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天安
很高興可以回答你的問題。先擺觀點，我覺得《史記》三千人的描述是很有可能的。我看了其他很多答案無非從作者權威性的角度出發，因為《尚書》是偽作，《史記》是司馬遷寫的，所以《史記》是對的。
但是司馬遷寫史記時其實也有一些誇大其詞、捕風捉影的地方，不見得司馬遷寫的就一定是對的。但我為什麼還是贊成司馬遷的觀點呢？下面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論證我的觀點。
1、牧野之戰中不管是史記還是尚書都有一個共同的描述，即戎車三百輛，按照古時戰爭標配，一輛戰車包括駕車、戰鬥、護衛應該有五人以上，所以後來史書中才說“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
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史記·周本紀》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尚書·牧誓》
2、從描述來看，當時戰爭規模並不小，武王誓師時說，今天有這麼多友邦的君主，還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都來協助我，千夫長是統帥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將領，從千夫長、百夫長比較靠後的排序可以看出三千虎賁相比當時的戰爭規模也是合理的。
“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史記·周本紀》
3、另外稍微冷僻點的資料裡也可以找到線索。從《周禮》可以看到和平時期虎賁常設的數量也有近千人，戰時緊急動員加上號令各諸侯一起，到達三千人是很有可能的，反而大決戰時只有三百虎賁才是反常的。
虎賁氏，下大夫二十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周禮·夏官司馬·敘官》
4、再說一個有意思的，《戰國策》裡說了個故事，當年齊王替周朝解秦之圍，向周君討要九鼎，周君的一位謀士對齊王說：“周武王討伐殷紂王得到了九鼎，運送一個鼎就用了九萬人，九鼎一共用了八十一萬人，現在恐怕我們想把九鼎給您您也運不走啊！”於是齊王作罷，題主您看看周初這是什麼戰爭動員能力，雖然肯定有誇大，但和這比起來，三千和三百的差別就算不得什麼了吧？
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齊王乃止。
歷史真相當然已經被掩埋，只能從其他材料中去側面求證，綜上，我覺得虎賁三千是更合理的說法。
我是路遙知，原創不易，如果覺得有幫助歡迎轉發關注，謝謝！
路遙知
很可能《史記》是對的！
司馬遷是漢代皇家史官，他掌握的史料，在漢代一定是全國最多的，在清代金石學興起之前，後人對漢以前史料的掌握都不可能超過司馬遷。而當時雖然距武王伐紂的年代已經很遠，但不足一千年。約相當於北宋到今天的年代差距。北宋年代的史書，我們今天尚能夠拿出來討論一下是否存在謬誤，同理，周代的記錄，司馬遷也有辦法考證其中謬誤。
商代到漢代的歷史記載，因為文字尚不夠成熟，社會尚不夠發達，比北宋至當今的記載，肯定不夠詳細，但同樣原因，其出現“道聽途說”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因此，去偽存真的難度也要小得多。
今天有考古發現，漢代同樣會有，同前述原因，漢代獲得商周文物的可能也很大，司馬遷可能借助它們修正史料記載的錯誤。
司馬遷對古代史料的記載也是很認真對待的，他指出過史書中有很多謬誤。《尚書雖有部分周商代及周初遺文，但大部分成書於戰國以後，且有大量偽書及後人附會，謬誤不會少。他寫《史記》也並不完全依賴史書，而經過了大量的走訪和實地考察，從實際來看，三百虎賁對付商紂王是完全不夠的，當時的商王朝，世界一流的大國，國力之強盛，紂王失敗很大程度上的原因也是因為忙於征討東夷而被周乘虛而入，因此，三千的可能性更大。
後來的考古發現也證實，《史記》中部分完全找不到其他史書映證的章節，竟然是出乎意料的真實，例如《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表。
綜上，對該事件的敘述，《史記》的可信度更高。
學渣慶哥
因成書時代不同，再一個作者也不同，因為對同一件事的看法也會有差異，再加上時間流傳，有一些資料可以沒流傳到成書的年代。所以內容也會不同。《史記》是紀實性的，真實性應大一些。
因為尚書不是某一個人寫的歷史。而是後人對上古典籍的彙總。能找到的上古典籍，最早就是堯典。其實也是假作的。不可能是那時人寫的。
《史記》的記載和其他典籍不一。現在更多還是偏向信史記。《史記》非常的牛。對商周的帝王世系都記載明確。一開始歷史學家還以為司馬遷胡扯的。後來甲骨文出土，殷商的帝王世系和史記記載一致。印證了史記的可靠。
《尚書·周書》，是周武王伐紂的誓師詞。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率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與商戰於牧野，作《牧誓》。它是一篇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文獻。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所錄與通行版稍異。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統率大軍伐紂，臨戰前在商都朝歌南七十里的牧野，發表了一篇戰爭動員令，即這篇《牧誓》。內容是訓誡從徵的將領和參戰的個諸侯卜國首領。先是列舉紂王的主要罪狀，後講到如何列陣攻擊，如何對待投降的敵人，嚴明軍紀等。
在甲子日黎明時分，周武王率領軍隊來到商國都城郊外的牧野，在那裡舉行盛大的誓師。武王左手持黃色的大斧，右手拿著繫有犛牛尾巴的白色旗幟指揮全軍。他說：“多麼遙遠啊，我們這些從西方來伐紂的人!”武王說：“哦! 我們友邦的國君們和執事的大臣們，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們，以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的人們，舉起你們的戈，排列好你們的盾，豎立起你們的長矛，我要發佈誓詞。”
武王說：“古人說：‘母雞是沒有在清晨報曉的；若母雞報曉，說明這戶人家就要衰落了。”現在商紂王只聽信婦人的話，對祖先的祭祀不聞不問，輕蔑廢棄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卻對從四方逃亡來的罪惡多端的人，推崇尊敬，又是信任任用，以他們為大夫、卿士。這些人施殘暴於百姓，違法作亂於商邑，使他們殘害百姓。現在，我姬發奉天命進行懲討。今天的決戰，我們進攻的陣列的前後距離，不得超過六步、七步，要保持整齊，不得拖拉。將士們，奮勇向前啊！在交戰中幾次不超過四、五回合，六、七回合，就要停下來整頓陣容。奮勇向前啊，將士們！希望你們個個兒威武雄壯，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前進吧，向商都的郊外。在戰鬥中，不要攻擊制服從敵方奔來投降的人，要用他們為我們自己服役。奮勇前進啊，將士們！你們如果不奮力向前，你們自身就會被殺。
今古雜壇
現在流傳的《尚書》，是晉人偽作。《史記》成書時間更早，且未經漢末晉初的戰亂破壞，有可能參考到更早的歷史資料。從這個角度說，《史記》記載真實性應該更高。
但個人認為，除非是研究歷史專業，其他人沒有必要太過拘泥歷史記載的細節，畢竟歷史是主觀的產物，就算對照當時的記錄，作者還是會根據自己的理解、需要進行再加工處理。非歷史專業人讀歷史書，或許應該關注的點在於大局、大勢，人的思想和行為。抓大放小，不要只以知道了一堆故事為最大收穫。
霜華滿袖1
按照學者們的觀點，更偏向於《史記》是對的。因為古文《尚書》已經被證實是偽作了。而《史記》確實是司馬遷寫的，還有個真人頂著。
但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自己也不保證他寫的就是真實的。他是史料的收集整理者。他自己也說，他寫史記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對於自己也不能分辨真偽的，也會把各種說法都寫進去。例如在《老子韓非列傳》中，他把老子的各種說法都記錄進去了。
司馬遷在裡面也寫過很多故事。例如，劉邦母親和龍那啥以後，生下劉邦。其中故事化的情節描述，真是不敢認同。畢竟，沒人能把當事人拿錄音錄下來。尤其是“烏江自刎”這樣的事，也被描述的如此身臨其境。
（文|勇戰王聊歷史）
勇戰王聊歷史
相對來說《尚書的》準確率高點，還未進入封建社會，生產力相對低下，當時華夏很多地方還是原始部落，能有300人的虎賁精銳已經非常厲害了。據考古研究發現《史記》對很多的歷史記載存在誇大的嫌疑。
史哲作家李雙
我認為三百對。
寇米根
應該以《史記》為準，因為虎賁是保衛武王的軍隊，不可能那麼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