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是北宋文人范仲淹的千古名篇，作於北宋慶曆六年（1046年）。這篇僅360餘字的散文可謂字字珠璣，描寫了岳陽樓陰雨和晴朗兩種天氣時的景色帶給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之心，也表達了作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愛民情懷。
這篇文章創作的緣由，范仲淹在開頭有所交代：“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簡單說來，就是在岳陽任職的滕子京重修了岳陽樓，讓范仲淹為其寫一篇文章。不過范仲淹這幾句話並未明說，實際上他並沒有真正到岳陽一睹岳陽樓的風采，文中的“春和景明”和“淫雨霏霏”都是他想象出來的。寫《岳陽樓記》時，范仲淹正在河南鄧州任職，他所看到的岳陽樓，只是滕子京請畫家畫的一幅《洞庭晚秋圖》。
《岳陽樓記》的創作和滕子京有著密切的關係。滕子京，名宗諒，河南洛陽人，與范仲淹為同年進士。《宋書·滕宗諒傳》雲：“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可見滕子京有著豪俠氣概，能領兵殺敵，又喜結交朋友。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監察御史梁堅彈劾滕宗諒之前擔任涇州(今甘肅涇川)知州時，“用過官錢(公用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宋仁宗委派官員徹查此事，命人將滕子京帶到邠州(今陝西彬縣)接受調查。滕子京聞訊，“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將登記公用錢使用情況的賬簿焚燒掉了。他不承認自己挪用16萬貫公用錢，只稱在涇州任上時，因為招待“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才動用了3000貫公用錢。
歷史學者吳鉤認為，這樁公案本來就是一筆糊塗賬，因為賬本被滕子京燒掉，他到底動用了多少公用錢已經無從追蹤，而滕子京也不可能挪用16萬貫公用錢，因為朝廷撥給涇州的公用錢總數都不可能有16萬貫。但是說他“枉費公用錢”，卻是確鑿無疑的。
應該如何處分滕子京？一派官員主張嚴查他的不法行徑，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與歐陽修“則力爭而寬之”。經過兩派人員的反覆進諫，慶曆四年，“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嶽州”，朝廷貶謫滕子京到當時還是荒蠻之地的嶽州上任。
到岳陽後，一向胸懷大志的滕子京為了出政績，立即組織力量修繕已經破敗不堪的岳陽樓。修成後，滕子京請畫家畫了一幅《洞庭晚秋圖》，並請書吏抄下舊岳陽樓上的所有對聯，派人送給被貶謫至鄧州任職的老朋友范仲淹。接到老友來信後，從來沒有登臨過湖南嶽陽樓的范仲淹，把他久積於胸的大志和才華一抒於文墨，在遙遠的河南鄧州寫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使這座三國時魯肅的水軍閱兵樓一躍成為江南名樓。
滕子京請范仲淹寫文章不是隨意之舉，他知道範仲淹善文且喜好山水。他在寫給范仲淹的《求記書》中說：“恭惟執事文章器業凜凜然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觀送行懷遠之什，未嘗不神遊物外而心與景接。……庶漱芳潤於異時者，知我朝高位輔臣，又能淡味而遠託思於湖山數千裡外，不其勝歟？”滕子京的話不是過譽之詞，而是知己之言。他認為，要寫出第一流的文章，必須是第一流的人物，而范仲淹的確是當時第一流的人物。
范仲淹的玄孫範公傅在《過庭錄》中寫道：“滕子京負大才，為眾所嫉。自慶陽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范仲淹)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由此可見，規勸和寬慰貶謫中的滕子京，也是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的目的之一。
岳陽樓的山水，自從有了一篇360餘字的《岳陽樓記》，便形成了一種超越自然山水的人文精神，從而獲得了永久的藝術價值。原本默默無聞的岳陽樓從此蜚聲中外，屢毀屢修，歷久彌新。這是范仲淹妙筆生花的結果，也是那個時代憂患意識的產物，是慶曆之際一群被貶謫的愛國士大夫崇高精神的聚焦。這種精神在范仲淹筆下以《岳陽樓記》呈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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