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與中醫都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共通點是都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和生命態度。人們討論中西醫的區別，各執一詞，而醫學又是一個極其專業的話題，若沒有實踐經驗，很難從技術角度真切的論證。筆者認為，討論的關鍵並非僅僅在醫術上，更核心的是中醫背後的中國式思維。

書法作為中國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和中醫背後的中國式思維也是一致的，而在自古而今的書法名帖中，也不乏中醫藥的身影。本文將從文化和思維方式的角度，以古代書法名帖中的中醫內容為例子，從四個角度談一談中國文化思維的話題。

歐陽修《灼艾帖》：“中醫”名稱古今不同，漢語依賴語境。

千百年來流傳的書法作品，不僅僅承載了書寫者精妙的書法技術，也成為了一個我們對古代文化了解的側面。書法作品中也充滿了生活氣息：有如蘇軾的《歸安丘園帖》是隨意數句的書信，也有如顏真卿《祭侄文稿》那樣悲憤泣血的祭文。書法墨跡也有生活中痛患求醫的記錄。如歐陽修的《灼艾帖》。

釋文：“修啟，多日不相見，誠以區區。見發言，曾灼艾，不知體中如何？來日修偶在家，或能見過。此中醫者常有，頗非俗工，深可與之論權也。亦有閒事，思相見。不宣。修再拜，學正足下。廿八日。”

此帖筆法超然而有文氣，蘇軾對歐陽修書法的評價是：“清眸豐頰，進退曄如。書寫中體現了一種具有生活氣息的自然。而此帖的內容正是歐陽修和自己的長子歐陽發介紹自己灼艾治療的情況，又感覺其中蘊含醫理很是有趣，還想要好好與醫生們研究探討。灼艾，即中醫療法之一。燃燒艾絨燻灸人體一定的穴位。

有趣的是，這裡面竟然有“中醫”二字，在傳世的古代書法作品中，這可能是僅有的直接含有二字的書法作品了。可能很多人都自然認為，帖中所說“此中醫者常有”即是在說中醫。其實不然。

最早出現“中醫”二字組合的典籍，來自《漢書 藝文志 經方》：“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這裡的“中”應該是讀去聲。這裡表達的“中醫”含義有兩種說法，其一為“中等水平的醫生”, 其二為“符合醫理”。

而在歐陽修《灼艾帖》中表達的，應該裡“此中”是一個詞，“醫者”是一個詞。大意是說，這邊醫生很常見，水平都很高。我們現在所說的“中醫”的名稱產生於鴉片戰爭時期，是由東印度公司為了區別於西醫而命名的，並於1936年由國民黨政府頒佈的《中醫條例》法定下來。之前，古人一般稱醫術為岐黃、岐黃之術、青囊、懸壺、懸壺濟世、杏林、杏林春滿、橘井等等。從字面我們就能看出其中包含了豐富的內涵。

古今“中醫”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出，漢字組詞雖然一樣，但是內涵意境可能全然不同，中國人的表達，是很依賴語境的，雖然用同一個詞，在不同語境下是不同的含義，看古代書籍，不可一自己語境做為前提，這樣非常容易誤解。

這種外延小內涵深的表達方式是中國式思維的一種典型表達，漢字漢語都有這類特徵，即構建了一種意象思維，與西方的抽象思維並不相同。在醫學和藝術上都有表達。清末名醫陸士諤在他的《士諤醫話》就說：“

王獻之《鴨頭丸帖》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 ：中西方思維方式的不同。

《鴨頭丸帖》是王獻之寫給親友的日常短札，寥寥數語的日常話，卻成了千古名作。“鴨頭丸”即是一味中藥名。

這幅作品行筆流暢舒展， 結體妍美質樸。筆跡的轉折清晰，筆勢起落分明，線條氣脈相連。而這種藝術的創造，完全是生活場景中不經意間達到的。即是隨意寫之，意不在字。古人認為好的藝術都有這種“不經意而為之”的特點，亦即法自然之意。

而從內容語氣來看，是有人服用了鴨頭丸，而感到效果不好，便想要約朋友聚會再次請教。鴨頭丸其實是一味中藥，傳說王獻之多病，故而其信中就多提到藥。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人是把醫學完全放入一個生活場景的，朋友之間也是在生活中採取調養的方法，更多是一種經驗的探討和積累。中國文化是一種經驗傳承而做類比的文化，其核心詞即是“氣”和“象”，“氣“表示通感下的生命感受，“象”則是一種全息立體的宏觀感知。氣象聚合在一起，就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核心思維的體現，即注重時間性的流變。

釋文:“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故而我們會發現，中國的藝術美學觀念，也是和“氣象”分不開的，好的作品即是“氣象萬千”而且完全是一種“不經意間”的獲得。相比西方藝術的源頭，古希臘藝術觀中藝術的不僅包括美術和手工藝，甚至也包括數學和邏輯學。而中國文化去更注重自然和感知。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摹仿說”認為詩歌具有模仿性，與其他藝術一樣，因而兩者相關，且屬同類。西方美學的源頭是一種對藝術美的針對性看法，充滿了思辨和分析。也如同此種思緒下後來發展的數學化學，都是一種合成的思維。而今天我沒看王獻之的《鴨頭丸》卻是取自然中的動物入藥，不重合成而側重調配。

由此我們就知道，中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側重和方向。西方更加側重抽象的思辨，而我們則是一種側重經驗感知的意象思維。孔子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如“易”，就是以卦來立象，書法是以筆墨抒發立象，武藝以功法技擊立象，

簫藝以呼吸音律立象。同時更要採集歸納天地自然之觀察感受。目的，是為了盡意，得意。即曉規則，也明規律。即對“道”的認知。

中醫也正是一種中國式思維的拓展，一些西方學者在不斷的研究也發現了這一“意象類比”特徵。一位加拿大學者在認真研究了中醫學基礎理論後也說：

“古代的中國，把宇宙（巨大的世界）和人體（較小的世界），視作兩個相似的系統，並按同一法則運行。”中醫的陰陽五行體系，把宇宙視為一個大太極，人體視為一個小太極，人產生於自然，與自然界有共同的本源和相似的屬性。因而以天地的大太極規律去揭示人體小太極的奧秘，用可見的規律去推測不可見、卻必定存在的規律，是中醫學類比方法的客觀基礎，也是“以天驗人”的思維方式的體現，是極其聰明智慧的，是常識和常理所支持的。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式思維和認知系統，即中國文化認知世界的視角和人的身心感知調用的實踐系統。對這個系統的陌生，導致了對書法、武藝、中醫等系統衍生技術體系的偏見和誤解。而因為這個系統還缺少現代土壤的有效生長，也缺乏清晰的客觀驗證模式，筆者曾經嘗試把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做了對比表格如下。

張旭《肚痛帖》：中國文化側重感知，注重傳承

人有兩種認知模式：思維和感知。思維可以用邏輯演化。而感知則是一種需要體認的全息感官調動。中國文化側重感知，很多藝術是有意的摒棄一種“刻意”“非自然”的理性，即是為了側重表達這種感知性。即“以感為體”。《易經》雲：“感而遂通而知天下故”則明顯了說明了中國文化這一顯著特徵。

說到書法表達的感知，唐代草聖張旭的《肚痛帖》可謂最貼切了。這是一篇有趣的個人“痛苦”的筆墨記錄，卻成為流傳千古的草書珍品。他說：“忽肚痛不可堪 不知是冷熱所 致欲服大黃湯 冷熱俱有益 如何為計 非冷哉”。這裡提到的“大黃湯”即中藥方劑名稱。

這幅字筆走龍蛇，瀟灑大氣，卻是因肚痛，在行筆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張旭的結字用筆由開始的理智走向高速飛動的筆勢，似乎肚痛加劇之感。想到一個大書法家在如此痛苦的時候還要用筆墨記錄這個感受，的確可愛，而這信息卻通過書法穿越千年而到我們的面前。這種時間跨越的感知性，是書法的特徵，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質。

有人曾經討論過，說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或者說缺點之一是“不精準”。這個話題其實太籠統，關鍵是要看“精準”的標準是什麼。我們現代人大多已經都習慣了西方文化的一種數據的精準衡量，卻不知中國文化是側重感知的表達。故而對書法的視角是一種字體設計，而對中醫的看法也是在西醫的角度而看的。

其實，中國文化的精準是一種“感知的精準”。就如同中國享譽世界的美食廚藝，關鍵的技術描述總是說“少許、若干、片刻”這類詞，這其實是一種在默認的相通感知前提下的“精準”。真正的“內行”一聽就懂在說什麼。而外行則是一頭霧水。故而，注重感知的傳承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質。

“以感為體”是中國文化不同於西方文化的一個關鍵。而受現代人有時候總是認為古人所說的“玄”，“神秘”，其實，他們所說的可能非常精準，只是你作為一個旁觀者的外行，缺乏理解的根本前提——感知和傳承。比如，都遇到疼痛。中國人是會深入模擬那個痛的經驗表達，因此會有經驗醫學,西方人則會用跳出來的視角觀察這個痛為什麼會讓人感覺痛.由此會有神經學。

病痛在中國人眼中會把經驗看作一種感知積累，由此去找應對方法.這是一種"象"的觀察和總結的方法。而西方並沒有持續走經驗觀察的路，而是把經驗變成一種控制實驗室的方法，跳出來觀察一個生命體的運行規律。這是兩種文化認知方法和解決方案，也是兩種文化思維。

黃庭堅《制嬰香方帖》：要在共性認知前提下討論中國文化的內容

宋代著名書法家黃庭堅有一個《制嬰香方帖》，直接就是他寫的藥方。這幅字結體勻稱，行草兼備，用筆乾淨，結體蕭散自然，輕重得宜，十分有趣。筆者不通醫理，不知這個方子現在是否還有藥用價值，而如果實踐證明有效，就應該用開放的心態去研究，不是盲目的肯定和否定。

古人留下的墨跡，至今依然在審美中引起共鳴，而醫學留下的經驗也是寶貴的財富。古代中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貌環境，故而才能孕育一個自成系統的偉大文明。而在當今世界已然互通，我們看待古代文化，既要尊重古人的經驗，也要有現代的世界視野和格局，不能偏執一隅。

當今對中醫的解讀，其實是一個文化胸懷和視野的問題。它是需要中西文化共通的視野，從更宏觀的人類認知共性角度去有理有據闡釋其中的規律。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那個山水隔千里了，不能只是崇拜經驗的自說自話，而是應該用有效性的實踐證明能力，而用宏觀共性的態度去細心研究。現在到未來，人類的認識越來越形成一個整體的認知，站在更高的格局去探討各自的文化類型，將來會越來越成為必然趨勢。

釋文：嬰香，角沉三兩末之，丁香四錢末之，龍腦七錢別研，麝香三錢別研，治了甲香壹錢末之，右都研勻。入牙消半兩，再研勻。入煉蜜六兩，和勻。蔭一月取出，丸作雞頭大。略記得如此，候檢得冊子，或不同，別錄去。

我們會發現，在最近不遠的歷史中在不同領域已經出現了這樣有宏觀視野的傑出人物。比如清末的經濟學家陳煥章，他是清代的進士，是標準的儒生，同時又在美國獲哲學博士學位，他的著作《孔門理財學》讓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佩服，更因其中記載的宋代常平倉制度而深深影響華萊士，將其寫入美國的《農業調整法》。

中國千年前宋代的經濟制度為什麼會讓現代的美國經濟學家接受並且學習採納？為什麼陳煥章介紹中國古代農業制度就可以引起這麼大的世界影響力？因為他具備兩個文化體系的融通理解和表達能力。更關鍵的是，他具有宏觀的世界性的胸襟和視野，以及學貫中西的學力。

同樣，聞名世界影壇的李小龍先生，他所創編的“截拳道”武道理念為什麼能深刻影響西方乃至世界的格鬥搏擊理念和模式？也正是因為他有這種追求共通性共性規律的能力和視野。他用電影影響了全世界，樹立了嶄新的中國人的熒幕形象。他用一種共性認知的能力表達了民族文化的優勢和魅力，是偉大的文化傳播者。

同樣，旅法的雕塑藝術家熊秉明先生對書法的理解和闡釋也頗為獨到，看似他這種“跨界研究”卻視野獨具，影響非凡。他的著作《中國書法理論體系》深深影響了當代書法理論的研究領域。這源於他能夠從更高的視野看待文化，既有理解感情的尊重，也有相對客觀宏觀的視角。

這個時代，人類已經是命運共同體，我們應該從宏觀的視野和開放胸襟的態度去學習研究，進一步瞭解中國文化是思維方式和特徵。進而從跟深處瞭解書法，武藝，中醫等文化特徵，進行新時代新視角的創新和適應性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