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百年(二)––東漢文人是怎樣互相標榜和吹捧的?

書接上回。當士族佔據了越來越多的土地和財富,而且可以不斷的傳承下去的時候,高居廟堂之高的漢桓帝坐不住了,他決定找個機會,狠狠的收拾一下這些日漸坐大的士族。而要整人,不僅需要有理由,還要有打手。理由其實很好找,文人喜歡結黨,你們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塊指點江山,弄得滿朝文武都怕你們,這是要意欲何為啊?至於打手就更好找了,身邊的宦官,無疑是不二人選。於是就有了第一次黨錮之禍,要剖析這第一次黨錮之禍,就先要初步瞭解一下漢桓帝這位總推手到底是何許人也。

三國百年(二)––東漢文人是怎樣互相標榜和吹捧的?


一、漢桓帝其人

在歷史上,桓帝的名聲其實並不好,普遍認為他是個昏庸無能、敗壞綱常的皇帝。但桓帝這個人,或許真的沉迷酒色,也確實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如果真的要深究細節,又有多少好皇帝能經得起這麼推敲呢?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們,又有誰是十全完人呢?他缺點不少,亮點怎麼不說了呢?十五歲登基,大權被外戚梁冀把持十三年,最終依靠宦官集團的力量除掉梁冀,隨後又在宦官和士族之間玩平衡玩到飛起,這樣的人,是個蠢貨?重用張奐、皇甫規、段熲(音“囧”)等三大名將(史稱“涼州三明”),基本平定了長期困擾東漢王朝的羌患,保證了邊境的安寧,這樣的人,能是昏君?

可以說,如果不是因為黨錮之禍得罪了士族,他在歷史上的評價,應該能混箇中等的守成之君。但是得罪了士人,那些有話語權的文人,他們會把你的缺點無限放大,優點無限縮小,直至罵成昏君。

桓帝並不是由太子之身登基的,他在登基之前,只是個普通的宗室成員,爵位連王爺都不是,僅僅被封為蠡吾侯(蠡吾是地名)。他的前任皇帝,是漢質帝,也是少年登位,由於不滿大將軍梁冀專權,說梁冀是“跋扈將軍”,就被梁大將軍毒死,死時年僅九歲。

桓帝大概也沒有想到,自己這麼一個年僅十五歲的小小蠡吾侯怎麼就接了質帝的班呢?其實梁大將軍和太后真的已經決定了,就由他來當皇帝,因為他在宮中沒有根基,更容易擺佈。而由於他出身於地方宗室,對於基層百姓的生活和整個東漢社會的運轉的情況,其實瞭解的比以往那些深宮大院的皇子們要深得多。

他一即位,就被梁冀架空了整整十三年。十三年間,他暗中積蓄力量,最終在公元159年依靠五侯(單超等五大宦官)除掉了梁冀,但梁冀的垮臺又導致宦官勢力驟然膨脹。隨後漢桓帝就藉助士族削弱宦官力量,打壓宦官。到公元165年,也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的前一年,五侯勢力基本被清洗完畢。五人中除三人已經去世外,剩下的左悺被桓帝逼死,具瑗免官憂鬱而亡。朝野之中,各派勢力達到基本平衡,桓帝的努力沒有白費。然而好景不長,新的風暴馬上就要出現。

三國百年(二)––東漢文人是怎樣互相標榜和吹捧的?

二、第一次黨錮之禍

(1)黨人之議——兩句詩

就在桓帝沒做皇帝,還在安安穩穩的做個小侯爺的時候,他拜了一個叫周福的人作老師。後來在登基之後,桓帝為了培養自己的勢力,就把自己的老師周福提拔進宮做了尚書。但是呢,周福有個同鄉叫房植,這時候官也做到河南尹(相當於首都洛陽的最高行政長官),周福本來的名聲不如房植顯赫,但是由於桓帝老師的身份,使得兩人的名聲基本齊平。於是兩人的老家甘陵就流傳了這樣的兩句童謠:“天下規矩房伯武(房植),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這其實是在嘲諷周福是因為帝師之尊才身居高位。這還沒完,兩人的賓客還互相譏諷,彼此反目成仇,於是甘陵郡的文人,就因為兩人分成了南北兩派,每一派的人都朋比為黨,有自己的意見領袖,就有了“黨人”的稱呼。這正是上一篇所說的那個道理,文人之間,既彼此相輕,又臭味相投。

(2)黨人壯大——四句詩和三句詩。

就在兩句詩之後,當時的汝南郡太守名叫宗資(老家南陽),他任用名士範滂作為功曹,雖然宗資作為上級,但是他卻將政事委託給範滂,自己只管審閱籤批即可(簡稱:畫諾,就是在文件上圈個圈);與此同時,南陽太守成瑨(老家弘農)也照葫蘆畫瓢,把政事委託給名士岑晊(音“志”),自己就管動動嘴皮子表示同意(簡稱:坐嘯,就是嘴上同意)。這也就有了四句詩:“汝南太守範孟博(範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弘農成瑨但坐嘯。”意思是,範滂和岑晊雖然名義是功曹,但實際確是真正的太守。至於兩位太守宗資和成瑨,只需要看文件和肯定功曹的政績就可以了。這樣以來,四個人都收穫了美名。兩位太守收穫了愛才、惜才、任才、用才的美名,兩位功曹收穫了想幹事、能幹事、敢幹事、幹成事的美名。由此,文人們的互相吹捧繼續發酵,傳入太學。

那時首都洛陽的太學生,有三萬多人,以郭泰、賈彪等為首。他們與當時的士族的代表李膺、陳蕃、王暢等人同樣互相吹捧、彼此抬舉,於是又有了三句詩:“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看看這些稱呼:“天下楷模”“不畏強禦”“天下俊秀”,這些人難道就真的這麼偉大?難道不是互相吹捧?至此,黨人的名聲天下皆知,由於他們能抨擊外戚和宦官,又有知識,所以老百姓都認為,這些人是代表正義的名士,從而對他們形成一種心理的認同感。

其中名氣最大的是李膺,李膺早年間率軍駐守邊疆,頗有戰功。後來成為東漢名臣,名滿天下,成為很多士人的精神偶像。根據《世說新語》記載,當時天下的後生,都以見李膺一面為榮,甚至認為被他接見是自己莫大的功德,因為被接見,自己的名聲也很快就可以傳遍四海,進而就可以鯉魚躍龍門了。(《世說新語·德行第一》:後進之士,有升其(李膺)堂者,皆以為登龍門。)比如上一段提到的那個郭泰,在李膺接見他並和他成為朋友之後,就“名震京師”,他在返鄉的時候,京城的文人都來送他,光馬車就達數千輛,李膺的名望,可見一斑。

但這些文人名士們藉助整個清流團體的力量,使自己的名聲不斷擴大,又帶動整個清流集團的名聲擴大,其用意,指向了上一章所提到的東漢選官制度——徵辟制和察舉制。有了名望就可能被朝廷徵召,集團行動就可以給地方官員壓力讓他們舉薦,背後的核心,還是集團利益以及其個人的利益。但是這就導致,東漢朝廷的體系運作和人心向背,其實已經不是東漢朝廷所能完全控制,老百姓的民意,開始被這些清流們所左右,而且極有可能以民意裹挾政府,從而進一步獲取政治利益。

(3)黨錮事發——誰正誰邪?

第一次黨錮之禍的主要事件有四個,可以概括為“四件事”,當然其他的事件也是有意義的,但是主要就是這四件事。

事件1:公元165年,宮中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當時任職野王縣令,貪財暴虐,但是由於害怕官拜司隸校尉(司隸是地名,漢朝十三州之一,司隸校尉相當於整個首都地區的軍事主官和政法系統主官)的李膺,於是跑到了自己兄長張讓家中,躲進了柱子裡,想以此躲避風頭。李膺知道這個情況後,在沒有向皇帝請示的情況下,立即帶人到了張讓家中,打破柱子,帶走了張朔,隨即殺掉。漢桓帝不滿,詰問李膺,李膺用了孔子任職司寇七天就敢誅殺大臣的事情加以反駁,反而弄得桓帝沒有面子。而且這次執法之後,皇帝左右的宦官都開始害怕李膺,但是這卻犯了君主的大忌,因為皇帝身邊的宦官不同於其他臣子,宦官們只能害怕自己。

事件2:公元166年,當時宛城(隸屬於南陽)有個富豪,叫張汎(音“範”),和太監有利益輸送,於是上文提到的那個“坐嘯”太守成瑨以及功曹岑晊等人將張汎抓了起來,在朝廷已經頒佈大赦令要求大赦天下的情況下,依舊將張汎殺掉,並且還濫殺無辜,宗族賓客被株連了二百多人(宗族賓客到底犯了什麼大罪,要死二百多人?),以此來打造自己剛正不阿、秉公執法的清名。然而,這一舉得罪了皇帝,你無視朝廷的大赦令,是打皇帝的臉;你株連賓客,這叫濫殺無辜。

你拿著無辜人的鮮血、打著皇帝老子的臉面,來弘揚自己的名聲?你既然這麼不懂規矩,後面皇權會叫你知道什麼是規矩,很快,成瑨等人死在了獄中。

事件3:成瑨等人因罪下獄之後,被稱為“不畏強禦”的陳蕃站了出來,他上書為成瑨等人求情,而且在書中再次提及宦官是小人,而桓帝被小人所迷惑。暗指桓帝是個被人蠱惑的糊塗蛋,此舉引起宦官集團的不滿,為日後自己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事件4:還是公元166年,河內有個術士,叫張成,會占卜,並和宦官們交好,而且占卜之術頗精,皇帝也很喜歡。他推測出朝廷馬上會頒佈大赦令,於是讓自己的兒子去殺了一個人(應該是仇人),然後等著大赦令的到來。結果在朝廷已經頒佈大赦令的情況下,李膺依舊把張成的兒子處以死刑。再次打了皇帝的臉。

張成的侄子立即上書,說李膺等人是:“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早就對士族黨人忍無可忍的漢桓帝逮著這個機會,立即借題發揮,逮捕李膺等黨人二百多人,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陳蕃多次上書進諫,而漢桓帝好不容易找到這個機會,怎麼可能會放過?再說你陳蕃就是黨人頭目之一,你以為桓帝不知道?結果桓帝不但不聽,反而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佳而將其罷免。

轉眼到了167年,國丈竇武等人再次向桓帝上書,為黨人求情,此時桓帝其實也不想下殺手,因為要下殺手早就可以下。正好李膺等人在獄中供出,有些宦官的族人和子侄也是黨人之一,因為年輕人都好清名,這也很正常,這使得宦官開始恐慌,宦官便紛紛進言,說大赦天下的時機已到。於是桓帝在平衡利弊之後,在這年的6月,將黨人赦免,但是打回原籍,禁錮終身,永遠不得做官,是為第一次黨錮之禍。這樣做,既給了皇后面子,又給了國丈面子,又給了宦官恩惠,還對黨人以及士族起到了震懾作用,同時沒有大開殺戒,一舉多得,不可謂不高明。所以通過這些事情可以看出,漢桓帝真不是什麼昏君,反而智商情商都很高,是個聰明人。

三、生前身後

還有一點請注意,這一年的12月,桓帝就去世了,也就是說在6月份赦免黨人但是禁錮終身的時候,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容樂觀,距離去世就剩半年的時間。更要命的是,他沒有子嗣。他這樣做,其實是在給後面的繼任者創造一個比較好的治政環境。

在東漢政局的三大勢力之中,到了這個時間節點,外戚勢力在梁冀死後,已經無法獨斷朝綱,桓帝留下的外戚竇武,雖然具備黨人和外戚的雙重身份,但並不具備當年梁冀那樣的實力;士族勢力,經過黨錮之禍,已經受到打擊,短時間興不起什麼風浪;宦官勢力,則是皇權的忠實守護者,他們只能依附皇權而存在,離開皇權就什麼都不是。所以在新君即位之後,起碼不會像他一樣,再做十三年的傀儡皇帝。而且竇武輔政,肯定會給黨人平反,解除禁錮以平衡宦官集團可能會出現的膨脹,這樣新君還能獲得黨人的好感,容易站穩腳跟,東漢王朝也不會再出現什麼大的風浪。然而,世事豈能盡如心意?理想很豐滿,但是現實卻很骨感。

桓帝死後,12歲的地方宗室劉宏入朝登基,是為漢靈帝。和桓帝一樣,這又是一位少年天子。然而,皇帝年幼必定導致皇權衰落,輔政的外戚竇武聯合陳蕃等人,給黨人紛紛平了反,解除了禁錮,黨人們得以重返朝堂。然而,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當皇權出現衰落且不足以形成絕對優勢的時候,下面的勢力會把鬥爭的程度搞得更加慘烈。很快,第二次黨錮之後又來了,這一次,註定比上一次牽扯的人更多,而且還伴隨著殺戮和鮮血。

第二次黨錮之禍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百年(二)––東漢文人是怎樣互相標榜和吹捧的?

錢 穆《國史大綱》(第九章、第十章)

呂思勉《中國通史》(第三十一章)

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四十七、四十八)

範 曄《後漢書》(《孝桓帝紀》《黨錮列傳》《宦官列傳》《郭符許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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