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60年前，有一部歷史話劇成了“現象級”作品，轟動京滬，風靡全國。
話劇的名字叫《甲午海戰》，不僅這部劇本身具有諸多的開創性，比如這是第一部反應甲午海戰的戲劇；第一次在舞臺上讓“鄧世昌”喊出“撞沉吉野”；受到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的肯定；從某種程度上說，還催生了電影《甲午風雲》……
更重要的是，由這部話劇還帶來的諸多“意外成果”，比如引發新中國第一次有關甲午海戰的大討論，特別是田漢主持吳晗等學者參加的座談會；鄧世昌嫡孫等後裔前往觀看，留下了有關鄧世昌遺物的珍貴線索；話劇主筆在創作過程中，留下一份珍貴的北洋海軍水兵口述資料……
《甲午海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政話劇團編演的第一部話劇，被稱為“建團開創、奠定基業的話劇。”
如今主創人員都已年近百歲，我們有幸採訪到了話劇團的首任團長、這部話劇的導演張風一，話劇主筆朱祖貽，話劇團演員、第三任團長王洪武三位老人，講述這部傳奇話劇的幕後故事。
話劇《甲午海戰》劇照。60年前的美工，今天看來依然精彩。
“話劇團急需一部自己的作品”
1958年，原海軍各艦隊的文工團撤銷，東海、南海、北海三大艦隊文工團的一部分人員歸建到北京海軍機關的海政文工團。
朱祖貽由此離開東海艦隊，來到北京。
1959年末，海政文工團擴建為“三團一室一隊”，包括話劇團、歌舞團、歌劇團、編導室、曲藝雜技隊。
其中話劇團下設編導室、演員隊、演出隊，首任團長由老革命張風一擔任，朱祖貽和夫人陳靜也都在話劇團。此時的話劇團人才濟濟，有經歷過抗日戰爭的部隊文藝骨幹，以及解放前從事演劇活動者和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科班畢業生、老演員，同時又選調來當時十分寶貴的文藝人才。
朱祖貽說，海政文工團採用各種藝術形式，不斷地反映新中國以來，海軍建設及海防鬥爭的等各個方面成績和事蹟。
“話劇團成立後，急需一部自己的作品，作為立團之本。我們也渴望在舞臺上能表現出我國曆史上那些反抗外寇侵略、捍衛海疆的英雄人物。”朱祖貽說。
說來也巧，1960年1月，朱祖貽在1959年5月號的《電影文學》雜誌上看到一部電影文學劇本《甲午風雲》。
朱祖貽說，作為一名老海軍，他和戰友們，對甲午海戰和鄧世昌都不陌生。這部劇本有希儂、葉楠、陳穎、李雄飛、杜梨五位編劇，都是來自北海艦隊。其中希儂還曾擔任過海政文工團的政委。
看完《甲午風雲》的文學劇本，朱祖貽很激動，有了將它改編成話劇的想法，“在團裡一討論，大家都很感興趣，認為很有教育意義。”
當年2月，在得到團裡的肯定後，朱祖貽和同事李恍去青島，找到希儂。
“他很支持我們改編話劇。”朱祖貽回憶說，“希儂當時建議我們，應以電影劇本為參考，好好研究一下這段歷史，然後根據史料重新結構話劇劇本，不要直接改編。他說，因為電影與話劇不同，既有共同性, 也有特殊性，話劇的結構、表現手法跟電影都不一樣，一場一幕都有其特點。電影可以拍攝海戰、打仗的外景，話劇只能在舞臺佈景，一定要重新結構劇本創作。”
隨後，朱祖貽和李恍兩人在北海艦隊的招待所住下，從青島圖書館借來《中日戰爭》等相關史料閱讀，準備改編劇本。
《中日戰爭》是由中國史學會主編，1956年10月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套系統整理中日甲午戰爭的史料集。
朱、李兩人，根據閱讀的史料，以電影劇本為基礎內容，花了十多天的時間寫出了一個話劇草稿本。
對於這個改編本，希儂提出了幾點意見：“劇本想表現什麼？說明什麼？提出什麼問題？解決如何？”
“顯然，他提出的這些問題，是因為當時改編的主題思想還極不鮮明。”朱祖貽說，“回到北京後，我們根據希儂的建議，打磨劇本。”
話劇《甲午海戰》，如今只能從少量劇照中看到當時的演出盛況。
尋訪北洋海軍老水兵
回到北京後，朱祖貽帶著草稿向團長張風一彙報，團長看了也很感興趣、支持、認同……。
為了完善劇本，朱祖貽開始梳理史料，並儘可能的找到了當時能看到的歷史記載、照片、人物傳記、中外人士評述，以及日本特務機關的回憶錄。
特別是為了彌補對北洋海軍基層官兵歷史記載的不足，朱祖貽等先後去到北洋海軍基地劉公島所在的威海，尋訪參加過過甲午海戰的老水勇。
這次在接受封面新聞記者採訪時，朱祖貽翻箱倒櫃，在多年保存的資料中找到一份訪問記錄。
這份記錄是油印本，題目是《訪北洋水師參加黃海大戰水勇》，記錄時間是1960年3月24日，訪問地點在“威海衛西孔村”，受訪的老水勇叫陳學海。
陳學海，威海人，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劉公島加入北洋海軍。甲午海戰時，陳學海在來遠艦上當水手。在1956年，新中國第一代甲午史學者、威海人戚其章先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當地尋訪、蒐集了7名曾在北洋艦隊上戰鬥過的基層水兵回憶史料。其中，也有陳學海。
朱祖貽的這篇訪問稿，與戚其章先生的記錄，在內容上可互為補充。
在這份油印本上，除了陳學海外，還有一份對叫“李文福”的老兵訪問記，訪問地點在威海衛董家溝，老人時年77歲。從文字看，李文福當時在劉公島上的陸軍部隊當差，親歷過甲午最後一戰“威海衛保衛戰”。雖然篇幅很短，只有不到五百字，但記錄下劉公島陷落前的一些細節，比如關於丁汝昌、戴宗騫等人的自殺前後情景，“丁、戴喝鴉片，戴當時沒死，又喝了一大碗，樣子非常難看。海軍文書楊白毛進屋看丁自殺，竟嚇死了。丁死後，有些小官去哭。”
由於來自北洋海軍當事人的回憶文字極少，朱祖貽的這些訪問記錄就顯得難能可貴，無意中為甲午歷史留下一份口述史料。
此外，話劇團還邀請北京“海軍研究委員會”裡的老海軍作報告，提供關於海軍的知識、常識等方面的資料。“海軍研究委員會”相當於海軍的“文史館”，當時國民黨海軍起義人員曾多在其中。
可惜由於年代久遠，再加上多次搬家，朱祖貽未能留下這一部分資料。
如今留下的劇照，絕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突出主要矛盾
史料的挖掘，給朱祖貽提供了鮮活的素材，但也帶來一個困擾。
這些資料散見於各種史書、電文、奏摺、回憶錄、見聞錄等各種零碎的文件中。
“真是千頭萬褚，眼花撩亂，不知從何下手是好。”朱祖貽說，對史料進行取捨、結構文本是當時最焦慮的事情。
在寫作《甲午海戰》之前，朱祖貽沒有過創作話劇劇本的經驗，最多的是寫作一些短小精悍的“活報劇”，類似如今的小品。
就在朱祖貽在為劇本創作感到焦慮之時，他看到了導演鄭君裡談電影《林則徐》（1959年上映）創作經過的文章——《毛澤東思想照亮了電影創作的道路》，這篇文章中主要談的就是如何抓住主要矛盾，如何呈現主要矛盾。這給了朱祖貽啟示。
朱祖貽重新讀了《矛盾論》，在這篇文章中有兩段話：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 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
“當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況。”
朱祖貽說，這些話指引他重新結構劇本，以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之間的主要矛盾作為劇本的主線。全劇以鄧世昌為主角，輔以一群有著民族大義的基層官兵，圍繞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保衛戰三場海戰展開。
最終寫成八幕話劇《甲午海戰》，其中有名字的人物20多個。
“丁汝昌不能作為一個否定人物來處理”
如今再看《甲午海戰》話劇劇本，不可否認它有著濃厚時代特色的人物評價，但即便如此，仍能看到朱祖貽的用心和突破。
朱祖貽在寫過過程中，有兩份戰史資料對他影響很大，一是1957年出版的《中日甲午戰爭》一書，作者鄭金淦，這是一份較早的通史性的小冊子；二是1935年《清華學報》上發表的《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作者是知名歷史學家張蔭麟，這篇文章在甲午史學界具有諸多開創性的成果。
比如關於話劇的中心人物鄧世昌，朱祖貽從《戰績考》一文中看到有關鄧世昌的生平，因此將其身世和教養，融入人物形象中。
比如劇中人物“方仁啟”，這是站在鄧世昌對立面虛構的人物，這也是區別於電影劇本的地方。方仁啟是朱祖貽以濟遠艦管帶方伯謙為基礎，加入來遠艦管帶邱寶仁和威遠艦管帶林穎啟的“事蹟”。
有記載稱，在威海衛保衛戰期間，邱寶仁和林穎啟曾上岸嫖妓，因此躲過日軍偷襲，倖免於難。《戰績考》中採納了這一說法，朱祖貽也利用了這一記載。
如今經過學者的研究，已經可以確認該說法沒有根據，但在當時這確實被認為是“史實”。
關於方伯謙的評價，張蔭麟被認為是史學界為其喊冤的第一人。但朱祖貽沒有受此影響，堅持認定方伯謙在豐島和黃海兩次海戰中的逃跑行為。如今史料早已證明，方伯謙就是逃將，並無冤屈。
關於李鴻章，在當時的語境中，他是昏庸腐敢、喪權辱國的賣國賊。因此，雖然他在劇中只出來一場，朱祖貽仍然對此進行了描述。
關於劉步蟾和部分洋員角色的塑造，朱祖貽受鄭金淦和《甲午風雲》電影劇本的影響：劉步蟾由於膽怯，開炮過早；橫向編隊，隊形失誤；指揮權掌握在對於海軍戰術並不熟悉的德國陸軍長官漢納根手中；高級將領之間意見不一等，這些在話劇中都有體現。
話劇《甲午海戰》中，最大的突破是對丁汝昌的塑造。當時對丁汝昌的歷史評價並不高，但在研究了若干史料和聽取了各方意見之後，朱祖貽認為，丁汝昌對抗擊日寇是積極的，但丁汝昌是淮軍舊將，離開了李鴻章是不行的，因此最終成為李鴻章的犧牲品。
在劇中，朱祖貽根據丁汝昌矛盾的悲劇性格進行了人物塑造，“丁汝昌不能作為一個否定人物來處理。”
此外，朱祖貽還根據歷史資料塑造了李仕茂、王國成等一批基層水手，“他們雖然性格上有所不同，但都是鐵打的好漢，真正的英雄”。
悲劇人物丁汝昌。
排演條件艱苦
朱祖貽說，劇本的成型是集體參與的成果。當時寫出來後，一邊討論，一邊排演，邊排邊改。為了縮短時間，全團一般白天排練，晚上討論改劇本。
話劇團演員王洪武回憶，當時全團上下排演的熱情非常高，因為在此之前海政文工團多少年都沒搞出一個很好的話劇，大家對這部話劇期待非常高。
“當時劇組分成了幾個小分隊，我擔任其中的一個分隊長。拿到劇本後，各分隊就劇情、角色、語言進行討論。討論完後，再將結果交給團長張風一和編導朱祖貽彙總、參考。”王洪武說，“常常是，排著排著，就停下來，大家討論，這一段情節該怎麼表現，人物該是什麼表情，這句臺詞該怎麼說。”
“當初選擇排演甲午海戰這樣一部大題材的歷史劇，把握也不是非常大。”團長張風一回憶，因此專門成立了一個由六七名骨幹組成導演組，他本人擔任執行導演，做最後把關人。
“這樣戰鬥了幾個月，話劇劇本初步定稿。”朱祖貽說。
回憶當時的排演環境，王洪武說，條件很艱苦，話劇團沒有正式排練場，海政劇場只有一間教室，各組輪流使用，常常排演到凌晨一兩點。
在話劇《甲午海戰》彩排時，由於話劇團人手緊張，可謂全團齊上陣。團長張風一也是這部劇導演，在劇中客串了李鴻章；朱祖貽客串了“陳老夫子”的角色，他的愛人陳靜飾演漁家女；後來成為話劇團團長的王洪武，飾演致遠艦上的水手“小順子”。
“由於當時話劇團是剛成立，服裝、道具以及演員都沒什麼經驗，可以說是邊摸索邊排演。”張風一說，除了要打造一個建團奠基的話劇，當時另一個動力是南京軍區的前線文工團排演了一部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影響很大，我們有個口號“學前線、趕前線、超前線”，“因此我們必須要把這部大劇演好，人人心裡都憋著這股勁。”
話劇《甲午海戰》：一出好戲。
受到周揚、吳晗肯定
正因為這這部戲題材巨大，在公演之前，就受到海軍以及文藝界領導的高度重視。
1960年9月底，先進行了小範圍的試演。9月25日，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和海軍司令蕭勁光等人觀看了內部演出。
看完後，周揚對肖勁光說：“戲不錯，很好，有教育意義，我是贊成多寫一寫這樣的劇本、電影。整個戲有戲劇性，情節動人，不像一般的政治戲。歷史戲可以虛構、創造，有想象的戲，不能從頭到尾緊張，中間插一些輕鬆一點的戲。這個戲的緊張，三個多小時，觀眾也還是能受得了，看來還是有道理的，不像有些戲沒有道理的緊張。有些地方很動人，如鄧世昌在海戰中的戲。”
“現在沒有正面表現敵人，不過搞電影就要正面搞敵人，這樣就全面了，看起來能更完整，話劇看來也不能再正面搞敵人了，不然更長了。”
周揚當時是中國文藝界的領導人之一，他的話自然有分量，有了他的肯定，《甲午海戰》等於拿到了“準生證”。
最後，周揚還對肖勁光說：“請些歷史學家、文學家提提意見，改一改。很好的，可以公演，完全可以公演。
按照周揚的指示，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被邀請看戲，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
1960年9月28日，吳晗在北京市的辦公室裡接見《甲午海戰》編導。
吳晗說：“《甲午海戰》這個戲，站得住，勁頭很大，沒看之前想如何寫法，感到困難，甲午打了敗仗，但你們把整個主題擺在下層，對頭。”
“最後結局很好，勁頭很大，問題解決了，這寫法對了，突出了人民要打，軍隊要打，對，好。
“整個戲中的主要情節符合歷史真實性，都有歷史根據，叫做歷史劇是完全正確的。歷史戲就一定要與於客觀歷史事實既符合，又有區別。戲可以虛構，與歷史一模一樣就不是戲，是歷史。要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你們這個戲是歷史劇，是有所誇張有所虛構，寫得很對，是成功的，掌握歷史觀念很對，很成功。”
我們搞歷史的，歡迎你們搞這樣的戲，幫助人瞭解歷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有了主管領導以及史學權威的肯定，《甲午海戰》開始正式登上公演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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