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早期佛像
如前所述,佛教的傳入路線可能還存在川滇緬道、交廣道等所謂“佛教南傳之路”,天竺僧人康僧會就是自交趾到孫吳都城建鄴“設像行道”的。
當康僧會來到建鄴設像時(赤烏十年,247年),吳人對佛像還十分陌生
“時吳國以初見沙門,睹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吳主孫權“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日: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造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怪誕,乃謂會日: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
康僧會果得舍利,於是孫權為之立寺造塔,出現了南方第一寺——建初寺,於是佛法大興於江左。可能受其影響,當時的宮廷畫家曹不興率先摹寫佛像,弟子衛協繼之,曾作《七佛圖》,此後東晉顧愷之畫維摩詰,戴逵更擅佛像製作,南方佛像經精英階層的推廣,漸行於社會各階層。
曹、衛、顧、戴的佛像作品面貌今已無從得知,但其時的佛像實物已廣泛發現於長江下游的建康、中游的武昌及上游的四川等地,分屬三國吳、蜀之地。這時的佛像作品雖大多以飾物的形式附屬於其他器物,但已具備了明確的佛像特徵,是佛教初傳南方時期的最早遺存,從年代上要早於北方。
吳、蜀二地的早期佛像也存在著明顯的時代和地域差異,總體來說,蜀地佛像多見於搖錢樹,佛像多施無畏印吳地佛像多見於陶瓷魂瓶、銅鏡等器物,多禪定印,多與蓮花紋結合,二地佛像的差異可能與佛教的源頭和輸入途徑有關,蜀地或與川滇緬印道關係密切,吳地或與交廣道關係密切。
在佛教初傳時期的南方民間,佛、道、巫往往結合在一起,常在喪葬儀式中有所體現。魂瓶或許就是寄託了這種民間信仰的物品,埋入墓葬可以助靈魂昇仙,為生者祈福,正如吳縣獅子山魂瓶龜背銘文所記:“用此靈,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
佛像銅鏡是吳地流行的另一類早期佛教遺物,始於三國前期,盛於三國後期至西晉,東晉時衰落。
包括佛像蘷鳳鏡與佛獸鏡兩類。夔鳳鏡以湖北發現最多,其次是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在日本等國博物館均有收藏。一般以四瓣柿蒂紋將鏡背分為四區,每區兩隻相對風鳥,四葉瓣中均有佛像,後有背光,間有飛天。佛獸鏡包括畫紋帶和三角緣兩種類型,除湖北、浙江等地外,日本有大量發現,尤其三角緣佛獸鏡均出自日本。畫紋帶佛獸鏡的主紋是佛像和神獸,如湖北鄂城出土的一件畫紋帶鏡鏡心是一立一坐兩尊佛像,坐像趺坐於仰蓮上,立像手持連枝。
日本所藏的佛獸鏡組合似更為複雜,由二或三尊像構成一組,或立或坐,立像持蓮枝,坐像趺坐於蓮座上。佛獸鏡的圖案較為豐富,有的佛像與東王公、西王母同被供奉,有的佛像著神仙冠式或士大夫服飾。此類銅鏡的年代大致在三世紀中至四世紀初。日本現存佛像鏡出土於京都、奈良、名古屋、千葉、東京、岡山、野馬、長野等地,佛的形象較吳地出土魂瓶上的佛像要豐富複雜得多,王仲殊認為這些佛像鏡可能是吳地工匠東渡日本所造。
上述長江中下游發現的飾有佛像的各類器物大致處於同一時代,最早可早到三世紀晚期,最晚可晚到六世紀初期,最盛行的年代是三國後期至西晉。雖然這個地區的佛像存在著地域差異(中游以青銅佛像為主、下游以陶瓷佛像為主),但佛像造型特徵基本一致,總體上接近於中原系統,除武昌蓮溪寺帶飾佛像外,所受南海系統的影響不大。
此時還沒有出現獨立的佛像,而是附屬於日用器具或喪葬用品上,且帶有顯著的與傳統信仰融合的特徵,正反映了佛教初傳時期人們對佛像的看法,即把佛像視作闢除不祥或祈福的工具,與傳統的黃老神仙思想一樣,這點也與初傳時期的北方佛教信仰相似。
文獻對東晉以前的蜀地佛教沒有記載,直到東晉時期,才出現了僧人入蜀的記載,永嘉之亂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佈,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但在長江上游的考古工作中陸續發現了大量東晉以前的佛像,年代主要集中於漢末至蜀漢之間,這些珍貴的遺物對探討蜀地佛教傳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南方龕像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佛教在義理及修習方式方面皆產生了一定的差異,南方佛教與北方重禪修不同,較注重義理,並且多與魏晉玄學結合在一起,以清談、講經為時尚,故而南方少有石窟,而多宏偉巨構的寺院,寺院多為木構,極少留下遺蹟,因此南方佛教遺存遠不如北方之多。
今所發現的南方石窟寺遺蹟以摩崖造像為主,一般是寺院的組成部分,如南京棲霞山石刻、新昌剡溪大佛皆屬南朝的大型造像,像前原有木構殿閣,不過皆已不存;川北廣元一帶發現了不少六世紀的石窟,以佛殿窟為主,也有少量塔廟窟。
南方造像除釋迦外,多無量壽佛和阿彌陀佛,也有少量釋迦多寶對坐形象。自漢末、蜀漢時期出現大量附屬於器物的佛像以後,南北朝時期的蜀地也出現了佛教摩崖造像,益州(今四川成都)逐漸發展成為南朝長江上游的佛教中心。
南北朝時期的蜀地石窟數量不多,僅在川北廣元一帶發現了一些石窟造像,主要是廣元千佛崖和皇澤寺,屬於北魏後期至北周時期。幹佛崖石窟位於廣元城北,現存洞窟54個,造像7000餘軀;皇澤寺位於廣元西,現存窟龕50個,造像1203軀。
廣元石窟窟龕和造像風格與中原北魏晚期洞窟接近,這表明當時中原石窟造像風格已影響到川北,此二處石窟寺以佛殿窟為主,主要造像有釋迦、無量壽和彌勒。其中千佛崖石窟在廣元石窟中年代最早,洞窟為馬蹄形,窟內鑿一佛二菩薩;皇澤寺年代略晚,包括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龕式佛殿窟兩種。
除川北石窟寺外,成都萬佛寺造像也是南北朝蜀地佛教文物的重要代表,從清光緒年間開始,陸續出土了200多尊佛像,是南朝佛教造像的代表。
從造像風格來看,這批佛像顯示出濃厚的南朝風格,莊重而端雅,其中一尊像是梁武帝的孫子一益州刺史蕭庖在大通元年(529年)所造釋迦立像,可作南朝後期造像的典型代表。萬佛寺造像的內容以無量壽和彌勒佛為主,反映淨土思想是當時南朝佛教的主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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