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沒有其他近代史事件像1898年的戊戌變法那樣給人造成如此錯誤的印象了。我們常常會聽到一種歷史感慨：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麼保守和腐敗，戊戌變法能夠成功的話，中國也許不會有這麼多苦難，它會和日本經歷明治維新一樣迅速實現現代化。實際上，這種議論是不瞭解1903年以後清王朝的變化。
自1901年局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加劇後，清廷所實行的改革比戊戌變法時的方案要大膽激進得多。雖然慈禧太后並沒有撤銷1900年以十萬兩銀子捉拿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知識分子的通緝令，光緒皇帝仍然被軟禁，但是20世紀初年開始的新政卻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改革。它帶來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大一統王權被推翻。
在今天的這篇文章中，金、劉兩位老師分析了清末王權衰落與地方主義膨脹的現象與原因，證明超穩定系統在受到西方文明衝擊後基本的行為模式，即防衛現代化失敗導致意識形態局部認同危機後，不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如何推動政治構變遷，它的結局只能是一體化上層組織的解體。
王權衰落與地方主義
為什麼清末全面改革會導致官僚組織解體呢？意識形態的變異雖然可以轉化為一體化推行改革的動力，但它的直接後果卻是削弱了大一統官僚機構的組織基礎。在中國傳統一體化結構中，儒家意識形態分別是社會上（官僚機構）、中（鄉紳自治）、下（家族宗法組織）三個層次權威的合法性來源，從而把三個層次聯成一體，使三者能互相協調。
換言之，一體化結構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認同之上的，認同危機帶來的社會觀內容的改變會立即導致其上層組織凝聚力減弱。首先是地方主義的膨脹。本來，儒臣對大一統之認同是各級地方政府服從中央之機制，現在大一統國家學說被憲政和地方分權取代。地方主義找到合法性根據，地方政府就可以明目張膽地與中央對抗。
晚清地方主義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00年庚子事變時的“東南互保”。 戊戌變法失敗後，義和團反洋教運動是儒臣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大爆發的導因。這在儒臣對中央和地方關係上表現得最為急切。當時，八國聯軍攻勢兇猛，而慈禧太后草率對外宣戰，她相信中央致各省督撫“保守疆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共挽危機”的通諭，可以調動地方勤王之旅。
但是，兩江總督劉坤一收到勤王救駕命令後，卻先去和盛宣懷及居住在南通的狀元張謇商量。張謇認為保國必先保東南，即保家鄉，劉坤一大為贊同。接到盛宣懷電報後，張之洞、劉坤一決定東南互保。這種做法立即得到十三個省的響應。劉坤一（兩江總督）、張之洞（湖廣總督）、李鴻章（兩廣總督）不但不揮師北上護駕，反而協商與各國簽訂“兩不相擾”的互不侵犯條約。這種在國防軍事行動上抗拒中央指令，在外交主權上擅自做主的非分之舉，在傳統政治體制中是不可思議的。用胡春惠的話來講，“這些省份儼然已非清帝國轄下省份，而是各自獨立的列邦。”
在儒家國家學說中，保國與維護大一統在意識形態上是畫等號的，當中央皇權受到威脅時，發兵勤王、保衛中央就是保國。
儒家社會觀受到衝擊，儒臣所認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就處於混亂狀態。張謇和劉坤一的思想反映了意識形態認同危機使他們做出和歷代儒將忠君勤王完全不同的舉動。張謇認為愛國應先愛其家鄉，家鄉不能自保時就不能發兵勤王。當時這樣的思想十分普遍。1902年歐榘甲在《新廣東》一文中就這樣論證：“愛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可如何也。”楊守仁1903年在日本印行的《新湖南》中，更是慷慨陳詞：“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鐵血相見，不戁不竦，此吾湖南人對於湖南之公責也，抑亦吾湖南人對於漢種之公責也。”
從愛鄉推及愛省，然後才是愛國的思想方式，正是大一統國家學說認同被破壞、儒生從儒家親情出發來理解新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之表現，它無疑是地方將領在中央危難時發動各省自保的基礎。因此，意識形態的認同危機，使地方主義成為清末普遍潮流。
正如胡春惠所說：“‘省’已成為牢不可破之地域意識。”當時梁啟超大力鼓吹湖南自立，認為在大清帝國無法抗拒列強瓜分中國的條件下，“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後中國有一線之生路”。孫中山認為中國面積相當於有眾多國家的歐洲，各省也應有獨立的自主權。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意識形態認同危機雖推動清廷新政，但兩千多年來牢不可破的大一統信念卻在瓦解之中了。一體化上層組織是以皇權為核心的大一統中央政府。意識形態認同破壞在打擊大一統中央政府的同時，也削弱了皇權的合法性，中國出現日益嚴重的權威危機。
王亞南在對中國官僚政治的研究中指出：封建社會皇權有三大支柱，第一個是亙古不變之天道（基於哲學觀）；第二個是大一統思想（它是社會觀）；第三個是儒家綱常教義（它來自把國家看作家庭同構的意識，即儒家倫理的延伸）。哲學觀和社會觀發生認同危機，皇權意識形態支柱由三條減為一條，權威合法性基礎大大減弱。即使儒家倫理繼續成為皇權合法性的基礎，但滿清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它能否代表儒家倫理綱常所說的道統是可能發生爭議的。
自1901年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摧毀皇權在社會觀和哲學觀上的合法性支柱後，認為滿清無權代表中國道統的觀念便抬頭了。很多知識分子已經不再相信盛行一時的“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保國必先保大清”的說教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應運而生。
1905年8月，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承認清朝在道統上的合法性。當時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展開大論戰，爭論的實質正是清朝在道統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問題。
梁啟超持立憲派主張，認為中國的危機在於社會制度，而不在於滿清統治，因此主張進行政治、經濟制度的全面變革，而不提倡推翻滿清朝廷的革命。《民報》的汪精衛、朱執信認為：自滿清入關後，中國已亡，清王朝不具有道統上的合法性，而且滿清為貴族政府，滿人沒有立憲能力，中國要推行社會改革，就必先進行種族革命。
1902年4月26日，為紀念南明永曆帝覆亡242週年，著名知識分子章太炎、秦力山等人發起大型紀念會，在日本留學生中引起巨大震動。鄒容更明確指出“欲御外侮，先清內患”，以極大的熱忱寫了《革命軍》，呼喚推翻滿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陳天華則斥清政府為“洋人的朝廷”，並以自殺來抗議清廷賣國。
我們可以看到1901年後有一種有趣的文化現象：宣傳西方政治哲學、文化學說的名著，如盧梭的《民約論》（通譯《社會契約論》--編者注）、赫胥黎的《天演論》，居然與鼓吹反清復明和抵抗外族的民族英雄史可法、鄭成功、文天祥、岳飛的書刊同時風行。它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是如何消解皇權三個基礎的。
西方學說可以作為中國正統意識形態的社會觀和哲學觀受動搖後的替代品，並進一步消解皇權的兩根柱石。而當儒家倫理綱常仍作為皇權的第三根支柱時，能動搖它的只能是排滿種族主義和傳統漢民族正統觀念。將排滿種族主義與西學結合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
雖然宣傳排滿復明、以漢民族為道統和推崇新的西學如此不協調，但它們卻能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擴大而興起，與西學互相激盪，成為衝擊滿清王朝統治合法性之潮流。
我們可以用革命社團發展為指標，來刻畫意識形態認同危機如何動搖以皇權為核心的一體化上層組織。革命社團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的出現而產生，在意識形態認同危機發展中不斷高漲，它如同越來越多的小地震，震撼著一體化上層組織的大廈。
本文摘編自《開放中的變遷》一書，參考註釋已省略，學術討論請以原書為準。配圖源於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閱讀更多 雙體實驗室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