琪
一代雄王朱元璋開啟了大明王朝。燕雲十六州重歸華夏。但大明王朝王權父子相傳的弊端，必然無法從容應對明未天下亂局。客觀方面第一，天災小冰河時期，民以食為天。民無所養必生禍亂。二，流民四起，中央撫剿無力。三，女真崛起在白山黑山間，努爾哈赤以及其子孫皇太極多爾滾天都是一世之傑。 但明朝滅亡主要原因是崇禎帝。崇禎用人不當，誤殺功臣(袁崇煥)。崇禎:重用東林黨，但東林黨派系林立無法團結。主因是崇禎用人不當。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一帝無能國無寧日。試想如果崇禎和朱元璋互換明朝一定會轉危為安。再度中興，但帝位可以父子相傳，但知人善任運籌帷幄能力卻無法相傳。恰在危難時刻又有李自成起於草莽，華夏大亂。女真興盛於東北。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明亡第一原因是父子相傳的皇權體系。明亡第二原因是崇禎，崇禎個人能力不夠無法應對時局，崇禎在太平盛世或可以成為中興之主，但亂世無力應對。明亡第三原因，對手太強努爾哈赤，皇太極，李自成，張獻忠，等。
閃閃明亮小行星
這個問題應該一分為二地看——當東林中人自己還沒把自己當成“東林黨人”的時候，他們還算得上是正義的；但是當他們也開始以報團取暖的時候，他們和閹黨其實也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了。
我們有的時候會有這樣一種刻板印象——東林黨人好，閹黨壞。為什麼東林黨好呢？因為他們是忠臣。為什麼閹黨壞呢？因為他們結黨營私，而且還和大太監勾結。
如果這麼想，那就會掉進撰寫史書的文人士大夫的陷阱——在他們的筆下，代表了士大夫利益尤其是江南士紳利益的東林黨，自然是好人；相反，那些齊、魯、楚、浙等地所結成的黨羽，不但與他們利益衝突，還跟宦官不清不楚，自然就是壞人了。
誠然，以王陽明心學為主要學術思想的東林書院，所培養出來的學子確實在理念和個人操守上都要比當時朝廷裡的那些濁流高上一層，如楊漣、左光斗等人也確實是公忠體國、寧死不屈。但是在他們死後、崇禎上臺，準備對大權在握的魏忠賢等人展開清算的時候，剩下來的人，就很難說還是不是有當年楊漣們的錚錚鐵骨了。
在崇禎正式開始處理閹黨以後，大批原本搖擺不定甚至倒向魏忠賢的官員抓緊時間撇清和閹黨的關係；而那些曾經被閹黨打壓過的人，不論有無東林背景，全都以東林人自居。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閹黨被打壓，但更多灰色地帶的人也被連帶清算。
閹黨殘餘當然要反擊，而崇禎也意識到讓東林黨一家獨大實在不靠譜。而這種帝王平衡之術所帶來的結果，就是朝堂之上的官員全部在逞口舌之快，和別人抬槓不是因為公事，而純粹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直到崇禎上吊、南明興起的時候，南明朝廷還是在不斷地內訌、鬥爭，直到被清朝徹底一鍋端為止。
我們不得不承認，閹黨裡的官員大多不是什麼好鳥；可是一味與他們搞鬥爭，將國家和民族命運棄之不管的東林黨，就是什麼益蟲了嗎？
青言論史
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極為專制的朝代，明朝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政治層面看，明朝屠殺功臣，興文字獄，運用特務手段搞恐怖政治，行嚴刑峻法，大搞專制集權，東林黨人就是這個特殊歷史時期的悲劇性產物。 
東林黨
東林黨形成於萬曆年間，是以顧憲成和高攀龍等為領袖的一個政治派別，其成員主要是一些在野的或下野的士大夫。東林黨人是官僚階層中，飽讀儒家經典，以天下為己任的“士”。 東林黨領袖顧憲成說過：“官輩毅, 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 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東林書院撰外的樣一副對聯，就是東林黨人內心的寫照：“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領袖黨人對國家前途非常關注。高攀龍提出須官吏在政治生涯中要高揚道德旗幟，從政者必須“兢業”，時時不忘“天理”。他們篤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學格言， 強調個人道德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認為“君子在朝，則天下必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 。” 他們把道德注入政治領域，併為之奮鬥終生 。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根據這種政治道德，就把東林黨人視為一些道德救世論者。東林黨是晚明時期從統治階級中游離出來的一個政治改革派別，東林黨人的活動是一小部分知識 分子發起的政治自救運動。東林黨人在同封建統治集團邪惡勢力的較量中遭到徹底失敗，但他們的悲壯也給後人樹立起一座巍巍豐碑。
東林黨通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諷議朝政，針貶時弊，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統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這種改造首先表現在要求對封建專制皇權 進行一定程度的制約，將其納入孔孟儒學理論的框架之中。萬曆年間的 “ 爭國本”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東林黨人挑起的這場政治旋鬥爭，迫使明神宗屈從於封建社會的正統立儲原則 。
東林黨做過什麼
在“國本之爭”上，東林黨人取得了勝利後，東林黨人又反對神宗派遣礦監稅使到各地肆意掠奪民間財富。萬曆年間礦監稅使每年向宮廷內庫進奉白銀高達1 7 1萬兩，而他們實際 掠奪錢財總數當在千萬兩以上。礦監稅使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激起許多百姓的反抗。東林黨人 本著知識分子的良知，掀起公共輿論，試圖在政治上迫使 神宗作出讓步。在這場鬥爭中，有的東林黨人丟官去職，甚至琅當入獄。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體現了東林黨人試圖對皇權加以某種程度的限制。顧憲成說：“蓋天下有道，非天下自為有道也；天下無道，非天下 自為無 道也。惟王帥之以無道，則無道矣。” 雖然東林黨人未能使神宗屈服，但明神宗臨終前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過失，在遺詔中規定“今後一切榷稅並新造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
“黨”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是一個貶義詞 , 孔子說過，君子“矜而不 爭，群而不黨”，從東漢桓帝、 靈帝年間的黨錮之禍 ，到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門閥， 再到唐代的牛李黨爭及宋朝的慶曆黨爭和元佑黨爭， 朋比為黨一直被人垢病。 東林黨人對“黨” 的認為不同以前，他們認為自己的“黨”，是“同道”、“同志”之意，顯示出東林黨人強烈的社會群體意識。在東林黨人看來，小人可以有黨，君子也可以有黨，他們對“黨”這一概念做了新的診釋。
自東林書院講學開始 ,由參與者共同的思想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張，地域界線被打破，形成了“通乎天下” 的聯盟。這個聰明超出了以往文人結社的範疇，政治意圖十分明顯。當時的萬曆帝極為消極怠政，持續二十多年不上朝，政府機構處於癱瘓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東林黨人形成專制皇權體制外的政治結盟，試圖以理學標準約束糾正皇帝和內閣，“諷議朝 政，裁量人物”，表現出極強的政治主體意識。
東林黨人的政治宗旨是反對君主獨裁。 他們主張削弱君權，“公天下以選舉”輔臣，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東林黨人思想主張有了“吾輩合併為公” 的相對獨立人格意識，行事不再以君主為最高權威，不再以是否對君主和國 家有利為判定是非的標準，而是以“通得天下” 為標準，體現出一種人文主義精神，帶有近代民主 、民權的色彩。
東林黨的作用
東林黨提出的救世主張在明末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還是有一定歷史作用的。但從性質上看 ，東林黨的鬥爭是統治 階級內部某一政治集團發動 的階級自救運動，雖然這種鬥爭具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封建社會後期的地主階級已腐朽 ，東林黨人不可能醫治社會的弊病。無法消除甚至緩和專制制度對社會生產力的束縛。他們抗擊黑暗政治統治所表現出來的”知其不可 為而為之“的抗爭精神，卻是中華民族讀書人身上的正氣，值得後人景仰。 
東林黨人在明熹宗朱由校繼位後曾掌握過一段時期的國政，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當政後一 無建樹 ，甚至還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東林黨人的施政綱領仍然是孔孟程朱之學，他們拿不出任何實用之策，卻一味迷信政治教化，以道德家自居卻無法治救時弊。作為東林黨人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的《東林會約》，把儒家經典奉為治國大綱，當作永恆不變的天理常道 。 東林黨人 的道德觀念頑固而拘泥，憂國憂民的高尚品德與凝固化了的道德觀集於東林黨人一 身，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統 一體。
明末社會面臨的不僅僅是政治間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東林黨人面對國庫空虛 、 小農與市民破產、邊垂危機的社會現實，書生氣十足 ，提不出一套具體有效的政治經濟措施，而是以道德代替一 切 。他們專注於君臣父子的日常倫理，無論是“爭國本” 還是“挺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都無法實現對社會現實的改變。 更為嚴重的是，東林黨人當政後並不致力於國家建設，卻忙於扶植同黨， 佔據首輔 部院長官之位，打擊宿敵齊、楚、浙黨，黨同伐異，使得一批中立者倒向閹黨的懷抱。
東林黨的缺陷
東林黨內部也分成許多門戶，內江不休。 對黨爭有切膚之痛的東林黨人為什麼後亦醉心黨 同伐異呢? 這是與中國君主專制的政治結構分不開的。東林黨人雖深惡黨爭，卻又不得不進 行權力鬥爭，因為只有保住權力，才能保障東林黨人實施其“救國之道”。 隨著時間的推移 ，無何止的黨爭會讓東林黨人失去美好的初衷，很難持久地出汙泥而不染。 東林黨又並一個嚴密的政治團體，裡面魚龍混雜，更是無法做到統一。
正是東林黨人也陷入了黨爭，將其他派別推到了同一個戰壕裡面，逼著反對者不得不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籠絡一切可以籠絡的力量，對東林黨進行瘋狂的反撲。 魏忠賢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之後，這些人便圍繞在魏忠賢的周圍，成為打擊東林黨人的統一戰線。東林黨人不得不耗費幾乎全部的精力去對付，根本沒有時間和情力去思考如何拯救時弊。 東林黨人的悲劇表明，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晚明，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黨爭劇烈，即便是東林黨這樣最初充滿救國救民理 想的士大夫，最終也不得不屈服於君主專制的政治結構。
東林黨人有憂國憂民的一面，但他們普遍清高，並無籌邊制寇之略。他們自謂孤持任怨，“然未曾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行，但可謂之聚惡，不可謂之任怨也”。
東林黨的矛盾身份
東林黨人多系江南的士大夫，他們代表的是江南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 江南地主階級強烈要求自由地發展個人經濟，這種經濟蘊涵的新元素己開始衝擊頑固的封建經濟結構。明朝後期，江南地區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 使得商品經濟也得到大幅發展，導致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破 土而出。 這種新的經濟結構引著江南封建經濟進一步轉化， 地主階級對 商品經濟表現出強烈的興趣 ，這些都斌予了東林黨人新的時代進步意義。但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受到封建專制制度殘酷的阻擾和反撲，最終沒有形成氣候。
東林黨人身上集中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們是封建士大夫，他們所有的救時之舉， 都是想贏得最高統治者的支持，而不是想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正如夏允彝所言：“東林操論，不失愛君”。東林黨人的言行代表了工商業者和市民的利益，但是他們最終不能跳出傳統文化和政治結構的束縛 ，不可能徹底地反映市民商人階層反對封建壓迫的經濟要求。也就是說，東林黨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背道而馳的。
東林黨該承擔明亡的責任嗎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人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他們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但他們與齊、楚、浙黨以及閹黨還是有區別的。這些黨派害國，而東林黨最多僅僅是因為歷史侷限性而誤國罷了。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從主觀上說，東林黨人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這種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
人間自有正義在，明王朝的滅亡，主要來自封建制度的腐敗和專制，這個鍋東林黨背不動的。
笑語千年
東林黨有沒有責任不好評斷，可以講一個小故事：明代末年培養了一支火器部隊，這支部隊要開赴前線，經過山東時因為沒有糧餉，飢寒交迫，一個士兵偷了一隻雞吃了，這隻雞屬於王象春——東林大佬；結果是這個士兵丟了腦袋，東林大佬還覺得不夠解氣，還要這支部隊領頭的腦袋；這幫人不得已只有造反。這幫士兵的頭兒叫孔有德。
哀公問宰我
明朝中期，神宗朱翊鈞在位，但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起，神宗開始不上朝，消極怠政。這時期，社會危機加深，政洽上，官員貪汙腐敗經濟上，土地兼併嚴重，皇室宗親，大小官員、鄉紳佔有大量土地，大批農民失去土地，難以維持生存，對工商業者徵收重稅，實行海禁政策。一批飽讀儒家經典的知識分子，在強烈的危機意識的召喚下，蜂湧而起，試圖通過講學、抨擊朝政等方式改變腐朽的政局。
東林黨———個以知識分子為主，胸懷大志、決心改變政治現狀的社會階層出現了，並對以後的統治政治走向產生著重要影響。這個時候明朝已經是強弩之末，即使沒有東林黨的出現也是滅亡的道路。
東林黨的最核心人物是顧憲成。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江蘇無錫人。顧憲成為人正直，敢於上疏直諫，與神宗和首輔王錫爵意見不和，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在任吏部文選郎中時被降職為民。回到家鄉無錫後，顧憲成潛心學術。宋朝楊時曾在無錫建立東林書院講學，後來被荒廢。在弟弟顧允成、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縣令林宰為的幫助下，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重建了東林書院。顧憲成與高攣龍、錢本、薛敷教、史夢麟、于孔兼共同在東林書院講學。顧憲成星不在統治階層之中，但他仍然關心國家大事，他在東林書院寫下一幅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對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東林黨人提出了鮮明的政治主張：是要求皇帝廣開言路，“陛下開誠佈公，公天下為好惡，舍國人為舍用，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ν，任用各種人才，海內共以為賢者，不惜破格用之；二是減輕工商業稅，反對礦稅，打擊礦監、礦使，順應了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這些思想，構成了以顧憲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階層基本的政治基礎和理想追求。
東林黨的黨是朋黨、派系。美國曆史學家黃仁宇曾參與過《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編纂，在寫到東林黨時，他使用的標題是東林書院和朋黨之爭"，他認為"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系¨宗派或者幫夥一類的詞。東林黨是統治集團中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洽階層。東林黨的成員不僅包括在東林書院講學的先生，正直派官吏都可以算作東林黨。
歷史365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
易述浮生
應該負責。原因是：
1、開啟黨爭之禍。身為朝廷官員，處事不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以群黨利益優先，黨同伐異，朝廷成為謀私之所，到了南明都還繼續黨爭，生生搞死了明朝。
2、頑固拒開海、收(工商)稅。結果就是江浙富人萬萬千，朝廷就是沒錢，最後窮死了。
3、空談誤國。遇事一味空談，坐而論道，最終少部分一死報君王，大部投降，苦了萬千百姓。
上下Z求索
東林黨不乏忠義之士如楊漣，也有不少牆頭草。他們所代表的是明朝廣大的市民階層，五人墓碑記抗稅可以看出他們的利益取向。在皇權專制的時代他們沒有那麼大能耐，明朝滅亡的鍋他們背不動！ 梳理下明末的歷史，天災頻發的場面，破壞力確實強大，不但鬧得大批饑民造反，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席捲全國，內憂外患的明王朝，更陷進了雙線作戰的泥潭，終於在左支右拙裡悲情亡國。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攤上這糟心的災荒。事實上，這類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卻恰恰帶出了一樁導致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亦是明朝數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禍：糧食危機！此時東南發達的商品經濟，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城鎮，也給離開土地的農民們，提供了賺錢的好去處。於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裡的生動記錄：“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復有種田之人哉。”普通的村子，都見不到幾個種地的，全湧進城裡打工了。
就算農村還有種地的，可明朝火熱的手工業，更令農業生產跑了偏：絲綢瓷器等產業的生產越發擴大，以利瑪竇等傳教士估算，僅蘇州上海地區，紡織產業工人數量就有近八十萬。相關原材料價格暴漲，昔日魚米之鄉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種了經濟作物。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糧食，基本也是年年購買。
這樣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間，糧食還可以維持。但到了明末天災爆發，農民起義與清軍叩關等考驗接踵而來時，早已埋下的糧食隱患，就如火藥桶般接連爆炸。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榮的明王朝，卻在嚴重缺糧的困頓裡，蒙受了餓殍遍野的災難，走向了悲情的滅亡。漠視糧食安全的代價，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後果，晚明的山河變色就已證明，那是何等刻骨銘心的嚴重。“糧食安全”，這個至今全球各國都無比警醒的話題，參考明末變局就可知，無論哪個年代，都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春申雨農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
文章是自己的好
東林黨人，最開始以無錫的東林書院為中心，講學傳道。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以道德為信條，重建道德權威，並試圖建立一個以道德為標準的社會秩序體系。這就是所謂的道德主義者。然而，任何團體，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麼驅動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條，而是自己團體的政治利益。隨著東林黨人的影響日益擴大，成為有勢力的團體和黨派，有了黨派的利益和追求，他們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識到：如果單單依靠所謂“道德”，根本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樣一來結果只有兩個：一，利益在和“道德”的鬥爭中佔據上風；二，使所謂“道德”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謀黨派之利。這樣，東林黨人就成為明末黨派之爭的主流。萬曆初年張居正獨攬大權的時代，東林黨人已經開始上書攻擊他。此後東林黨和浙黨是朝廷鬥爭的兩個主要方面，你方唱罷我登場，只要一方當權，就盡排擠對方之能事。
先看看萬曆時期的商業是如何繁榮的：
“國家鹽課，淮居其半，而長蘆、解池、兩浙、川井、廣池、福海共居其半。長蘆以下雖增課，猶可支吾，而淮則窘壞實甚。淮課初額九十萬，而今增至一百五十萬。使以成、弘之政，隆、萬之商，值此增課之日，應之優然有餘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端妄費，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梵宇，尚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萬曆駕崩，然後到了天啟初年，東林君子們借三大案之機篡奪朝政後，就變成這樣：
“商之衰也，則自天啟初年。國則??禍日熾，家則敗子日生，地則慕??之棍徒日集，官則法守日隳，胥役則奸弊日出。為商者困機方動，而增課之令又日下，盜賊之侵又日熾，課不應手，則拘禁家屬而比之。至於今日，半成窶人債戶。括會資本，不尚五百萬，何由生羨而充國計為？嘗見條陳私鹽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來，回空無計，則折板貨賣，典衣換米。旗軍有誰腰鏹餘一貫者，迤邐臨清道上，買鹽一二百斤，資本罄矣。官船家人夾帶，一引入倉，萬目共見，冠紳一懲而百戒焉，豈復有裂閒射利之人，不繩其僕者哉？”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 東林黨人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想逃稅，沒那麼容易！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發達，而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怎麼辦！？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風》中，作者說一九六幾年，曾經有一位偉大人物，呵呵,是誰就很明顯了，他這樣點評明史，說明初兩位皇帝，幾乎不識字，但是國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識分子”當政，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儘管這是特定歷史時期說的話，但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林黨人最大的弱點。不得勢的時候對當權者口誅筆伐，掌權的時候卻又擺下讀書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場之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和閹黨相比，東林黨裡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們卻無法在黨派的鬥爭當中佔半點上風。他們沒有堅定的核心，沒有統一的思想，沒有強硬的政治手腕。最終不是在黨派之爭中消耗殆盡，就是為魏忠賢殘忍迫害至死。
東林黨人的下場相當之慘。不僅大部分被驅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賢還借“三案”之名，對他們展開誣陷和迫害。不單單自己遭來殺身之禍，而且還被誣陷貪汙鉅額贓款。既然是貪汙，那就要把貪汙的錢財交出來。可是東林黨絕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們又如何拿得出來。儘管他們自己先行一步，但他們可知道，這捏造出來的罪名給他們的家人，族人帶來多大的苦難。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崇禎厚葬之。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及為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 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
終於李自成進了北京，崇禎自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悲劇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