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兩條路線與混合行情
從年度漲跌幅來看，滬指2015年全年累計上漲9.4%，2016年下跌12.31%，2017年回升6.56%，到2018年10月10日為止下跌了18.6%，可以說漲不及跌。如果從3年前5178點的最高點算起，到10月10日的2725點，則累計下跌了47.3%，即嚴重的負增長。標普500企業的盈利中33%來自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向好的世界經濟對美國公司的盈利也有極大的推進作用。自2010年以來，大部分國家經濟增長加速，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近期的報告顯示，2017年OECD追蹤研究的全球45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將持續增長，其中33個國家的增長速度比前一年更快，《華爾街日報》稱這是“過去50年中極為罕見”的現象。這顯然直接惠及美股。金融數據提供商FactSet統計的道指成分股中，自2009年熊市探底至2017年3月3日，美國上市龍頭企業股價漲勢如虹，蘋果股價累計漲幅989%，聯合健康保險上漲752%，耐克上漲457%，迪士尼、波音和杜邦漲幅分別達到559%、482%和347%。科技革命浪潮下，新科技、新概念不斷給股市“煽風點火”，科技股因而已崛起為美股的“定海神針”。全球市值頭部公司，即七大科技巨頭中有六家在美股，其中，美國五大科技巨頭佔美股市值10%以上。
然而，被資本加持的長租平臺並不止步於吃差價，玩起了更高級玩法——金融遊戲，即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更多的房源，然後通過“講故事”去獲得更多的融資，再通過上市實現套現，收割股民的“韭菜”後，全身而退。2018年以來，自如和蛋殼就分別融資了40億元人民幣和1億美元，兩家長租平臺也進入了不惜成本的瘋狂搶房擴張階段。沿產業鏈縱向整合，鎖定互聯網家裝、教育、健康、養老、娛樂、文化等服務於主業開發業務的價值挖潛，既能夠把房產開發相關的外部市場活動內部化，使企業對市場取得更大的控制權，又可以進入高回報環節，還可以增加與其他房企的差異化能力，從而成就行業領先典範。
德國央行表態稱，德國各大城市房價有15%～30%的水分，柏林房價更是被高估達35%。房價飆升連帶著德國租房價格也水漲船高，據德意志聯邦銀行數據，2017年柏林的房屋租賃價格上漲了9%以上，這讓租房比例佔到一半的德國家庭負擔增加，以致人們湧上街頭抗議租金瘋漲。據分析，德國房價上漲有兩大因素，一是人口激增，另一個是外來投資者湧入。新加坡公共住房滿足社會70%～80%的居住需求，可以說是“居者有其屋”的典範。德國模式得益於國民秉性，不適配中國。
進一步講，中國樓市的浮沉除了政策刺激，亦受制於投資渠道缺乏及人口結構的週期性變動影響。正是因為限價政策導致“價格雙軌制”產生，出現了一房難求的現象。開發商對購房者“挑肥揀瘦”，“全款的往裡走，按揭的不要堵在門口，公積金的把小黃車挪走”，真正的“剛需”購房者被排除在外。不僅如此，還有額外收取10萬～30萬元不等甚至高達80萬元的“號子費”、變相收取“茶水費”、綁定裝修或車位等各種暗箱操作。房企轉移資金“不務正業”。地產資本轉到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現象愈演愈烈，如恆大與中科院“聯姻”，計劃在未來10年投入1000億元共同打造三大科研基地，正式進軍高科技產業。儘管中國經濟已從GDP高速發展轉變為高質量發展，但房地產仍是GDP的“大功臣”，再加上其“貨幣蓄水池”屬性，吸納了天量超發貨幣，它在中國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了。軟調控重點一在保障性住房體系，確保民生，“房住不炒”的目的就在於保障居住“剛需”。以當前深圳等試點城市來看，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將是大勢所趨。
金融將成大市場、大政府第一戰場
如今中國已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或許剛開始還能靠所謂的特色來崛起，但當中國走到世界舞臺中央，要融入世界就得以世界的貿易、規則與理念為主，自然無法再以中國特色“自我沉醉”。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只是第一步，未來還需價值觀的重塑，才能真正引領世界。就法權、產權、特權的“三權分立”也是如此，中國不僅樹立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的法權、產權制度規範，同時對特權進行約束與規範，將複雜的當下、散亂的人心，用“三權”破解和收斂，借用湯因比的話來說，中國“有意識地、有節制地融合中國與其他文明的長處”，“其結果可能為人類文明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政府與市場的二人轉”本就是中國模式，即便是“市場化放開大放異彩”之時，政府的力量也沒有完全退場，只是相對弱化；現今，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猛，險將成為失控的野獸，和諧局面被衝擊得一塌糊塗，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政府力量強化。就法權、產權、特權三者之間而言，法權是前提，產權是基礎，特權是例外，既相互聯繫，亦相互分立，體現出權力制衡的況味來。即便進入工業經濟，中國特有的人情社會，也讓部分人因缺乏宗教信仰與契約精神而法治觀念薄弱。
過去國企形成中國式內部人控制，原因一方面是國有企業與生俱來的政治關聯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國式內部人控制，如董事長是由上級部門任命的；另一方面是金字塔式控股結構會形成長長的委託代理鏈條，導致“所有者缺位”。可以想見，一旦國企改革成功，不僅能使之再度成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還能形成一批在國際資源配置中逐步佔切割。國內背景是“大政府”匹配“大市場”的客觀訴求，但以往中國政府與市場的“二人轉”多傾向於“大政府、小市場”，政府管得過多、過寬，使得經濟內生動力不足，但在社會管理、民一、抓住少數關鍵。然而，且不談國有企業有公益類和商業類的區分，既要參與市場競爭又要體現國家戰略意志的事情，只能倚靠商業壟斷競爭類的國企。前者以上海企業混改為代表，其優點在於公眾股東入股的價格在證券市場公開確定，定價程序公開透明，不容易受到“國有資產流失”的質疑；問題在於引入的是以散戶為主的中小股東，缺乏切實的話語權，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國資股東“一股獨大”的局面。後者以央企集團下屬專業化業務平臺的混改為代表，非上市公司通過私募引入戰略投資者，如何合理定價是操作中的核心難點。
在市場化激勵下，擁有高薪、享受優越的條件是行政監管壓不住的。既要央企領導限薪，又要推動“國有企業家”和“產權激勵有效”，如此一來，行政監管與市場化激勵鬧起了衝突。事實上，自十八大以來，國資委先後完成19組36家企業重組，中核與中核建重組後，國資委直接監管的央企數量已由2003年國資委成立之初的196家降至目前的97家，數量已縮減了一半。而對於中型以上企業如科技型企業、輕資產企業等，擁有的核心科技人員大多超過200人，為規避上述人數限制規定，不少企業往往採用委託持股、信託持股、設立專門的持股平臺等方式。這些規避方式增加了法律關係，容易導致雙重甚至多重徵稅、監管成本增加、缺乏公示性、易引發道德或法律風險等問題。據財政部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中國國有資產總額132萬億元人民幣，資產收益率僅為1.74%。對中央而言，意圖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從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變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就國資委而言，則是混改、重組、降槓桿；對地方政府來說，則是整體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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