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人不是今天來明天去的漫遊者，而是今天到來並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稱為潛在的漫遊者，即儘管沒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卻來去的自由。”對於鄉村來說，陳信是個外來人，他並不渴望被鄉村吸收和同化，他拒絕了和鄉村一切的情感聯繫，但當他回到上海，自己卻成了一個外來戶，他渴望成為新群體的正式成員，但又遭到了排斥，一次次地感嘆到自己是個外來人。對於上海而言，他是一個不放棄來去自由的外來人，作為外來人，他沒有放棄來去上海的自由。鄉村彷彿才是他的故鄉:他習慣了鄉村的遼闊、人人交往的親切溫暖。
外來人是群體中的一個特別要素，具有身份雙重性，既置身局外，又身臨其中。齊美爾在談到外來人的概念時，提到:“外來人由於其不受群體的特定淵源和偏袒傾向的束縛，往往具有一種獨特的客觀性。”客觀性不是說完全不參與，而是抱有明確態度地參與，客觀地做理論觀察。陳信對上海的情感是矛盾的，就像是一個外來戶。既渴望融入上海，又無時無刻不以一個外地人的身份審視著上海。陳信一方面急著融入上海這個有秩序的社會集體，一方面又排斥著上海空間侷促、人情冷漠。對家鄉不是全盤認同，而是以一個在農村生活了十年的人的眼光來審視上海。生活在城市的人對於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會引發一種身份上的焦慮感。在無法認清自己身份的情況下，人們依然渴望同化也渴望異化，而現實中的個體身份也在自行經歷著同化與異化。在城市空間中，這是一場不斷髮生在個體與群體間的鬥爭與妥協。個體渴望同化以期能夠融入特定群體，加強自身身份感;而在同化的過程中個體又渴望身份的異化，為的是保存個性和思想上的獨立性。同化和異化，二者是一個矛盾體，同時作用於個體身份，一種焦慮感便油然而生。
在當陳信回到上海，想要逐漸融入上海的過程中，他卻越發覺得自己不夠認識上海，從初回上海的喜極而泣，到感嘆上海人可憐、生活不易，再到後來，發現黃浦江並不是記憶中的樣子。上海不是他的家鄉，他痛苦地發現原來自己心心念唸的家鄉上海在都市的發展更迭中，已然消逝。
外來人是個文化雜交的產物: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而在每一箇中又或多或少是外來人。這正是知青們的寫照。在阿爾佛雷德·舒茨看來，外來人，為了避免成為討人厭嫌的“他者”，要使出渾身解數來適應當地群體，以作為自我拯救的唯一出路。但是，身居異國他鄉，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被連根拔起，難以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有效的對話。外來人的內心，有對家園揮之不去的懷戀。但是我們知道，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歷程對舊世界的改變，一切都無可挽回。誰也難逃淪為外來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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