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对于乡村来说，陈信是个外来人，他并不渴望被乡村吸收和同化，他拒绝了和乡村一切的情感联系，但当他回到上海，自己却成了一个外来户，他渴望成为新群体的正式成员，但又遭到了排斥，一次次地感叹到自己是个外来人。对于上海而言，他是一个不放弃来去自由的外来人，作为外来人，他没有放弃来去上海的自由。乡村仿佛才是他的故乡:他习惯了乡村的辽阔、人人交往的亲切温暖。
外来人是群体中的一个特别要素，具有身份双重性，既置身局外，又身临其中。齐美尔在谈到外来人的概念时，提到:“外来人由于其不受群体的特定渊源和偏袒倾向的束缚，往往具有一种独特的客观性。”客观性不是说完全不参与，而是抱有明确态度地参与，客观地做理论观察。陈信对上海的情感是矛盾的，就像是一个外来户。既渴望融入上海，又无时无刻不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审视着上海。陈信一方面急着融入上海这个有秩序的社会集体，一方面又排斥着上海空间局促、人情冷漠。对家乡不是全盘认同，而是以一个在农村生活了十年的人的眼光来审视上海。生活在城市的人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会引发一种身份上的焦虑感。在无法认清自己身份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渴望同化也渴望异化，而现实中的个体身份也在自行经历着同化与异化。在城市空间中，这是一场不断发生在个体与群体间的斗争与妥协。个体渴望同化以期能够融入特定群体，加强自身身份感;而在同化的过程中个体又渴望身份的异化，为的是保存个性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同化和异化，二者是一个矛盾体，同时作用于个体身份，一种焦虑感便油然而生。
在当陈信回到上海，想要逐渐融入上海的过程中，他却越发觉得自己不够认识上海，从初回上海的喜极而泣，到感叹上海人可怜、生活不易，再到后来，发现黄浦江并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上海不是他的家乡，他痛苦地发现原来自己心心念念的家乡上海在都市的发展更迭中，已然消逝。
外来人是个文化杂交的产物: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而在每一个中又或多或少是外来人。这正是知青们的写照。在阿尔佛雷德·舒茨看来，外来人，为了避免成为讨人厌嫌的“他者”，要使出浑身解数来适应当地群体，以作为自我拯救的唯一出路。但是，身居异国他乡，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被连根拔起，难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有效的对话。外来人的内心，有对家园挥之不去的怀恋。但是我们知道，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历程对旧世界的改变，一切都无可挽回。谁也难逃沦为外来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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