸降的人物來分析，因主將戰敗，被逼投降者居多。這些人物中，亦有本來就被薦舉過者，如陳群，為荀彧“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之一。有的是應了良禽擇木而居之語，因主帥對其不好而來投奔，如許攸，在官渡之戰緊要關頭時，因“不得志，遂奔曹操”。從總體來看，這些受降者相對素質都較高，如陳群、張遼、張郃及文聘之流，文者智，武者勇，他們的加入對曹操陣營的擴大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6、投效
除以上所列各種方式之外，還有一種人才主動來投效的方式。我們可以把主動來效者分成兩種類型，其一，為有深邃敏銳的洞察力的奇才異士，他們根據當時的各種形勢，能識人，主動來效曹操，這類人裡主要有荀彧、郭嘉、賈詡、桓階、董昭、劉馥等。 早在建安元年（196年）以前，荀彧和郭嘉就從強盛的袁紹集團中出來投奔到寡弱的曹操處；當官渡之戰曹操形勢危急的時候，賈詡說服張繡投曹；董昭，在曹操領兗州時就說張楊：“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群。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
劉馥
建安元年（196 年）協助曹操迎漢獻帝都許。再如沛國相縣劉馥，本是袁術帳下吏，“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俱詣曹操”。以上這些人投效曹操，都體現了他們敏銳的洞察力，同時亦體現了曹操集團建立之後的吸引力，以及曹操在割據爭霸中表現出來的勝人一籌的政治能力。第二種來投效的人物主要是一些擁有兵力可是不夠自立，希望投靠曹操以求自保者，主要人物有：任峻、于禁、李典、李通、許褚、婁圭、王忠、張燕等。這些人大部分是地方豪霸，自身領有一定的武裝，除了農民起義軍將領張燕是在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平定冀州後才來投效之外，他們都是在曹操起兵之初或是在建安初年迎漢獻帝都許之後就主動來投，這是一種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為一體的投靠，除了自保之外，當然不可避免的還存在著能夠“聞達於諸侯”之想法。綜上所述，曹操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及其他的各種方式來聚集人才，不僅其渠道方式多樣，而且各種方式相互貫通，綜合運用，對曹操集團人才的多樣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人才來源多樣性的原因
不論是從人才的社會身份特徵還是從人才與曹操的結合方式來考慮，都體現了曹操集團里人才來源的多樣性，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地域原因，集團的地域移動導致了集團人才來源的多樣性。伴隨著軍事擴張，曹操集團需要不停地變換軍事活動區域，使得曹氏陣營中的人物來自不同的地域，這就為曹操集團成員們的身份特徵多樣化及他們與曹操結合方式的多樣化提供了契機。其次，“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這一舉措極具政治效應。一方面是因為漢末時期，雖割據征戰不斷，但一直未出現一個能夠取代漢天子的角色，“漢朝還沒有完全失去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劉姓皇帝仍然是深受儒家君權正統觀念薰陶的文人士大夫們心中的一面旗幟。另一方面是因為兩漢儒學所宣揚的儒家君權正統觀念深入人心，士大夫多尚氣節，而且東漢世家大族正處於上升時期，名節之士經歷黨錮之禍後，贏得了天下人心，他們推崇漢廷的觀點自然也左右了當時的輿論。
因此曹操迎漢獻帝都許這一舉措不僅使得其政權獲得了合法性，而且還具有了收系人心的優勢。曹操利用都許使得漢朝原班一些人馬也隨之而來，建安元年（196 年）八月，“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贈沮俊為弘農太守。”
孔融
同時還徵名望很高的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太中大夫，如此種種舉措以表明自己對漢廷的忠心和用人的誠意，其實曹操自為司空成立司空府後，“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但是曹操站在朝廷的角度，比其他軍閥在政治上自然要高一層次，如為了安撫江表的孫策，他可以表其為討逆將軍，拜吳侯。在徵辟孫權麾下的華歆、王朗之時也可以名正言順，使孫權無法直言拒絕。曹操迎漢獻帝都許這一事件也使得一些有識之士對他刮目相看，如賈詡，看出了曹操的政治才能，投效於他。因此，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舉措為他擴充人才，積累了政治資本。再次，“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曹操依靠宗親和豪門大族的同時，也不忘提拔庶族單家裡有能力的人才。如陳郡梁習，本“為郡綱紀”，後來曹操辟召，之後發現其“所在有治名”，便“以別部司馬領幷州刺史”，事實證明曹操的選擇是正確的，梁習所治之幷州“政治常為天下最”。知人善任亦是曹操用人政策中的一大特色。他鼓勵群下推薦人才，依據不同人才的各自特點來加以利用 ，如《三國志》卷十四《魏書·郭嘉傳》所載：“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悅焉。”可見，曹操用人並不拘泥於形式，因此他的用人政策和方式也是其集團人才多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曹操能夠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所以才使得集團成員都能夠積極地為曹操服務，使得集團不斷壯大。
閱讀更多 東風閣紫門紫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