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民族來說，恐怕擤吐文化，即隨地亂擤鼻涕和亂吐痰是最不文明、最不衛生的標誌之一。
據說當年在一艘外國客輪上，孫中山先生親眼見到一個留有長辮子的同胞把一口濃濃的黃痰吐在紅地毯上，對此他感嘆不已，後來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用以啟發民眾的文明意識。然而直到100多年後的今天，辮子早已隨滿清帝國的崩潰而無影無蹤，而曾有辮子人們的後代卻將隨地吐痰的陋習代代相傳，不用說農村和小城鎮，就連大都市，甚至連共和國的首都也不例外。
中國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著名公共衛生科學家高士其先生於1930年從美國學成回國時，面對中國瘟疫蔓延、疾病流行的嚴酷現狀和國人隨地吐痰的陋習，感到十分震驚。後來，他在科普文章中寫道：“每24小時之內，一個肺癆病頗深的人，口裡所放出的結核桿菌，共有15億到40億之多，含有肺病病毒的痰和灰塵相伴，等到幹了隨風飛揚，到處傳染。於是馬路上、弄堂裡、電車、火車上、戲院菜館裡……一切公共場所都有了這些結核桿菌的灰塵。人們回來的時候，便不知不覺地把這些癆病菌存在衣邊鞋底，帶到家裡。真是一痰之微，不知害人多少呀。……不吐痰可以減少疾病傳播是鐵一樣的事實。你們不隨地吐痰至少可以救你們的家人、親戚、朋友、鄰居，避免他們患病的危險，如果中國人能個個革除吐痰的惡習，疾病就可以大大地減少，病的負擔一除，窮的負擔就可減輕，民族的康健復興，國民的經濟能力也就增進了。……羅馬之亡，亡於瘧疾，中國若亡，恐怕還是亡於肺癆病，更簡單地說，亡於痰。”
20世紀50年代，高士其先生還在自己創作的《隨地吐痰壞習慣》詩中這樣寫道：“在人體排洩物裡，痰是最危險的東西，它隱藏著無數細菌，都是疾病的元兇。要向人人宣傳，不要隨地吐痰。”在臨終前的最後一篇叫做《痰》的科普文章中，高士其仍向民眾大聲疾呼：“一定要把痰吐在痰盂和手帕裡，這一社會公德是為了避免病菌在廣闊的空間漫遊，產生更多進入人體的機會。”
有國內朋友談到一個故事：辦公室門口的角落裡永遠有擦不盡的黏痰，人們為此大為惱火，常破口大罵，但無濟於事。後來人們終於發現，那一堆永遠存在的痰的製造者就是那個天天也跟著人們一起大罵的白面書生，學中文的，後來一直擔任領導工作。 甚至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如此，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近日，北京市發出“爭做文明健康好市民倡議書”，其中一條是“不隨地吐痰”。前不久，這一要求也被寫進國家衛健委編制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不同風險人群防護指南》。隨地吐痰是社會頑疾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再次發出“不隨地吐痰”的呼籲，既是出於防疫的迫切需要，也符合文明素養的長期要求。隨地吐痰，可以說司空見慣。即使在疫情之下，戴著口罩，很多人還是吐痰不已。調查發現，公交站臺、室外吸菸區等公共區域，都是隨地吐痰的重災區，雖然垃圾箱就在眼前，但仍擋不住有人隨地吐痰，而且還專門吐在垃圾桶周圍。很多痰跡因為“年代久遠”且重複疊加，已經在地面上形成黑色痕跡；更令人氣憤的是，超市、地鐵車廂裡，都有人公然吐痰。
隨地吐痰不文明，道理無需再說；隨地吐痰危害巨大，可能有人不在意。據疾控專家介紹，很多飛沫傳染的呼吸系統疾病，通過痰液都可能傳播，特別是患者吐痰危害更大。令人遺憾的是，“不隨地吐痰”已經倡議了幾十年，收效甚微。一代又一代的小學生，都背誦過包含“勤洗手、不吐痰”等內容的文明守則，但仍舊還是可以看到各個年齡段的人，在不同場合做著相同的“嗽嗓子、吐痰”的系列動作。除了反覆倡議，各地也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明令禁止。2019年11月25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北京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在公共場所隨地吐痰、便溺，亂扔垃圾等行為，最高可處500元罰款。由於這一惡習太過普遍，取證難，執法難，所以，執行結果都不太樂觀。有些人根本不覺得有什麼錯，有些人覺得法不責眾，還有人因吐痰被保潔人員批評之後，竟然惱羞成怒，大打出手。
文明健康的生活習慣需要培養，甚至需要約束。社會倡導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需要剛性執法，像治理公共場所吸菸一樣治理隨地吐痰。該罰就罰，理直氣壯地罰，在公共場所抓一些典型人物，頂格處理，形成人人不敢吐痰不願吐痰的氣候。任何一種習慣、一種社會氛圍的養成，都需要持之以恆，既需要每個人的自我約束，更需要明確社會價值取向和完善的法規制度。只有人人都把隨地吐痰當做一種沒素質、不文明的行為加以唾棄，才會倒逼某些積習難改之人，因為受不了他人鄙夷的目光，懾於法律法規的懲處，而糾正自己的行為。改掉隨地吐痰的惡習，眼下是防疫工作的剛需，是切斷病毒的傳播渠道；等疫情結束，必須維護勝利果實，不隨地吐痰的習慣應該一直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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