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公元1175年，经吕祖谦出面邀请，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在鹅湖寺会面，就双方各自的学术观点展开了一场辩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学术公案鹅湖之会。许多人都觉得，朱熹与陆氏兄弟之间争论的主要是哲学层面上的东西，并一致认为，这场辩论始终笼罩在和谐友好的氛围之中，最终结果也是不分胜负，朱熹与陆氏兄弟还因此惺惺相惜成了知己。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实际上

朱熹像

争论的根源——儒家道统之“明道”与“传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说的这几句话，被许多人奉为座右铭，但其实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所有儒生的使命——传承道统。

所谓的道统主要包括“明道”和“传道”两个方面，明道就是要弄清楚正确的道是什么，传道就是要把正确的道传承下去。（此所谓道，非道家之道，乃儒家之道。）

“任重而道远”，儒家学者之“任”就是传承“道”，孔子之道即为“仁”，无论后世儒家学派关于“道”的解释如何演变，但“明道”和“传道”的任务始终没有改变。秦汉以降，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实施，尽管实际上政府施行的是外儒内法之策，但儒家和儒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拔高。

两汉之际的儒生们，无论是古文经学也罢，还是今文经学也罢，都是对儒家的古籍经典进行诠释，这正是所谓的“明道”。因此，两汉之际的儒学道统传承，我们可以认为就是对经学的传承。

汉代独尊儒术政策

东汉末年，连年战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依然动荡不安，在这数百年时间内，佛学和玄学兴起，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虽然儒家内部的道统传承仍然存在，但其正统地位并没有得到承认。

一直到隋唐时代，中国重新统一，儒学，或者说经学才重新获得了正统地位，因此又有“汉唐经学”的说法。都说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儒生们也不例外，经学经历过数百年时间的衰微，这时候重新取回了正统地位，他们自然更加重视道统的传承。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写这首诗之前，唐宪宗在位，唐宪宗信仰佛教，要迎佛骨入皇宫供养，韩愈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写下了《谏迎佛骨表》，大力反对，唐宪宗看后大怒，直接把韩愈贬到了岭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写下了这首诗。诗中所谓的“除弊事”，指的就是迎佛骨，反对迎佛骨只是表象，韩愈真正的目的，就是维护儒学（经学）在朝廷内部的正统地位，维护儒家道统的传承。

事实上，韩愈专门写过一篇叫《原道》的文章，里面指出：最本源的道，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韩愈始终以继承道统、恢复儒道为己任，一如《师说》中所说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是被韩愈放在首位的。

韩愈

争论的双方——理学与心学

虽然晚唐不少皇帝信奉佛教，但此时儒家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儒学的正统地位无可撼动，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儒学内部开始出现了分歧。进入宋朝以后，一方面经学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另一方面需要扫清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影响，于是儒生们也开始从意识层面上寻求突破，力图打造出一套完善的理论，这套理论不仅要听起来很全面很完善，还不能悖离原本的儒家学说，更要能压制住佛学和玄学。

汉唐经学，主要围绕六经文本做文章，而发展到宋朝，当六经的文本已经被研究了无数遍之后，儒生们就开始寻找新的方向，上升到更加形而上学的层面，于是，儒家的“明道”，就从经学演变成了理学与心学。

• 程朱理学

提到程朱理学，许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存天理， 灭人欲”，斥之为封建糟粕。实际上，理学固然是旧时代的落后思想，但我们也大可不必将其妖魔化。程，指的是北宋程颐程颢两兄弟，朱则是指南宋朱熹。理学由程氏兄弟创造，到朱熹时大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将传统儒学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等诸多理论统一起来，加以修饰、润色，构成一个完善的理论系统。

理学的大成，不仅在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对行政施政、行动指导中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理学认为“理”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本质与起源，人们所有的行为都必须遵从于理。理既是本源，亦是准则。

• 陆王心学

除了理学之外，宋朝的儒学还衍生出了另外一支学派，那就是陆王心学。陆，是指南宋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王则是指明朝的王阳明。而鹅湖之会的辩论双方，正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与心学开创者陆氏兄弟。

陆九渊

其实严格来说，理学也好，心学也罢，他们的本质都逃脱不了儒生们“明道”与“传道”的道统观。两个学派都是为了儒学道统的传承，只不过他们在对“道”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那双方具体的分歧在哪里呢？

争论的焦点——封闭与开放

朱熹与陆氏兄弟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要从理学与心学的不同理念说起。

简单点说，在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中，“理”是一种永恒不灭、亘古不变的存在，它既囊括了万事万物，也是所有社会关系都应该遵守的至高准则。所谓“理在天地之间”，理是封闭的，不容更改、不容增删的。人们只能通过“格物”去感知天理。

而在陆氏兄弟的心学中，“理”或者说“道”，是一种存在人心中的东西，一个人可以通过独立思考，自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道德观。因此，理是开放的，是可以由人自己创造的，人们可以通过“格心”去创造理。

用陆氏兄弟自己的话来说，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在于“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这么看来，理学与心学是完全对立的。

《陆九渊集》记载：

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这一段记载，很好地阐明了朱熹与陆氏兄弟之间的争论焦点，会中，朱熹一再强调“格物致知”，格物才能致知。而格物包括读书、观察事物等多个方面，人们应该多格物，然后对结果进行分析与总结，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

鹅湖旧址

陆氏兄弟则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认为所谓的格物不过是探明本心的手段，“发明本心”才是最终目的，只要本心已明，那么自然就通晓“理”了，读书、格物，都不如尊德性、养心神更重要。

争论的结果——朱熹赢了当下，陆氏兄弟赢了未来

史载，鹅湖之会后又过了六年，也就是公元1181年，陆九龄因病去世，陆九渊想请朱熹为兄长撰写墓志铭，于是前往南康拜访朱熹，到南康之后，陆九渊与朱熹携手泛舟于湖上，双方并未因鹅湖之会心生嫌隙，反而成了朋友。

后世人据此认为，鹅湖之会虽然双方观点不同，但气氛友好，并非一定要分出胜负。这种说法不能说全错，但确实有点想当然了。固然，双方都是心怀磊落之人，但胜负是一定要分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个人观点的问题，更涉及到儒学的道统传承。

正如前文所言，因为魏晋儒学的衰微，唐宋以来，儒生们对儒学道统的传承尤为偏执，再加上此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然十分稳固，“明道”与“传道”两项任务中，“传道”的压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那么“明道”就成了重中之重。

朱熹与陆氏兄弟之争，就是“明道”之争，是无论如何也要分出一个胜负的，这一点在本质上与中世纪欧洲大陆教派的正统之争并无不同，区别在于中世纪教廷之争更加直接、更加凶狠，而朱陆之争则偏于温和。那双方最终胜负如何呢？

其实答案不言而喻，当时在朱熹的手中，理学的理论已经大成，而心学尚处于一个新生的阶段，虽然在鹅湖之会上朱熹没能说服陆氏兄弟，但理学毫无疑问胜了心学。就连豪气冲天的辛弃疾也对朱熹表示了无限的尊敬，说他：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认为朱熹是数千年以来屈指可数的伟人，可见朱熹的学说在当时影响之深。

这么一看有些不公平，毕竟心学还没发展成熟，那当心学发展成熟之后呢？那还要等到三百多年以后了，一代大儒王阳明横空出世，把心学理论加以完善，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影响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儒家文化圈，被尊为儒家最后的圣人。

王阳明

可以说，鹅湖之会，朱熹的理学赢了陆氏兄弟的心学，但三百年后，王阳明完善了心学，卷土重来，终于反败为胜。

结语

鹅湖之会作为我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儒学公案，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影响了那之后到现在八百年的历史。我们在批判封建糟粕的时候，往往把朱熹与理学妖魔化，一味批斗，未免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就比如“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这里所谓的人欲指的是一些超出限度的贪欲、色欲、私欲，并非要扼杀人的天性。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审视，都存在着许多不合时宜的、错误的观点，但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吸收的菁华思想，去芜存菁，而非一味排斥，这才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之道。

参考文献：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宋史》

《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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