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名思義，“罪己”就是承認自己的錯誤，罪責，類似於今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於普通人來說，“罪己”並非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然而對於封建時代集天下權柄與一身的皇帝，讓其承認自己有錯，發佈“罪己詔”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歷朝歷代的皇帝之中，發佈《罪己詔》的有很多，但真心認識到自己錯誤，心甘情願的卻少有，皇帝“罪己”思想的產生，大多是被動的，為了應付天災人禍，安定人心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只有宋代，因為其“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特殊性，促使宋代皇帝不像其他各朝皇帝那樣排斥“罪己”觀念，反而將其當成是一種親民，治國的方式來使用，由此在中國歷史上形成鮮明的印記。
一、 宋代皇帝“罪己”觀念的的形成
1、 宋代開國之初皇帝自身的修養較高
中國傳統的儒家有句格言，叫“靜坐常思記過，閒談莫言人非。”且不論其中道理，單說這句話所反映出來的一種社會現實，即人們往往嚴於待人，寬於待己。看到別人的一點小錯，都忍不住想要指出來，可面對自己犯過的大錯，卻有種種藉口開脫。
所以傳統文化才強調“寬於待人，嚴於待己”，一個能夠“每日三省吾身”，承認自己錯誤的人，其內心的修養往往也不會差。
普通人如是，皇帝自然也是一樣。封建歷史上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因為其集天下大權於一身，所謂言出法隨，常年累月的強權支撐下，想要讓他們“罪己”，可謂是千難萬難，除了靠忠臣犯言直諫外，更多的則要依靠其自身的修養。
宋代開國之初，由於皇室良好的教育氛圍，不管當政的皇帝賢明或者昏暈，其文化修養大都在及格線以上，對於承認自己錯誤，也沒有其他皇帝那樣排斥，這是宋代皇帝罪己觀念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2、“相權”的制約
當然僅僅依靠自身的修養，是不能保證宋代皇帝“罪己”觀念一代代延續下去的，所謂“龍生九子各有不同”，皇帝的後人之中也難免會出現剛愎自用，自私自利的人，這種情況之下就算心裡能夠接受“罪己”觀念，也不願意承認，道德修養對其的約束力就大為減弱了。
而宋代皇帝“罪己”觀念能夠一直流傳下來，則跟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關，即“與士大夫共天下”。在無限拔高文人地位的同時，自然也就提升了以“相權”為代表的臣子權利對於皇權的制約。
皇帝權柄減弱，不是無所不能，很多時候都不能跟龐大的文官群體相抗衡，這個時候，就算皇帝不願意，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為了皇權的穩定，皇帝也只能捏著鼻子接受“罪己”觀念。
二、 “罪己”觀念與“罪己詔”的區別
當然這並不是說宋代皇帝頻繁的頒佈“罪己詔”，“罪己”觀念和“罪己詔”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古往今來，歷代皇帝的“罪己詔”，當然不是平白無故的頒發的。如果說“罪己”觀念只是一種意識層面的認知的話，那麼“罪己詔”則是將皇帝的這種錯誤廣而告之。
在封建王朝時期，作為至高權利擁有者的皇帝，其威嚴和神秘，就是通過各種諸如“仁政”、“愛民”、“真龍天子”等正面形象確立的，關乎到皇權統治的正統地位。而如果頻繁的頒佈“罪己詔”，讓天下人看到皇帝的種種錯誤和罪責，顯然是不利於皇朝統治的。
所以宋代皇帝“罪己”觀念的形成，其實更多的是強調在於施政層面，很多皇帝頒發的政策能夠回頭，留給臣子們周旋的空間比較大，可以彌補或者改變這種政策。說白了，還是皇權沒有那麼霸道。
從歷史的縱軸上來看，這種特殊的“罪己”觀念，只能看成是皇權與“相權”平衡的結果，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平衡，跟廣而告之的“罪己詔”，還是有顯著區別的。
三、 宋代皇帝通過“罪己”觀念，塑造親民形象，有助於緩解社會矛盾
正如前文所說，宋代由於“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特殊政策，導致以“相權”為代表的文官勢力膨脹，打壓武將，這對於皇權來說，當然是不利的。歷代皇帝權術的核心，就是平衡。
只有各方勢力互相較量，彼此對立的時候，皇帝才能以裁決者的身份保持重要地位，從而實現皇權的絕對統治。但宋朝文人勢力一家獨大，甚至很多時候都能威脅到皇權，這個時候，皇帝“罪己”觀念的盛行，就塑造出一個比較親民的形象，可以激發士大夫階層忠君愛國的思想。
換個角度來講，國家不是靠皇帝一個人治理的，作為統治集團一份子的士大夫本身，也是國家政策制定者和參與者，他們也必須為國家的各種施政方案負責。而當國家施政措施出現問題，而導致皇帝不得不將罪責攬到自己身上，形成“罪己”觀念甚至發佈“罪己詔”的時候，其本身也是代士大夫們受過 。
也即是說，皇帝的“罪己”，實則是為整個統治集團擔責任。這樣一來那些士大夫們，自然對皇帝心存感激，生出“士為知己者死”的想法。事實上，有宋一代儘管各種農民起義不斷，但很少有文人階層真正參與到造反當中的，這跟皇帝以“罪己”觀念形成的仁德親民形象，有著直接關係。
四、 結語
宋代皇帝“罪己”觀念的形成，跟皇帝自身的修養有關，也和宋代“君弱臣強”的政治生態有關。但“罪己”觀念不等同與“罪己詔”，封建時代統治集團為了維護統治穩定，不僅皇帝不會輕易頒發“罪己詔”，臣子們也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宋代皇帝的“罪己”觀念，只能看成是一種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平衡方式。
而這種“罪己”觀念，不僅對於矯正國家政策實行有著重要意義，也是皇帝塑造親民形象，從而拉攏龐大的文臣勢力，保障皇權平穩延續的重要方式。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鑑》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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