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印章是研究官制的重要资料。笔者在收集元代官印资料过程中，注意到一批蒙古国与金朝交战时期的干支纪年官印。景爱先生编《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中集中收录了18方此类官印（参见本文表一）。其他学者在介绍其中部分官印时，也将其归类于金朝官印。陈春霞、刘晓东两位学者利用这18方官印，撰有《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研究》一文，认为干支纪年官印多是金代晚期地方军政机构铸造的军官印。不难发现，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上述官印为金朝官印。本文则从纪年、官制、行政区划沿革、蒙金战争的进程等方面论证了上述官印应为蒙古国官印。重新厘定此类官印的归属，有利于相关博物馆更正此类官印的展品介绍。
一 金朝和蒙古国纪年及蒙古国对金朝官制的沿袭
年号是中国传统皇权的重要象征。尊用年号亦是各级官府依附于某一政权的标志。汉化程度颇深的金朝统治者，当然应该理解年号的特殊意义。事实上，直到1234年金朝灭亡之前，金朝年号一直被刻在辖区各级官府的官印之上。据笔者统计，《金代官印集》收录的官印中，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号纪年清晰可辨的官印共有65方。例如，兴定四年（1220）二月“怀州行部”铸造的“万户之印”、正大六年（1229）七月“行宫礼部”铸造的“招抚司印”、天兴元年（1232）“行部”铸造的“知事之印”、天兴元年“恒山公府”铸造的“都统所印”以及天兴二年二月“颍州总帅”铸造的“都统所印”。这些官印的铸造机构既有代表中央朝廷的“行宫礼部”、“行部”，又有地方军事统帅“恒山公府”和“颖州总帅”。笔者认为，从年号作为一种特殊政治符号的角度理解，蒙金战争时期的干支纪年官印不应属于金朝官印。
蒙古国的纪年，经历了从十二生肖纪年到干支与十二生肖纪年并用的过渡。据南宋人赵珙所撰《蒙鞑备录》，“去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庚辰年即公元1220年。不过，蒙古国十二生肖纪年的方式并没有因干支纪年的出现而废止。
蒙古国时期尤其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国在汉地的统治基本是仰赖归降蒙古的汉地武装，而官制也多是照搬金朝官制。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言，当时“降蒙官员、将领所授官职，一般均沿用金朝制度，常出于本人的请求”。另一方面，归降蒙古的汉地武装头目（因世袭任职，常被称为汉世侯）往往自行任命官员、铸造官印。1220年春，真定路藁城县人董俊担任“右副元帅行元帅府事，佩金虎符仍中山知府”，“得便宜辟置官属，刻铸符印”。在蒙古国官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汉世侯铸造的官印也多会沿用金朝官制。正因为此，此一时期蒙古国官印容易被误识为金朝官印。
二 部分干支纪年官印考释
下文笔者简要列举《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纪年官印的概况，并就其中4方官印的归属进行考释。
表一：《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纪年官印
<table><tbody>序号
官印名称
铸造时间
铸造机构
馆藏地点
备注
1
涿州节度使印
癸未年（1223）七月二十一日
规措所
河北省博物馆
036
2
汝阴县印
壬辰年（1232）三月日
阜阳市博物馆
050
3
都纲司印
癸巳年（1233）月日
行尚书省
吉林省博物馆
097
4
都元帅府之印
甲申年（1224）九月日
规措所
河北省博物馆
172
5
合札左监军印
甲申年（1224）闰八月日
规措所
河北省博物馆
186
6
北京路都元帅府印
己卯年（1219）七月日
203
7
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
乙酉年（1225）十一月初一
规措所
河北省博物馆
205
8
万户之印
壬辰年（1232）四月日
阜阳市博物馆
250
9
征行都统之印
壬午年（1222）四月日
行部
吉林省博物馆
315
10
虎威副都尉印
壬辰年（1232）正月日
山东苍山县文化部门
402
11
提控之印
壬辰年（1232）四月日
阜阳市博物馆
441
12
提控之印
丁亥年（1227）
行尚书省
淮阴市博物馆
442
13
征行副提控印
辛巳年（1221）八月日
上海博物馆
474
14
兵马都提控印
□巳年六月□七日
辽宁省博物馆
475
15
都提控所之印
壬辰年（1232）三月日
阜阳市博物馆
496
16
都提控所之印
壬辰年（1232）四月日
阜阳市博物馆
497
17
都提控所之印
壬辰年（1232）三月日
阜阳市博物馆
498
18
行元帅府经历司印
壬辰年（1232）十二月
保垣州帅府
濮阳市博物馆
550
1，行元帅府经历司印
1987年4月26日出土于河南省濮阳县红星街，印背刻“元帅府经历司印”、“保垣州帅府造”，侧刻“壬辰年十二月”。
壬辰年（1232），为金宣宗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保垣州”之名未见于《金史·地理志》和《元史·地理志》。按清朝嘉庆年间杨元锡纂《长垣县志》所辑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崇真观碑”，“当圣朝开创之初，而乃升县为州”，“有夷山道士李志真者，……一日复寓保垣州。有节使吴帅、经历刘君久歆德业之尊，遂择高明之所，地举以东北隅，观揭以崇真额”。另有杨元锡之按语曰：“右碑在县城内崇真观，……碑文云开创之初，升县为州，又云复寓保垣州云云。是元初曾升县为保垣州矣。《元世·地理志》不载，或升州未久，仍改为县耶”。上述“崇真观碑”有力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由长垣县（治今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升格的保垣州为蒙古国的行政区划；第二，蒙古国时期保垣州确有“行元帅府经历司”的设置。综上，笔者认为此方官印为蒙古国官印，而非金朝官印。
2，北京路都元帅府印
该印出土于黑龙江省绥化县，原载1937年刊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印背刻“北京路都元帅府印”、“己卯年七月日铸”。
己卯年（1219），为金宣宗兴定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北京路，治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1215年蒙古将领木华黎率军攻占北京。北京为辽西重镇，蒙古军占领北京后，一改以往攻而不守的剽掠式的作战策略，任命蒙古将领吾也而为兵马都元帅镇守北京，同时任命金朝降将寅答虎为北京留守。汉人史秉直则以北京“行尚书六部事”的身份负责吾也而军府之事十余年。
1219年北京路在蒙古国的统治之下，随后更成为蒙古国经略东北的统治中心。由此可见，“北京路都元帅府印”应该属于蒙古国官印。同时该印也说明，南宋人赵珙《蒙鞑备录》所载，庚辰年（1220）蒙古始用干支纪年的说法，可能仅是针对蒙古中央朝廷而言。
3，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征集，印背刻“规措所造”、“乙酉年十一月初一”，侧刻“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
乙酉年（1225）为金哀宗正大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兴中府（治今辽宁省朝阳市），任命石天应为兴中府尹。1216年春叛将张致攻陷兴中府，“木华黎讨平之”。自此之后，兴中府一直在蒙古国的管辖之下。可见，“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应该属于蒙古国官印。
4，涿州节度使印
1954年于河北省保定征集，印背刻“规措所造”、“癸未年七月二十一日”，侧刻“涿州节度使印”。
癸未年（1223），为金宣宗元光二年、成吉思汗十八年。按《金史·地理志》，涿州为刺史州。兴定二年（1218）八月“河北行省以苗道润军隶涿州刺史李瘸驴”。可见，直到金朝兴定二年涿州仍然为刺史州。1223年“涿州节度使印”表明此时涿州已升格为节度州。涿州节度使应为蒙古国的官职。根据《金史》的记载，蒙古军最后攻陷涿州的时间是1220年。
余蔚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中已经指出“涿州节度使印”和“兴中总管都元帅府印”应该是蒙古国官印。由于余蔚先生关注的重点是涿州和兴中府的政区沿革，因此没有对蒙金战争时期干支纪年官印的归属进行整体性的论述。
三 干支纪年官印的铸造机构
《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纪年官印的铸造机构有保垣州帅府、行部、规措所、行尚书省。前已述及，蒙古国时期保垣州帅府的设置可验之于碑刻资料。
行部是指朝廷六部的派出机构，金朝后期设置较为广泛。蒙古国辖区很早就有“行部”的官称。1214年蒙廷授予王檝“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如前所述，1215年蒙古军攻陷金朝的北京之后，史秉直长期担任北京“行尚书六部事”。
规措所，曾为金朝末年的地方官制，主要负责筹措军需物资等事。“规措所”的前身为“军前行部”。蒙古汗廷沿用金朝规措所的机构设置，虽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仍然有迹可寻。1240年窝阔台汗任命梁泰为“宣差规措三白渠使，郭时中副之，直隶朝廷，置司于云阳县”。今天内蒙古博物院藏有一方“宣差规措之印”，该印是回鹘体蒙文和汉文的合璧印。
成吉思汗时期“行尚书省”成为不少汉地世侯的头衔。例如，1220年严实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1226年张荣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
“帅府”、“行部”、“规措所”、“行尚书省”铸造官印，反映出此一时期汉地世侯自治地方的政治背景。现有关于元代汉世侯的研究成果尚未注意到这批官印资料。
窝阔台汗在位中期以后，蒙廷对中原汉地统治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与蒙廷官制改革相同步，汉世侯利用“帅府”、“行部”、“规措所”、“行尚书省”等机构颁发官印的情形亦逐渐减少。窝阔台汗时期在耶律楚材的主持下朝廷对官印的铸造、颁发制度亦进行了改革。“诸路官府自为符印，僭越无度，公（耶律楚材——引者按）奏并仰中书省依式铸造，由是名器始重”。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该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官制研究：基于元代官方印章的考察”（13CZS015）阶段性成果。）
文章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第三十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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