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戴錦華教授:共同的記憶——親歷“疫情”與“宅生存”


對話戴錦華教授:共同的記憶——親歷“疫情”與“宅生存”


1-親歷“疫情”和“宅生存”



程亞婷 : 過去一個多月,大部分人都開始在家裡蹲的生活,面對疫情,每天每個人都會有海量信息的湧入。我們獲得了所謂的“在場感”,通過微信朋友圈、公眾號和各種報道,感覺到我們可能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想問問您,我們怎麼在所謂的“親歷”當中去學會辨別、學會思考?


戴錦華 :這個問題好難回答。我生命當中好像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時間,兩個月我幾乎沒出門,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怪誕的經歷。當然,這種怪誕經歷本身可以叫“親歷”。但是,如果你說這個席捲了全國、現在在全球蔓延的疫病,其實我不曾親歷。真正親歷的是那些染病的人,是那些在一線救助的醫護人員,是那些不能躲在家裡的勞動者,他們才配得上“親歷”這個概念。


面對這種層次的大危機,無知的、被動的狀態會造成無助感。但是,另一種無知是因為信息過度,四面八方傳來相互矛盾的、不能彼此印證的信息。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有另一種茫然、另一種惶惑。有的時候,新媒體、互聯網極大地幫助了我們的視野,拓展了我們自主學習的可能。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說,我們並不比舊時代的人們遭遇這種事變的時候更有把握。這個時候,面對信息爆炸,面對海量信息難於分解、難於判斷的時候,我們可能所依憑的還是我們在歲月生活和學習當中累積下來的判斷能力,有時候也依賴於構成我們人格的一些基礎性的東西。我一直說做人要保持感到憤怒的能力,但是如何讓自己不被憤怒所操控?這個時候在什麼意義上能夠保持理性的態度?用這種態度去分辨、去選擇什麼是你想做的,什麼是你能做的,什麼是你該做的。


在我們這些安全地宅在家裡的人,所謂“親歷”,可能它的意義就在於你有沒有增加了一些思想的能力,增加了一些反思的能力,對習以為常的東西突然有了一種陌生化的關照。這次事件發生以後,我想起2003年SARS爆發的時候。那個時候我還年輕,我很勇敢,好像沒停課,也沒戴口罩。而這一次不光是我的年齡,整個社會和中國和世界都變了很多。但是我也就特別自責地想到,在SARS消失以後,我就沒有再反思過,我們的社會,就在這樣一場病毒的襲擊之下,可能被迫陷於休克。原來以為我們繁榮的都市生存,便利的都市生存,跟世界無距離的感覺,週末說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說我可以自主地宅在家裡面,享有獨處。最後你發現,可能這一次你確實被宅在家裡,但是是因為你別無選擇。而世界突然那麼遙遠,你哪都不能到達,你甚至可能因為看了趟父母,不能回到妻子兒女、丈夫孩子身邊去。你的一切都被粉碎。在這個時候我們該不該想一想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文明的價值,我們文明生存的脆弱性。


我讀過最悲哀的一句話:我們在歷史中學到唯一的東西,就是我們在歷史中什麼都沒學到。但是我真的覺得當我們不斷重複這句話的時候,也許我們就開始學到一點什麼。


02.


程亞婷 : 剛才講親歷的時候,其實這次流傳比較廣的就是身在武漢的方方,每天更新的方方日記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和爭議。很多人會認為她關注的是比較個人的東西,並不代表整個大的事件。但是可能更多人非常尊重她個體視角的記錄和書寫。不知道您怎麼看待這樣一種紀實和記錄的方式?


戴錦華 : 我自己非常尊重這種方式,當然必須聲明方方是我的朋友,我也非常瞭解她。我覺得方方真是個性情中人。她有很強的正義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點我們倆很像,她是屬於會被人說為不夠成熟的那種人,做人不夠圓融。所以她的作為、她的書寫都在我的對她的認知之中,我非常尊重她的工作,我也能理解她的寫作為什麼會如此廣泛被閱讀,我猜超過了她任何一本小說。所以方方代表著一種聲音。如果每一個人都誠懇地、真切地給我們講述他們經歷的故事,它應該是有意義的分享。


程亞婷 : 您怎麼看她會引起這麼大的一個爭議?可能這也是方方本人始料未及的。


戴錦華 : 方方的正義感,或者說方方性情中人的狀態,使人們可能期待方方會成為某一種社會發言人。然後大家就忽略了,這個時候方方和你我一樣,她也處在這麼一方天地裡,她也是面臨著和我們一樣,比如說我也幹過,去搶了米麵油鹽這樣的傻事,我也在某一天突然發現所有的網購都買不到菜肉的時候,我的那種惶恐。這是一方面,我們期待她表達什麼,而她表達了什麼,或者她只能表達什麼。另外一種,這麼說可能不客觀,但是我強烈感覺到我們的網絡文化,對任何事情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站隊,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形成黑白是非的兩個營壘。然後我們為了戰鬥而戰鬥,為了壓倒對方而不惜語詞,不惜姿態。有些討論是有意義的,但很多時候變成了挺方方、還是黑方方這樣一種粉黑大戰。一旦這種粉黑大戰爆發,真問題就被淹沒。


剛才我們說在歷史中學到什麼,我認為今天整個世界,今天的中國,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沒有先例可援引。世界變得流動性這麼大,全球化變成日常生活的事實。這幾天我觀察北京所有的新發病例都是輸入性的,來自意大利的,來自伊朗的,來自韓國的。我們每個人都在面對全新的現實,每一個問題討論的原來的那些前提,其實都被改變了。我特別希望我們能夠提出問題,而且誠懇地說我沒答案。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真的疑惑於這個問題,我們共同來試一試回答這個問題,而不是迅速做出價值判斷、迅速要求做出一種黑白善惡式的結論。


03.


程亞婷 : 剛剛您也提到了宅生活,現在這個時間特別有合法性。您之前也表達過,數碼技術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連接的方式,現在的情況下再來看待宅生存,會帶給您一些新的啟發嗎?


戴錦華 : 我剛才說了我不認為現在我們是宅生存,我們是自囚,自我囚禁,或者我們被囚禁了。宅生存本身挺複雜的,一邊我們會覺得宅男宅女不是什麼好詞,好像有一種負面的含義,是一些不夠社會化的或者不夠成功的人。另外一邊,宅又似乎被理所當然規劃為未來生存的樣態這樣一種很正面的表達,至少帶有某種時尚性。宅男宅女這個詞都是從日文轉到中文當中,才產生出來的。在日本,就是所謂御宅族,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和特定能指的概念。到了中文世界當中,我們用二次元取代了御宅族,相反把這個宅字拿出來,造了一系列的詞和一系列的想象。


宅生存在中文的語境當中,我們還賦予了獨立性、獨自生存。我關注和思考這個問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了。宅生存如果作為多種生存樣態的選擇之一,任何人都有權利去選擇它,它的存在無可厚非。我要提示的是,在每一個宅裡我們好像是自主的、可以遺世獨立的。但是,兩個東西沒有改變,一是人類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宅生存的程度越高,我們對社會整體機器運行的依賴度就越高。


我有一個不大願意承認的感動,就是疫情期間我們居住和生活的外部機器,一直在舒緩地運行著。某一天晚上我發現所有的網站買不到菜和肉了,我就慌了,然後我就在網上吐了個嘈。第二天我收到了五份快遞來的蔬菜,都是來自我的學生們和朋友們。在家裡待了很久以後,我終於下決心去了趟超市。超市的豐富,每一個貨架滿滿當當,把我驚呆了。我說這個時候這份特定的感動,是因為我知道我躲著的時候,有多少人在路上,有多少人在勞動和生產。包裝得那麼漂亮的豬肉,什麼人宰殺,什麼人在分解,什麼人在運輸。一般思考宅生存的時候我就會發現,我們能宅得住,完全依賴於物聯網和互聯網的順暢運行。


程亞婷 : 這次對於00後和10後,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之前他們會覺得世界就是一個完全豐腴的世界,他們可以全世界地去旅行,他們享受了中國這麼多年來最好的物質生活。比較有趣的一個小觀察,就是快遞小哥作為我們“被囚”生活的、在家門口鏈條的存在感,讓00後、10後有了特別深的感慨。以前可能對他們來說,快遞小哥就是隱性人的存在,但是現在的契機,讓他們對於社會現實,對於豐腴生活,對於人和人之間的支持感,有了不同的感觸。


戴錦華 : 我在肯·洛奇的電影《麵包與玫瑰》當中看到了一個描述,他說現代社會有一種“工作服原理”,就是你一旦穿上統一著裝的工作服的時候,這個人就隱形了。我們進入一個建築的時候,那些穿工作服的人我們是不看的,他們是這個建築的一部分,而不是在這個建築中活動的人的一部分。快遞小哥是一個移動的送貨車。當你說的00後、10後真的會去感知到他們的時候,我們也不白經歷此劫。


我特別希望我們能夠提出問題,

而且誠懇地說我沒答案,

我們共同來試一試回答。


感謝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邀請,

2020讓我們共同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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