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公元1175年，經呂祖謙出面邀請，朱熹與陸九淵、陸九齡兄弟在鵝湖寺會面，就雙方各自的學術觀點展開了一場辯論，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學術公案鵝湖之會。許多人都覺得，朱熹與陸氏兄弟之間爭論的主要是哲學層面上的東西，並一致認為，這場辯論始終籠罩在和諧友好的氛圍之中，最終結果也是不分勝負，朱熹與陸氏兄弟還因此惺惺相惜成了知己。然而如果仔細分析，實際上

朱熹像

爭論的根源——儒家道統之“明道”與“傳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中曾子所說的這幾句話，被許多人奉為座右銘，但其實這句話的背後，隱藏著所有儒生的使命——傳承道統。

所謂的道統主要包括“明道”和“傳道”兩個方面，明道就是要弄清楚正確的道是什麼，傳道就是要把正確的道傳承下去。（此所謂道，非道家之道，乃儒家之道。）

“任重而道遠”，儒家學者之“任”就是傳承“道”，孔子之道即為“仁”，無論後世儒家學派關於“道”的解釋如何演變，但“明道”和“傳道”的任務始終沒有改變。秦漢以降，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的實施，儘管實際上政府施行的是外儒內法之策，但儒家和儒學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拔高。

兩漢之際的儒生們，無論是古文經學也罷，還是今文經學也罷，都是對儒家的古籍經典進行詮釋，這正是所謂的“明道”。因此，兩漢之際的儒學道統傳承，我們可以認為就是對經學的傳承。

漢代獨尊儒術政策

東漢末年，連年戰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依然動盪不安，在這數百年時間內，佛學和玄學興起，儒家獨尊的地位受到了挑戰，雖然儒家內部的道統傳承仍然存在，但其正統地位並沒有得到承認。

一直到隋唐時代，中國重新統一，儒學，或者說經學才重新獲得了正統地位，因此又有“漢唐經學”的說法。都說失去過才會懂得珍惜，儒生們也不例外，經學經歷過數百年時間的衰微，這時候重新取回了正統地位，他們自然更加重視道統的傳承。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韓愈曾經寫過一首詩《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寫這首詩之前，唐憲宗在位，唐憲宗信仰佛教，要迎佛骨入皇宮供養，韓愈聽說了這個消息，立刻寫下了《諫迎佛骨表》，大力反對，唐憲宗看後大怒，直接把韓愈貶到了嶺南。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韓愈寫下了這首詩。詩中所謂的“除弊事”，指的就是迎佛骨，反對迎佛骨只是表象，韓愈真正的目的，就是維護儒學（經學）在朝廷內部的正統地位，維護儒家道統的傳承。

事實上，韓愈專門寫過一篇叫《原道》的文章，裡面指出：最本源的道，就是儒家的“仁義道德”。韓愈始終以繼承道統、恢復儒道為己任，一如《師說》中所說的“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傳道是被韓愈放在首位的。

韓愈

爭論的雙方——理學與心學

雖然晚唐不少皇帝信奉佛教，但此時儒家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儒學的正統地位無可撼動，但在後續的發展過程中，儒學內部開始出現了分歧。進入宋朝以後，一方面經學已經發展到了盡頭，另一方面需要掃清魏晉以來的玄學和佛學影響，於是儒生們也開始從意識層面上尋求突破，力圖打造出一套完善的理論，這套理論不僅要聽起來很全面很完善，還不能悖離原本的儒家學說，更要能壓制住佛學和玄學。

漢唐經學，主要圍繞六經文本做文章，而發展到宋朝，當六經的文本已經被研究了無數遍之後，儒生們就開始尋找新的方向，上升到更加形而上學的層面，於是，儒家的“明道”，就從經學演變成了理學與心學。

• 程朱理學

提到程朱理學，許多人第一反應都是“存天理， 滅人慾”，斥之為封建糟粕。實際上，理學固然是舊時代的落後思想，但我們也大可不必將其妖魔化。程，指的是北宋程頤程顥兩兄弟，朱則是指南宋朱熹。理學由程氏兄弟創造，到朱熹時大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系統。將傳統儒學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等諸多理論統一起來，加以修飾、潤色，構成一個完善的理論系統。

理學的大成，不僅在哲學上具有重大意義，在對行政施政、行動指導中也起到了重大的影響。理學認為“理”是世間萬事萬物的本質與起源，人們所有的行為都必須遵從於理。理既是本源，亦是準則。

• 陸王心學

除了理學之外，宋朝的儒學還衍生出了另外一支學派，那就是陸王心學。陸，是指南宋陸九淵、陸九齡兄弟，王則是指明朝的王陽明。而鵝湖之會的辯論雙方，正是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與心學開創者陸氏兄弟。

陸九淵

其實嚴格來說，理學也好，心學也罷，他們的本質都逃脫不了儒生們“明道”與“傳道”的道統觀。兩個學派都是為了儒學道統的傳承，只不過他們在對“道”的認識上產生了分歧。那雙方具體的分歧在哪裡呢？

爭論的焦點——封閉與開放

朱熹與陸氏兄弟到底在爭論些什麼呢？要弄明白這個問題，就要從理學與心學的不同理念說起。

簡單點說，在程朱理學的理論框架中，“理”是一種永恆不滅、亙古不變的存在，它既囊括了萬事萬物，也是所有社會關係都應該遵守的至高準則。所謂“理在天地之間”，理是封閉的，不容更改、不容增刪的。人們只能通過“格物”去感知天理。

而在陸氏兄弟的心學中，“理”或者說“道”，是一種存在人心中的東西，一個人可以通過獨立思考，自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道德觀。因此，理是開放的，是可以由人自己創造的，人們可以通過“格心”去創造理。

用陸氏兄弟自己的話來說，理學與心學的區別，就在於“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這麼看來，理學與心學是完全對立的。

《陸九淵集》記載：

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陸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適從。……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

這一段記載，很好地闡明瞭朱熹與陸氏兄弟之間的爭論焦點，會中，朱熹一再強調“格物致知”，格物才能致知。而格物包括讀書、觀察事物等多個方面，人們應該多格物，然後對結果進行分析與總結，最終得出正確的結論。

鵝湖舊址

陸氏兄弟則提出了“心即理”的觀點，認為所謂的格物不過是探明本心的手段，“發明本心”才是最終目的，只要本心已明，那麼自然就通曉“理”了，讀書、格物，都不如尊德性、養心神更重要。

爭論的結果——朱熹贏了當下，陸氏兄弟贏了未來

史載，鵝湖之會後又過了六年，也就是公元1181年，陸九齡因病去世，陸九淵想請朱熹為兄長撰寫墓誌銘，於是前往南康拜訪朱熹，到南康之後，陸九淵與朱熹攜手泛舟於湖上，雙方並未因鵝湖之會心生嫌隙，反而成了朋友。

後世人據此認為，鵝湖之會雖然雙方觀點不同，但氣氛友好，並非一定要分出勝負。這種說法不能說全錯，但確實有點想當然了。固然，雙方都是心懷磊落之人，但勝負是一定要分的，因為這不僅僅是個人觀點的問題，更涉及到儒學的道統傳承。

正如前文所言，因為魏晉儒學的衰微，唐宋以來，儒生們對儒學道統的傳承尤為偏執，再加上此時儒學的正統地位已然十分穩固，“明道”與“傳道”兩項任務中，“傳道”的壓力已經沒有那麼大了，那麼“明道”就成了重中之重。

朱熹與陸氏兄弟之爭，就是“明道”之爭，是無論如何也要分出一個勝負的，這一點在本質上與中世紀歐洲大陸教派的正統之爭並無不同，區別在於中世紀教廷之爭更加直接、更加兇狠，而朱陸之爭則偏於溫和。那雙方最終勝負如何呢？

其實答案不言而喻，當時在朱熹的手中，理學的理論已經大成，而心學尚處於一個新生的階段，雖然在鵝湖之會上朱熹沒能說服陸氏兄弟，但理學毫無疑問勝了心學。就連豪氣沖天的辛棄疾也對朱熹表示了無限的尊敬，說他：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認為朱熹是數千年以來屈指可數的偉人，可見朱熹的學說在當時影響之深。

這麼一看有些不公平，畢竟心學還沒發展成熟，那當心學發展成熟之後呢？那還要等到三百多年以後了，一代大儒王陽明橫空出世，把心學理論加以完善，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認識論，影響了整個東亞大陸的儒家文化圈，被尊為儒家最後的聖人。

王陽明

可以說，鵝湖之會，朱熹的理學贏了陸氏兄弟的心學，但三百年後，王陽明完善了心學，捲土重來，終於反敗為勝。

結語

鵝湖之會作為我國曆史上一段著名的儒學公案，有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影響了那之後到現在八百年的歷史。我們在批判封建糟粕的時候，往往把朱熹與理學妖魔化，一味批鬥，未免顯得有些矯枉過正了。就比如“存天理、滅人慾”，實際上這裡所謂的人慾指的是一些超出限度的貪慾、色慾、私慾，並非要扼殺人的天性。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用唯物辯證的方法去審視，都存在著許多不合時宜的、錯誤的觀點，但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吸收的菁華思想，去蕪存菁，而非一味排斥，這才是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正確之道。

參考文獻：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宋史》

《中國哲學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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