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五丸、初六是在八月初第一次踏進那座院子的，那時初六還沒認識繭雲。深夜十點，三巡開著奧迪車將他們帶到麗都的一個巷子裡，為了躲避對面酒店保安的視線，他隻身一人走過去假裝和他攀談，在此期間另外幾人悄悄溜進院子。
此後幾乎每週他們都會來院子裡開派對，隨著每次人數的增加，最後彷佛再現了當初的宴會盛況。
同樣的音樂，同樣的鮮花，同樣的名酒，不同的是，這個城市最底層的一幫人取代那些時代的佼佼者。難以避免偶爾仍然會有當初參加宴會的賓客深夜前來，三巡早已在門口安排了站崗人員，並把賓客及他們乘坐的汽車型號列在一張紙上，交給站崗人員以便更好地應對突發情況。
他彷彿成了這座院子的主人，他所有的動作和言語都在刻意和無意之間扮演著那位不知去向的可憐人，他恨他恨到了極點便覺得他十分可憐，這種可憐也是對他自身的映照。他舉著酒杯站在院子裡環顧四周，好像已被另一個人附體，把眼前的這些人當成那些很久未來過的賓客們，言行舉止與他們幾乎分毫不差。
西周常常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他的每一個動作好像都是對著鏡頭做的，一旦離開這個院子他又恢復到和從前一樣。
初六帶繭雲來的那天晚上，他把他們當成了李氏夫婦，他騎著平衡車從煙霧中駛向他們，引領他們直至後院。宴會將要結束時，他讓他們站在人群中央發表有關電影的演講，甚至把要說的話詳細地告訴了他們。沒人知道他在按照怎樣的行為規範做著這些令人摸不著頭腦的事情，大家茫然地盯著他，直到阮一緊緊地把他摟在懷中，兩人抱在一起大哭不止。
她好像看出了一些端倪，但又無法肯定自己的判斷，她早已無法確定眼前的這個人與三巡還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繫。起初她以為他只是成長了很多，如今看來這成長必定夾帶著某種揮之不去的陰影，使他失去了對自我的掌控能力，陷入慾望的無底深淵。院子外面突然響起一陣警報聲，他面色佈滿了驚恐，抱著頭在地上打滾，喉嚨裡帶著哭腔大喊大叫。“快跑快跑，有人來抓我們了，快跑啊快跑，跑出這個院子，永遠不要再來……”而最終什麼也沒發生。
為了滿足年邁的父母早日能夠抱到孫子的願望，國慶期間三巡帶著阮一起了一趟上海，兩人都有意將維持的多年感情再往前推進一步。這是阮一第一次到上海，上海市區的繁華和三巡父母住的那個村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知道他的老家位於阜陽的一個村子，父母長期在上海生活，現在看來，他們只是把阜陽那個村子的不幸和貧窮如數搬到了上海這個村子，一樣也沒落下。
幾十年來貧窮如影隨形，在鍋碗瓢盆和柴米油鹽的消磨下，讓他們甘之如飴。屋裡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一臺電視，再也沒有其他可以看在眼裡的家當。廚房搭在外面的陽臺上，周圍是一圈腐爛的木板和千瘡百孔的藍色塑料薄膜，一口沒有把手的圓形鐵鍋深陷於滿是油漬的煤氣灶上。柵欄的檯面擺放著一株含羞草，下面的花盆裡種著幾顆燈籠椒，大概只有它們才能讓這個流落之家顯示出一絲生氣。
幾乎在進門的那一刻三巡就感受到了阮一情緒上的微妙變化，晚飯期間他的意識毫不放鬆地圍繞在三人周圍，哪怕有人發出一聲咳嗽都能讓他浮想聯翩。母親坐在低矮的木凳上一聲不吭地低頭吃飯，父親用他幾十年來面對母親這位唯一的聽眾練就出的一套生硬的飯桌辭令調節著眼前的尷尬氣氛。
阮一和三巡是坐在床上的，飯桌與床一樣高，夾菜時不得不將身體傾斜到一定幅度。她對桌上的飯菜表現出一副既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討厭的樣子，總是輕輕地夾菜，緩慢送入口中，嘴裡幾乎沒發出任何聲音。她左手拿著饅頭，時而輕抿幾口，眼睛盯著飯桌的一角，身體常常一動不動。
這次上海之旅不僅讓三巡徹底認清了自己的現實生活，也將阮一此前尚對他抱有的一絲期待全部覆滅。哪怕他們第一次爬上了東方明珠，也沒能體驗到任何快樂，母親在旅途中充當僕人的作用，揹包、拍照、買水、付賬都由她來幹，這恰恰成了問題的根本。他幾乎是帶著怨恨離開上海的，這種怨恨甚至比阮一的失望還要多幾倍。他從來沒有對母親有過任何世俗意義上的要求，而對父親則過於求全責備。
如果父親有任何才華而言，那麼這些才華也已在他二十年的打工生活裡隨著黃浦江付諸東流，他竟然甘願如此這麼多年，像常人一樣忍受著生活的貧窮與苦痛。他畢業之後不願回上海而是留在北京，正是眼睜睜地看著命運將父親牢牢地釘在這裡，毫無翻身的機會。只有北京才有新的可能，北京為他提供了一個拯救家庭於苦難當中的夢。
繭雲留著眼淚說：“這些與初六有什麼關係？初六本應是無辜的，他不該得到那樣的結果。”
細周：“大家的都是無辜的，甚至說三巡也是無辜的，那到底誰才是有罪的那個呢？”
五丸：“不要指望我說阮一是有罪的，哪怕後來她選擇離開了三巡。作為講故事的人，我會盡量本著客觀的態度把故事繼續講述下去。”
木司是十一月回到北京的，毫無預兆，從天而降，彷彿從來都沒離開過。他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翹著二郎腿，攤在腿上的劇本按照固定的頻率翻著頁數，燃燒的半截菸頭夾在菸灰缸的豁槽中，一縷細煙直直地往上冒。
他突然從沙發上一躍而起，頭差些碰到屋頂上的吊燈，他從未用這樣的語氣宣佈一個消息：“可以開拍了，投資又追加了1一個億，準備開幹吧。”˙他把這個本應在半年前就該通知大家的消息如今用一種誇張的語氣說了出來，試圖讓大家忘記被抹殺的這半年，把它當作一段不曾存在的蹉跎時光，一切仍舊按照原有的計劃的進行。
在這半年裡他流落到全國各個城市，甚至在安徽的大山裡躲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身上攜帶的處於垂死狀態的英雄主義常常在深夜將他從夢中喚醒，夜晚臥室裡的燈一直亮著，他一身冷汗，在被窩裡雙手顫抖地發著無關緊要的微博。大概只有微博能證明他還活著，這裡曾經是他英雄主義的發源地，也是導致他如今噩夢不斷的原因。
天下沒有永遠的英雄，除非死去，活著的人想要在和平年代逞做英雄，唯一的方法就是冒著危險與那些逝去的英烈比試勇氣。三年前他就徹頭徹尾地輸了，他所謂的比試被認為富含挑釁的意味，哪怕他在微博上贏得了人心，卻輸給了時代賦予的永恆正義。
還未到年末，公司員工陸續離職，最後只剩下了三巡和小春，三個無用之人常常在某個時刻彼此憐憫，但事實上卻在通過審視對方的艱難處境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在法院最後一次傳票到來後，三巡開車帶著他行駛了大半個四環才到達目的地，審判結果看起來似乎並沒那麼嚴峻，對方僅僅需要一個道歉和賠償精神損失費一毛錢。
對於一個辱罵烈士的人來說，這樣的判罰幾乎沒有讓他承擔任何不必要的損失，他所有的不安都在三巡把那一毛硬幣送到郵局後而徹底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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