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祖國：時代人物故事》】
位於我國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古城遺址”於2019年申遺成功，這項世界文化遺產可填補《世界遺產名錄》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市考古遺址的空缺，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提供獨特的見證，具有世界突出普遍價值。
今天，讓我們瞭解這項遺址保護規劃是如何開展的吧。
2019年7月，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5330頁良渚申遺文本的編制，負責人是陳同濱。
陳同濱近照（均受訪者供圖）
這不是陳同濱的第一份“戰績”，她之前做過《長城保護總體規劃》《故宮保護總體規劃》《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等9處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規劃。在2019年之前，她已成功主持申報“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元上都遺址”“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等世界文化遺產。而且，在“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的申遺過程中，也有陳同濱之功。這一記錄，在國際遺產界都是罕見的。
“良渚古城遺址”是她主持申遺諮詢成功的第四項世界文化遺產。在良渚申遺文本中，有這麼一句重要的定論：良渚古城遺址可填補《世界遺產名錄》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市考古遺址的空缺，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提供獨特的見證，具有世界突出普遍價值。
“我們在講述遺產價值的時候，不僅要說它對中國人有什麼價值和意義，而且要闡述它可以見證過去人類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有什麼樣的智慧，並落腳到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有啟迪意義。”陳同濱說，“申報世界遺產，必須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侷限，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去解讀。假如一座中國宮殿，你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說，這是中國某皇帝登基的地方，所以重要，那一定很難入選。打動評委的，一定是對世界、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有重要意義的價值！”
陳同濱寄語
壓力重重之際，聚焦大遺址保護規劃
在西子湖畔長大的陳同濱，讀書時最怕語文課，最喜歡數學和外語。少時心中嚮往的是像居里夫人一樣專心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1969年，陳同濱遠赴黑龍江下鄉插隊，此後又進工廠做了7年的工人。從田間到機床車間，對大學教育和知識的渴求，一直是她心底不捨的執念。
1979年，陳同濱考上了天津大學建築系。天津大學的前身是創建於1895年的北洋大學，學校建築學專業與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和同濟大學的建築學專業同屬中國一流。在天大建築系那幢灰濛濛的八號樓裡學習了4年之後，陳同濱感慨：“從可敬可佩的老師們那裡學到的，不僅僅是建築學的基本知識，更重要的是天大的學風——求是務實。”
大學畢業，陳同濱被分配進中國建築技術發展研究中心（現名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進所不久後，一次開會，陳同濱坐在了前輩傅熹年先生的書架前，無意中發現了一篇發表於《歷史研究》雜誌的文章——《王國維傳》，文章是從雜誌中拆出的，單獨用牛皮紙訂了一個封面。
王國維是誰？一個當時她並不熟知的人物及其人生歷程、學識與精神，深深觸動了陳同濱。此後10年間，從王國維、羅振玉到陳寅恪，從聞一多到張愛玲……一系列的人物事蹟，以及當時大量出版的哲學文藝理論譯著，向她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自此，陳同濱完全沉浸在人文知識的探求中。
伴隨著《1851—1980世界建築編年史》與《新藝術運動》兩個課題的推進，陳同濱在思想受到衝擊的同時，個人興趣也逐漸從異彩紛呈的建築歷史轉向與人類文明文化發展關聯更為密切的城市史，特別是受當時張光直先生《考古學專題六講》的影響，先秦乃至史前的中國文明起源成為她的關注重點。這一狀態一直延續到1992年。
建築歷史研究所團隊對古建進行研究，右起：傅熹年、孫大章、陳同濱、王力軍
1992年，作為住建部直屬事業單位，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實施“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自負盈虧。
“我那個《新藝術運動》的課題就差最後一章，但是一個月也坐不住了，生計沒有著落，既不能也不可能讓別人養著做課題呀，得馬上去找活、幹活！”陳同濱說，那時，對於從事歷史研究或行業基礎研究的人而言，壓力無處不在。
所幸，建築歷史研究所在1993年受理了寧波市規劃局委託的一個項目——《月湖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第二年，天一閣的負責人也發來邀約。這是陳同濱受理的第一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規劃與工程項目。很快，寧波地區的河姆渡遺址也來委託他們規劃博物館的二期工程。
1996年，在河姆渡遺址現場勘查，陳同濱站在回填探坑的土壟上，下定決心說：“今後就走這條路。”這是一條服務考古遺址保護，同時得以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理想之路。
“當時，對方的要求是在河姆渡遺址上蓋一個大展廳、揭露考古現場用於展示，我們以為就是個蓋房子的事。”陳同濱回憶說，實地勘察後才發現，遺址現場位於當地地下水位的4米之下，設想壓根沒有可行性。雙方商議，改為在地表原址模擬考古現場，同時在保護範圍之外就近設計局部聚落展示場景，呈現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生活起居。
為了“復原”7000年前的聚落場景，特別是幹欄式建築，陳同濱依據《雲南民居》策劃了雲南邊境的“大房子”考察：“我們對全國範圍的民居摸底調查過，只有雲南才有幹欄式的大房子建築。”
做史前考古，需要從出土遺址遺蹟來推斷早期社會的形態，比如，一群人是住在一所大房子裡，還是分開住幾所小房子？過去的人是怎麼選址的，房屋又是如何建造的？火塘在哪個位置，瓶瓶罐罐尺寸幾何、意味著什麼？在室內外分佈的情況怎樣……太多的細節和問題，需要在遺址遺物裡探索。也只有立足考古現場的實物與發掘情況，結合民族考古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知識，才能對史前幹欄式建築進行推斷性設計。
這個項目在1998年的國家文物局評審之際，獲得考古學界徐蘋芳、嚴文明等老先生的一致讚賞。自此，湖南城頭山古文化遺址、甘肅大地灣遺址、遼寧姜女石遺址、遼寧牛河梁遺址等一系列考古遺址的保護規劃與展示工程，成了建築歷史研究所僅存六七人的全部“生產任務”，也開啟了我國大遺址保護規劃技術在20世紀末的早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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