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金微觀察
連嶽最近說疫情、談民主，被公知罵上了熱搜，關鍵的是連嶽是國內最早的一批“公知”，他背叛了。
我曾是連嶽的一名讀者，這個話題說幾句。
上大學時，連嶽挺受歡迎，有一本書叫《我愛問連嶽》，出了系列，內容是回答讀者來信，涵蓋男男女女情感、生活等各種問題。
這不是一本簡單的雞湯讀物，有些硬核內容，連嶽以幽默風趣的文字對來信分析，給出一些建議，對有些裝逼的來信則直接開罵，經常看他罵有些“心機婊”“聖母婊”、“道德婊”。比如有個女子面對婚姻的選擇，想方設法證明自己對愛情的堅貞但說到現實的窘境，連嶽意味深長地回了一句：我懂了。
我喜歡連嶽，很重要一點，他透過那些辭藻、雞湯、情緒的話看到事件本質，能將一些問題分析透徹，提出自己獨立的觀點。
那時的連嶽是南方週末記者，後來才轉型的專欄作家，身居那個海濱城市廈門，文章裡經常有對廈門的描述，讓我對這個城市多了些好感。
2007年，廈門因為PX項目遭受市民質疑，連嶽是激烈的反對者之一，他在blog裡支持市民為環境抗爭，他為此獲得了當年最佳的中文博客。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之後，連嶽在博客中對政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我印象中，他樹立一個比較早的公知形象，公知的全稱是“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一個讓人尊重的社會群體。
大學畢業後，我忙於工作，對連嶽信件的文字漸漸疏遠，也沒再怎麼關注連嶽。偶爾，連嶽因為一些發聲，引起一些風波。
這一次，新冠疫情，連嶽突然上了熱搜。我的朋友說連嶽怎麼攻擊起民主了，我趕緊找來引發爭議的兩篇文章，大致內容是：
第一篇《尤其是今年，從個人到國家，生產力競爭才是一切》，連嶽從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的故事說起，說到了中國的抗疫：這是疫情迫使我們回到世界的本質，沒有危機、沒有匱乏，不知道生產力才是王道。一有危機，不少國家的居民去搶空超市，最早發生疫情的中國，面對最多未知，中國人的人性也沒有更高明，但並沒有聽說搶購事件（除了有位不靠譜的專家引發的小規模搶購雙黃連），那是因為中國人本能相信中國工廠、中國電商與中國快遞的強大生產力。
“疫情之後的中國，有兩點要反思：一是對貢獻生產力的企業家要好一點，他們才是國之根本，減稅降費相當於提升生產力；二是別再用納稅人的錢養一堆作家了，別以為養他們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的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與特權，還要搏一搏反體制的美名。”
反體制的作家，應該是指最近的網紅作家了，這個評價，大概像他當年的回信，撕下了各種華麗辭藻、嘹亮悲歌的偽裝。
這番話，連嶽受到猛烈的批判，上了熱搜，這還沒完。
3月25日，連嶽又發表一篇文章《既然我上了微博熱搜，那就說一說》，自嘲道：“今天被公知群起攻擊了。我也沒當回事，被攻擊也不新鮮。幾個月我關於香港的文章，公知就有一波暴風驟雨攻擊。”
連嶽說：“我認為中國這次防疫，從政府到民間，都很出色。當然不是100分，尤其是面對全新病毒，誰能100分？現在有各國政府的防疫對比，中國一點不輸，前幾天英國想採取放任感染的新招術，現在也改變了，吸取了中國的經驗與辦法。我認為做得好，當然不認可那些哭天搶地、深挖痛罵，你要做是你的權利，要我附和你，那沒門。”
“有人說，中國雖然防疫做得好，但中國沒有民主！所以必須批。這話對民主控有用，我年輕時是民主控，可惜我現在不是了，感謝奧地利經濟學派諸位先賢大哲，讓我完成了這個轉變。”
“請注意我接下來說的話，這才是有資格被罵上熱搜的：民主並不是更好的體制，它是更壞的體制，它對市場經濟、契約精神、對自立自強的高尚品格，都造成持久的、制度性的傷害。一個釋放了更多市場的體制，就是更好的。中國的體制並不會比美國更不愛市場，甚至更愛，當然可以做得更好，這是後話。”
“一個喜好市場的君主制國家，好過一個民主國家。柏拉圖的話是對的，喜好民主並非雅典的光榮，而是雅典的墮落。中國真搞起歐美那種民主，也將墮落。”
“你追求什麼都是你的權利，包括你追求民主，但我對民主持如此負面的看法，我就不會覺得欠你什麼，你追求一個讓世界變糟的事，不嘲笑你已經是最大善意，欠你什麼呢？”
這段文字，也激起了對連嶽更猛烈的攻擊。我看了公知的發言，對連嶽罵的特別狠，批判連嶽的墮落，甚至要讓他自裁。
媒體人黃章晉表示：只強調方方有工資，故意不講一個作家如何才能市場化生存，這不是它不知道，所以，我同意這樣的看法，連嶽是個下流胚子。
他們對連嶽的轉變，有兩個猜測：1，“連嶽過著歲月靜好的生活，早就不再關心眾人的命運，成了支持體制的小粉紅嗎。”2，“只會用自身境遇錨定價值座標的人，是沒有什麼真正的價值觀的。”3，還有人把連嶽與方方放一起說區分是否真正知識分子：能不能表達與自身處境無關的憂慮？
連嶽之所以受到攻擊，無非是這些人認為他違背了那些人一貫的價值觀。在我印象中，連嶽還是那個有些熟悉的連嶽，特立獨行，不為他人的觀點所左右、不受群體價值所裹挾。
連嶽這次一改他過去批判體制的風格， 對中國抗疫作了正向的肯定，他主要是進行了各國的對比。
這次的疫情是全球性的，不同體制不同國家抗疫，會有一個清晰的對比。這次疫情，打破了很多人對西方國家的印象，比如醫療系統、全民動員等，都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演練，就連一個口罩，西方人折騰了半天，又是遊行又是抗議，加劇了疫情的傳染。
這個時候，作為有集體主義觀念的國人，顯示出了強大的執行力，武漢封城、全民禁足，居然沒有抗議沒有遊行，人人自覺戴口罩、保護自己的家人，確實是不同的文明社會。
中國作為第一個疫情爆發的國家，通過這種全民隔離阻斷、中西醫結合、方艙醫院等模式，成功控制住了疫情，成為避風港，一些海外華人花幾萬甚至十幾萬回國，這激起了國人的自信心、民族自豪感，於是國人又重新審視自己的體制。
公知主要是對標西方的民主自由，俗稱的“燈塔國”，隨著全球疫情越來越嚴重，西方還沒有找到好的控制辦法，尤其是意大利高達10%的死亡率，所謂的先進醫療、制度神話等褪去光環，這就比較尷尬了。
所以，面對現實，要麼選擇性失明，要麼作出雙重標準的批判。
最典型的一個案例是，英國的“群體免疫”，一家自由派媒體吹捧其為“更高級的人道主義”，但當初，同樣是這些人對中國政府的隔離等政策吹毛求疵上。這個抗疫時間線上，對內對外各種雙重標準，當外媒惡意妖魔化我們稱“中國病毒”時，他們不作聲，有網友反擊西方時，立即有公知代表痛斥“停止妖魔化外國抗疫，國人世界觀別被毀了。”
這種對西方的追崇意識，成了一種病態、一種跪舔的姿態。所有對西方不利的都不信，所有對中國不利的都一律相信，甚至刻意會美化西方、掩蓋問題，營造出了一個西方伊甸園來對比侮辱和詬病中國的抗疫。
有些留學生經歷了西方的疫情，遭遇求助無門、醫院不收治的情況，想方設法地回國，這個時候你還去美化所謂的群體免疫，這不是招人恨、惹眾怒嘛。很多出國留學為什麼不理會公知那一套，因為他們在國外，視野更開闊，看的東西更多，不再崇拜彼岸的燈塔，也能看到自身國家的問題。
一場疫情，會暴露出很多問題，而公知的敘事邏輯主要就是體制問題，所持有的理論武器，無法解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不同的體制，不同的種族，不同文明底色，藉著這次疫情統統展現在世人面前，群眾心裡有桿秤。當然，我也不是否認疫情之初暴露的體制性問題，而是如果所有出發點、敘事邏輯都圍繞著體制，甚至綁架民意，一味地指責，完全看不到對方一點優點，這不符合事實。
連嶽這次並沒有像過去那樣批判體制，而是放到一個全球性的視野，包括生產力、企業家、不同國家對比等，更關鍵的是對中國的防疫提出了表揚，“從政府到民間，都很出色。”這自然是違背了公知價值觀的，所以惹怒公知是正常的。
連嶽說了句實話，招了罵，很多人批判連嶽，不過是因為他背叛了這個群體，背叛了這個群體的價值觀，但誰對誰錯，還不知道，讓時間來證明吧。
連嶽現在50歲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齡，他自己也說了，對自己的能量有了真實的認識。“年輕時以為自己能改變世界，那是犯了年輕人都會犯的錯誤。改變世界的不是自已，是馬雲、鍾南山、任正非。”
公知們就放過連嶽吧，不要綁架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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