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祖国：时代人物故事》】
位于我国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古城遗址”于2019年申遗成功，这项世界文化遗产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具有世界突出普遍价值。
今天，让我们了解这项遗址保护规划是如何开展的吧。
2019年7月，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330页良渚申遗文本的编制，负责人是陈同滨。
陈同滨近照（均受访者供图）
这不是陈同滨的第一份“战绩”，她之前做过《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等9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在2019年之前，她已成功主持申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等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在“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过程中，也有陈同滨之功。这一记录，在国际遗产界都是罕见的。
“良渚古城遗址”是她主持申遗咨询成功的第四项世界文化遗产。在良渚申遗文本中，有这么一句重要的定论：良渚古城遗址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具有世界突出普遍价值。
“我们在讲述遗产价值的时候，不仅要说它对中国人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而且要阐述它可以见证过去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智慧，并落脚到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有启迪意义。”陈同滨说，“申报世界遗产，必须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局限，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解读。假如一座中国宫殿，你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这是中国某皇帝登基的地方，所以重要，那一定很难入选。打动评委的，一定是对世界、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陈同滨寄语
压力重重之际，聚焦大遗址保护规划
在西子湖畔长大的陈同滨，读书时最怕语文课，最喜欢数学和外语。少时心中向往的是像居里夫人一样专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1969年，陈同滨远赴黑龙江下乡插队，此后又进工厂做了7年的工人。从田间到机床车间，对大学教育和知识的渴求，一直是她心底不舍的执念。
1979年，陈同滨考上了天津大学建筑系。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学校建筑学专业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同属中国一流。在天大建筑系那幢灰蒙蒙的八号楼里学习了4年之后，陈同滨感慨：“从可敬可佩的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建筑学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天大的学风——求是务实。”
大学毕业，陈同滨被分配进中国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现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所不久后，一次开会，陈同滨坐在了前辈傅熹年先生的书架前，无意中发现了一篇发表于《历史研究》杂志的文章——《王国维传》，文章是从杂志中拆出的，单独用牛皮纸订了一个封面。
王国维是谁？一个当时她并不熟知的人物及其人生历程、学识与精神，深深触动了陈同滨。此后10年间，从王国维、罗振玉到陈寅恪，从闻一多到张爱玲……一系列的人物事迹，以及当时大量出版的哲学文艺理论译著，向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自此，陈同滨完全沉浸在人文知识的探求中。
伴随着《1851—1980世界建筑编年史》与《新艺术运动》两个课题的推进，陈同滨在思想受到冲击的同时，个人兴趣也逐渐从异彩纷呈的建筑历史转向与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关联更为密切的城市史，特别是受当时张光直先生《考古学专题六讲》的影响，先秦乃至史前的中国文明起源成为她的关注重点。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1992年。
建筑历史研究所团队对古建进行研究，右起：傅熹年、孙大章、陈同滨、王力军
1992年，作为住建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
“我那个《新艺术运动》的课题就差最后一章，但是一个月也坐不住了，生计没有着落，既不能也不可能让别人养着做课题呀，得马上去找活、干活！”陈同滨说，那时，对于从事历史研究或行业基础研究的人而言，压力无处不在。
所幸，建筑历史研究所在1993年受理了宁波市规划局委托的一个项目——《月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第二年，天一阁的负责人也发来邀约。这是陈同滨受理的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与工程项目。很快，宁波地区的河姆渡遗址也来委托他们规划博物馆的二期工程。
1996年，在河姆渡遗址现场勘查，陈同滨站在回填探坑的土垄上，下定决心说：“今后就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服务考古遗址保护，同时得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理想之路。
“当时，对方的要求是在河姆渡遗址上盖一个大展厅、揭露考古现场用于展示，我们以为就是个盖房子的事。”陈同滨回忆说，实地勘察后才发现，遗址现场位于当地地下水位的4米之下，设想压根没有可行性。双方商议，改为在地表原址模拟考古现场，同时在保护范围之外就近设计局部聚落展示场景，呈现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生活起居。
为了“复原”7000年前的聚落场景，特别是干栏式建筑，陈同滨依据《云南民居》策划了云南边境的“大房子”考察：“我们对全国范围的民居摸底调查过，只有云南才有干栏式的大房子建筑。”
做史前考古，需要从出土遗址遗迹来推断早期社会的形态，比如，一群人是住在一所大房子里，还是分开住几所小房子？过去的人是怎么选址的，房屋又是如何建造的？火塘在哪个位置，瓶瓶罐罐尺寸几何、意味着什么？在室内外分布的情况怎样……太多的细节和问题，需要在遗址遗物里探索。也只有立足考古现场的实物与发掘情况，结合民族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才能对史前干栏式建筑进行推断性设计。
这个项目在1998年的国家文物局评审之际，获得考古学界徐苹芳、严文明等老先生的一致赞赏。自此，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辽宁姜女石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等一系列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与展示工程，成了建筑历史研究所仅存六七人的全部“生产任务”，也开启了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技术在20世纪末的早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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