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人是社會中的精英？流俗的觀點裡，能當上大官、掙來大錢、出得大名的人，就是社會中的精英。豈料世事的變換，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一些當了大官的在反腐行動中被證明其高級職位不是幹出來的而是買來的，一些賺了大錢的在打假行動中被證明其鉅額財產不是賺來的而是騙來的，一些出了大名的在需要其展示真本領時被證明其過人本領不是真有的而是吹出來的。起初，大眾還對此類人嗤之以鼻、痛斥鞭撻，到後來發現無論怎樣鄙視和批判，此類人照樣存在，而且層出不窮，不斷證實了其手法的可行性，甚至再後來，“劣幣驅逐良幣”，實幹的和有本領的不如跑送的、行騙的、吹牛的，進一步證實了其手法的必要性，導致這些歪門邪道本身即被視為一種本領，掌握這種本領的人便被視為精英的一種，更甚之，只有掌握這種本領被才被視為精英。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如何，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國家的精英決定的。精英之於大眾的意義，就如夜空中的星宿，引領大眾選擇什麼方向、最終走向何方。鑑於此，極有必要追問，誰是真正的精英？
宏觀地看，那些使得社會得以進化和發展的人是社會中的精英；微觀地看，那些從客觀世界中發現了新的現象、總結出新的規律，創立了新的工具理性，使得人類文明得以發展的人，是社會中的精英；那些致力於塑造人的價值理性，使得人類相互尊重彼此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從而為人類從事工具理性的研究提供了外部條件的人，也是人類中的精英。照此標準，錢學森、王敏、錢三強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們，陳寅恪、梅貽琦、蔡元培等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家們，都是社會中的精英；除此以外，那些雖然不直接從事工具理性的發現和價值理性的建構，但是致力於推廣工具理性和傳播價值理性的實踐家們，也是人類中的精英，比如那些能夠敏銳捕捉到自然科學領域的新發現，使得更廣泛的人從這種新發現中獲益的企業家們，那些能夠有力地塑造出人的價值理性共識，使得更廣泛的人從共同認同的價值理性中獲益的政治家們。
衡量一個國家人才狀況，最核心的指標是具有新的工具理性的發現和運用能力，或者價值理性共識的建構和推廣能力的人究竟有多少，這方面的能力究竟有多強。以此審示當今的中國，情況似乎不容樂觀。北大退休教授錢理群曾指出，當前一些大學，包括北大、清華在內，正在培養著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錢理群教授的批判具有更多的道德評判色彩，背後的景象其實更為複雜。按照上文的分析推理，社會中的精英當是之於人類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發現和運用有所助益的人。古語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即便按照該古語之邏輯，獨善與兼濟之間，也不僅是道德上的區分，還有能力的判定。當一些大學生，特別是名校大學生，這些本應當成為精英的一群人，選擇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時，其反映的絕不只是道德上的虧欠，還有能力上的匱乏，這表明“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極可能是有文憑而沒有足夠水平的人，他們在大學裡學到的多是現代社會的辭章而已，並將這些辭章視為高人一等的智慧，除了想方設法適應舊有的體制以外，他們或許根本不具備在現實世界之外想象另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思考能力，除了利用體制之弊讓自己發家致富以外，他們或許也根本不具備讓所有人發家致富的實踐能力。對可能遇到的質疑的回答是，如果這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果真具備了發現和運用新的工具理性的能力，可以為人類科學技術進步做出貢獻，果真具備了建構和傳播價值理性共識的能力，可以為形成一個更美好的共同體做出貢獻，他們怎麼會甘心做一名單向度的“利己主義者”呢？難道這不是對自己才幹的浪費和對自己生命的虛擲嗎？或許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當今不少大學生們，其實是現代性不足的大學制造出來的殘次品，他們自身的庸碌是他們成為利己主義者的關鍵原因，除了利己外他們尚不具備利他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這就是當前我們人才狀況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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