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印章是研究官制的重要資料。筆者在收集元代官印資料過程中，注意到一批蒙古國與金朝交戰時期的干支紀年官印。景愛先生編《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中集中收錄了18方此類官印（參見本文表一）。其他學者在介紹其中部分官印時，也將其歸類於金朝官印。陳春霞、劉曉東兩位學者利用這18方官印，撰有《金代干支紀年官印研究》一文，認為干支紀年官印多是金代晚期地方軍政機構鑄造的軍官印。不難發現，學界幾乎一致認為上述官印為金朝官印。本文則從紀年、官制、行政區劃沿革、蒙金戰爭的進程等方面論證了上述官印應為蒙古國官印。重新釐定此類官印的歸屬，有利於相關博物館更正此類官印的展品介紹。
一 金朝和蒙古國紀年及蒙古國對金朝官制的沿襲
年號是中國傳統皇權的重要象徵。尊用年號亦是各級官府依附於某一政權的標誌。漢化程度頗深的金朝統治者，當然應該理解年號的特殊意義。事實上，直到1234年金朝滅亡之前，金朝年號一直被刻在轄區各級官府的官印之上。據筆者統計，《金代官印集》收錄的官印中，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至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號紀年清晰可辨的官印共有65方。例如，興定四年（1220）二月“懷州行部”鑄造的“萬戶之印”、正大六年（1229）七月“行宮禮部”鑄造的“招撫司印”、天興元年（1232）“行部”鑄造的“知事之印”、天興元年“恆山公府”鑄造的“都統所印”以及天興二年二月“潁州總帥”鑄造的“都統所印”。這些官印的鑄造機構既有代表中央朝廷的“行宮禮部”、“行部”，又有地方軍事統帥“恆山公府”和“穎州總帥”。筆者認為，從年號作為一種特殊政治符號的角度理解，蒙金戰爭時期的干支紀年官印不應屬於金朝官印。
蒙古國的紀年，經歷了從十二生肖紀年到干支與十二生肖紀年並用的過渡。據南宋人趙珙所撰《蒙韃備錄》，“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庚辰年即公元1220年。不過，蒙古國十二生肖紀年的方式並沒有因干支紀年的出現而廢止。
蒙古國時期尤其是成吉思汗時期，蒙古國在漢地的統治基本是仰賴歸降蒙古的漢地武裝，而官制也多是照搬金朝官制。正如陳高華先生所言，當時“降蒙官員、將領所授官職，一般均沿用金朝制度，常出於本人的請求”。另一方面，歸降蒙古的漢地武裝頭目（因世襲任職，常被稱為漢世侯）往往自行任命官員、鑄造官印。1220年春，真定路藁城縣人董俊擔任“右副元帥行元帥府事，佩金虎符仍中山知府”，“得便宜闢置官屬，刻鑄符印”。在蒙古國官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漢世侯鑄造的官印也多會沿用金朝官制。正因為此，此一時期蒙古國官印容易被誤識為金朝官印。
二 部分干支紀年官印考釋
下文筆者簡要列舉《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紀年官印的概況，並就其中4方官印的歸屬進行考釋。
表一：《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紀年官印
<table><tbody>序號
官印名稱
鑄造時間
鑄造機構
館藏地點
備註
1
涿州節度使印
癸未年（1223）七月二十一日
規措所
河北省博物館
036
2
汝陰縣印
壬辰年（1232）三月日
阜陽市博物館
050
3
都綱司印
癸巳年（1233）月日
行尚書省
吉林省博物館
097
4
都元帥府之印
甲申年（1224）九月日
規措所
河北省博物館
172
5
合札左監軍印
甲申年（1224）閏八月日
規措所
河北省博物館
186
6
北京路都元帥府印
己卯年（1219）七月日
203
7
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
乙酉年（1225）十一月初一
規措所
河北省博物館
205
8
萬戶之印
壬辰年（1232）四月日
阜陽市博物館
250
9
徵行都統之印
壬午年（1222）四月日
行部
吉林省博物館
315
10
虎威副都尉印
壬辰年（1232）正月日
山東蒼山縣文化部門
402
11
提控之印
壬辰年（1232）四月日
阜陽市博物館
441
12
提控之印
丁亥年（1227）
行尚書省
淮陰市博物館
442
13
徵行副提控印
辛巳年（1221）八月日
上海博物館
474
14
兵馬都提控印
□巳年六月□七日
遼寧省博物館
475
15
都提控所之印
壬辰年（1232）三月日
阜陽市博物館
496
16
都提控所之印
壬辰年（1232）四月日
阜陽市博物館
497
17
都提控所之印
壬辰年（1232）三月日
阜陽市博物館
498
18
行元帥府經歷司印
壬辰年（1232）十二月
保垣州帥府
濮陽市博物館
550
1，行元帥府經歷司印
1987年4月26日出土於河南省濮陽縣紅星街，印背刻“元帥府經歷司印”、“保垣州帥府造”，側刻“壬辰年十二月”。
壬辰年（1232），為金宣宗天興元年、蒙古窩闊臺汗四年。“保垣州”之名未見於《金史·地理志》和《元史·地理志》。按清朝嘉慶年間楊元錫纂《長垣縣誌》所輯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崇真觀碑”，“當聖朝開創之初，而乃升縣為州”，“有夷山道士李志真者，……一日復寓保垣州。有節使吳帥、經歷劉君久歆德業之尊，遂擇高明之所，地舉以東北隅，觀揭以崇真額”。另有楊元錫之按語曰：“右碑在縣城內崇真觀，……碑文雲開創之初，升縣為州，又云復寓保垣州云云。是元初曾升縣為保垣州矣。《元世·地理志》不載，或升州未久，仍改為縣耶”。上述“崇真觀碑”有力地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由長垣縣（治今河南省新鄉市長垣縣）升格的保垣州為蒙古國的行政區劃；第二，蒙古國時期保垣州確有“行元帥府經歷司”的設置。綜上，筆者認為此方官印為蒙古國官印，而非金朝官印。
2，北京路都元帥府印
該印出土於黑龍江省綏化縣，原載1937年刊羅福頤輯《滿洲金石志》，印背刻“北京路都元帥府印”、“己卯年七月日鑄”。
己卯年（1219），為金宣宗興定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北京路，治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大名城。1215年蒙古將領木華黎率軍攻佔北京。北京為遼西重鎮，蒙古軍佔領北京後，一改以往攻而不守的剽掠式的作戰策略，任命蒙古將領吾也而為兵馬都元帥鎮守北京，同時任命金朝降將寅答虎為北京留守。漢人史秉直則以北京“行尚書六部事”的身份負責吾也而軍府之事十餘年。
1219年北京路在蒙古國的統治之下，隨後更成為蒙古國經略東北的統治中心。由此可見，“北京路都元帥府印”應該屬於蒙古國官印。同時該印也說明，南宋人趙珙《蒙韃備錄》所載，庚辰年（1220）蒙古始用干支紀年的說法，可能僅是針對蒙古中央朝廷而言。
3，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
1954年於河北省保定徵集，印背刻“規措所造”、“乙酉年十一月初一”，側刻“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
乙酉年（1225）為金哀宗正大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年。1215年蒙古軍攻佔興中府（治今遼寧省朝陽市），任命石天應為興中府尹。1216年春叛將張致攻陷興中府，“木華黎討平之”。自此之後，興中府一直在蒙古國的管轄之下。可見，“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應該屬於蒙古國官印。
4，涿州節度使印
1954年於河北省保定徵集，印背刻“規措所造”、“癸未年七月二十一日”，側刻“涿州節度使印”。
癸未年（1223），為金宣宗元光二年、成吉思汗十八年。按《金史·地理志》，涿州為刺史州。興定二年（1218）八月“河北行省以苗道潤軍隸涿州刺史李瘸驢”。可見，直到金朝興定二年涿州仍然為刺史州。1223年“涿州節度使印”表明此時涿州已升格為節度州。涿州節度使應為蒙古國的官職。根據《金史》的記載，蒙古軍最後攻陷涿州的時間是1220年。
餘蔚先生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中已經指出“涿州節度使印”和“興中總管都元帥府印”應該是蒙古國官印。由於餘蔚先生關注的重點是涿州和興中府的政區沿革，因此沒有對蒙金戰爭時期干支紀年官印的歸屬進行整體性的論述。
三 干支紀年官印的鑄造機構
《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紀年官印的鑄造機構有保垣州帥府、行部、規措所、行尚書省。前已述及，蒙古國時期保垣州帥府的設置可驗之於碑刻資料。
行部是指朝廷六部的派出機構，金朝後期設置較為廣泛。蒙古國轄區很早就有“行部”的官稱。1214年蒙廷授予王檝“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如前所述，1215年蒙古軍攻陷金朝的北京之後，史秉直長期擔任北京“行尚書六部事”。
規措所，曾為金朝末年的地方官制，主要負責籌措軍需物資等事。“規措所”的前身為“軍前行部”。蒙古汗廷沿用金朝規措所的機構設置，雖缺乏明確的文獻記載，但仍然有跡可尋。1240年窩闊臺汗任命梁泰為“宣差規措三白渠使，郭時中副之，直隸朝廷，置司於雲陽縣”。今天內蒙古博物院藏有一方“宣差規措之印”，該印是回鶻體蒙文和漢文的合璧印。
成吉思汗時期“行尚書省”成為不少漢地世侯的頭銜。例如，1220年嚴實被任命為“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1226年張榮被任命為“金紫光祿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
“帥府”、“行部”、“規措所”、“行尚書省”鑄造官印，反映出此一時期漢地世侯自治地方的政治背景。現有關於元代漢世侯的研究成果尚未注意到這批官印資料。
窩闊臺汗在位中期以後，蒙廷對中原漢地統治機構進行了全面調整。與蒙廷官制改革相同步，漢世侯利用“帥府”、“行部”、“規措所”、“行尚書省”等機構頒發官印的情形亦逐漸減少。窩闊臺汗時期在耶律楚材的主持下朝廷對官印的鑄造、頒發制度亦進行了改革。“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公（耶律楚材——引者按）奏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該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元代官制研究：基於元代官方印章的考察”（13CZS015）階段性成果。）
文章刊於《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第三十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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