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會對女性實施性暴力的男性，具有某些共同的個性特徵；而導致韓國26萬男性群體參與性侵女性的原因，還有更加深遠的社會心理因素。
一、韓國“N號房”事件是什麼？
“N號房”是韓國即時加密通訊軟件Telegram上多個聊天群組的統稱。為躲避搜查，嫌疑人提前建好多個聊天群，不斷新建、解散聊天群，因此叫做“N號房”。
據韓國警方透露，“N號房”是一起從2018年開始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趙主彬等人以詐騙手法取得受害者的個人信息，之後通過威迫利誘等方式逼迫受害者成為“性奴”，並拍攝淫穢視頻，供成千上萬會員在線觀看。這些非法淫穢物不僅有強制受害者拍攝的淫穢照片和視頻，還涉及很多反人道的內容。令人震驚的是，已曝光的會員人數多達26萬人。
“N號房”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女性，在這裡，女性的稱號通常是“XX狗”、“來月經的東西”，不被稱為人，更不被當做人來對待。更讓人震驚的是受害女性中大多數都是未成年人，甚至還有嬰兒。
韓國網友認為，“N號房”是21世紀最泯滅人性的案件。因為這不是一個人在犯罪，而是在26萬雙眼睛的注視下犯罪，這26萬沉默的觀眾也是造成這場悲劇的兇手。
二、韓國“N號房”事件背後的原因：為什麼，以及哪些男性，會對女性實施性暴力？
1、 因為男性在體力上佔優勢
從生理的角度來看，男性平均比女性更高大強壯，在身體上能戰勝女性。男人具有體力上的優勢，這是男女兩性在解剖學上天然的不平等，也是男性會實施性暴力的生理基礎。
2、 因為性和暴力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緊密相連的
性和暴力的聯繫首先體現在生物學上。例如，人類的性衝動和暴力傾向都與同一種激素——睪丸素有關；兩者都與重要的神經遞質——血清素有關。暴力和性都涉及到自主神經系統的高度興奮，並刺激大腦中的愉悅和獎勵系統。
又例如，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在雄性齧齒動物中，攻擊和交配的神經腦回路大量重疊。齧齒類動物與人類的遺傳基因非常相似，所以它們的神經過程通常與人類的大腦非常相似。
性和暴力的聯繫也體現在我們的語言中。例如我們用來描述性的某些詞彙，同時也帶有攻擊的含義（例如英語中的“F-u-c-k ”與漢語中的“操”，既描述性行為，也表達攻擊）。
它也體現在特定年齡的男孩會捉弄欺負他們“喜歡”的女孩。例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老師說：“男孩子就是這樣的，愈是喜歡的女生就愈會欺負她。”
這種聯繫也反映在有些人喜歡把暴力行為（例如捆綁、鞭打、抓咬）作為性喚起手段的喜好上。
當然，人類的行為不僅受生物學因素的影響，也受社會環境和社會身份的制約。例如，生物學決定了我們可以吃什麼。但是社會決定我們應該吃什麼。女性通常在生理上更容易受到攻擊，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應該成為攻擊的對象。男性在體力上佔優勢，也並不等於他們就可以實施性暴力。
3、那些會對女性進行性侵的男性，具有某些共同的個性特徵
（1）他們往往具有“有毒的”男性氣概，包括對女性的不信任和敵對態度，認為男女之間的關係是敵對關係，認為男性有權支配和控制女性。
（2）持有不人道的性觀念，包括偏好頻繁、隨意的性關係，以及把性作為征服的遊戲和競爭，而非作為建立情感親密的方式。
（3）多次性侵者通常具有強烈的反社會人格特徵。在臨床診斷上，他們可能是反社會人格障礙、性變態、戀童癖等。
（4）持有“過度感知偏見”，即他們會將女性的友好誤解為性興趣。
（5）對強姦持支持態度。例如，他們會認為 “穿著挑逗、喝酒、或單獨和男人去某個地方的女人是想要被強姦”、“只要努力，女人就能抵抗強姦”。又例如韓國N號房的參與者在線發聲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做錯，女生們的錯誤更大。但是這種支持強姦的態度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由基因決定的，而是社會文化造成的。
但是，韓國N號房事件涉及26萬人以上的參與者，難道他們全部是心理變態嗎？很可能其中的大多數人是韓國社會背景下的正常人。他們可能是警察、教師、政府工作人員，是大家都熟悉的普通人，是韓國社會規範的遵循者而非反社會者。而在心理學研究中，我們也發現，大多數性暴力發生在那些彼此熟悉的熟人之間。這就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對這26萬人來說，性暴力行為在其背景下看來是正常的。也就是說，在解釋韓國N號房事件上，社會情境因素可能會比個人特徵更重要。
4、導致韓國26萬男性群體參與性侵女性的社會心理因素
（1）就如一些媒體指出的，N號房事件必須歸咎到韓國社會存在已久的厭女文化——這種病態文化，不僅僅是貶低女性、物化女性，甚至於是對女性產生厭惡，並且在欺負、凌辱、侵犯女性中收穫快感。韓國女性遭受父權制度、財閥資本和等級秩序的三重壓迫，這三重壓迫的結果就是“厭女”的病態文化，它在無形中對韓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
（2）在更加寬廣的社會心理層面上，其實很多國家都存在有問題的社會腳本。社會腳本是把特定的角色和性格分配給不同的演員，把他們放在特定的軌道上。例如在傳統的性別秩序中，“插入皆代表權力與支配，被插入代表被動與屈從” ；“女性的角色是服從，而男性的角色是確保女性服從”。這樣的腳本將女性定義為性的守門人，將男性定義為性的代理人，進而定義為潛在的犯罪者。又例如，強姦神話無處不在，犯罪者把女性穿吊帶衫或者短裙扭曲為性邀請信號，以此來為自己的暴力行為辯解。
（3）另一個有問題的社會心理因素是暴力崇拜。在意識的水平上，我們的社會制裁暴力。但是在集體無意識的水平上，可能恰恰相反。正如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很久以前所觀察到的，性之於維多利亞時代，就像暴力之於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正式地譴責它，但實際上卻獎勵並陶醉於它。就像在中國文化中，一些父母用打孩子表達他們的愛。在美國文化中，愛國主義的象徵是士兵，個人自由的象徵是槍，最大的精神衛生系統是監獄系統，最受歡迎的運動是足球，最受歡迎的網絡遊戲是槍擊視頻遊戲，最賣座的娛樂節目是超級英雄復仇的電影。
暴力崇拜就是允許並推動男人走向性暴力的集體無意識。一般來說，如果你看到很多暴力，你就會看到很多性暴力。
（4）將人“物化”的社會病態。有些媒體和評論者看到了社會對女性的物化，例如男性把女性的身體變成滿足性慾的道具。但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其實男性也經常被物化——不是作為慾望和生殖的工具，而是作為勞動和生產的工具。在競爭激烈的市場體系中，勞動者（實際上還有女性）通常被當作達到目的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被剝奪了全部的人性，這種現象在文獻中被稱為“工作場所物化”（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資本家對待工人就像對待他們工廠的產品一樣：用盡榨光，然後扔掉換新。
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有多少人會認為男人的價值取決於他們有多少財產，就像女人的價值取決於她們有多少美貌一樣？在男性努力工作的背後，究竟隱藏著多少恐懼？他們害怕被甩在後面，害怕賺不到錢而成為毫無用處的物體。被物化的男性，不太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去人性化地對待女性。
三、韓國N號房事件的解決，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策略
所以，韓國N號房事件涉及的性暴力問題，其原因並不僅限於某些個體的心理變態，或者韓國特有的厭女文化。它還涉及更廣泛的社會心理因素。性暴力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此消彼長”的問題。性和暴力在我們的生理和心理構成中是深深交織在一起的，性暴力是由生物、心理、環境和社會文化變量的動態相互作用形成的。
因此，要防止韓國N號房事件重演，要解決性暴力問題，並沒有簡單、一勞永逸、一刀切的解決方案。可能既需要從上而下的司法改革來保護女性和未成年人，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方法改變社會文化的弊病。例如，個人、家庭和社區發起對話和行動，以此創建新的社會腳本和性別期待，並最終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意識。
在美國，針對美國金牌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醜聞，艾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等人於2017年10月發起Metoo運動，呼籲所有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歷，並在社交媒體貼文附上標籤，藉此喚起社會關注。
在韓國，憤怒的民眾們在網絡上發起五項請願，要求韓國政府嚴格調查這一醜聞，並曝光犯罪人員的個人信息。在短短一週內，超過五百萬網民在青瓦臺官網發起並參與了請願。
重要的社會變革往往從草根階層開始，或者需要通過草根階層的努力而變成強有力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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