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是明代一位書法大家，也是我國書法史上非常有影響力、也非常有爭議的巨匠。他的書風狂放奇崛、奇幻多變、以動為用、恣情任性。在審美指向上，其多元豐富的風格特徵非但沒有使他的書風顯得散亂遊離和飄乎不定，反而顯示出更多的創造性與可讀性。他疏狂不羈、眼空千古，性情、氣質具有常人難及的多重性，從而形成了其書風多變和狂態不羈的特徵。
徐渭 《墨葡萄》 軸 紙本 浙江省博物館藏
一、 青少年時期：孤傲與輕狂
徐渭的生母是徐渭的父親第二個妻子苗氏的陪嫁丫頭。徐渭出生百天後，父親病故。苗氏因無生育，徐渭一直依苗氏而居。對嫡母苗氏，徐渭充滿了感激，她是整個家庭的支柱，是他的衣食之源，不惜血本地教養他。但在徐渭10歲那年，因家道衰落，苗氏趕走了徐渭的生母和一批僕人，他對苗氏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徐渭在他晚年為自己所作的年譜《畸譜》裡寫道：“苗宜人渭百身莫報也。然是年似奪生我者，乃記憶耳。”這一年，嫡母把生母掃地出門了，這只是矛盾的總爆發，此前肯定發生過更多的事情，徐渭身處其中，袒護任何一方他都做不到。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一個幼小的心靈多半會變得善感起來，對身邊的環境，這樣的小孩也多半會比一般小孩有著更多的敏感。這種氣質也直接培養和影響了徐渭的創作情感的豐富性。誠如徐渭一大解人袁宏道所說的，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堰、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的自然物相與徐渭相融相化而待其創作，既可放意千里，又能鬼語秋墳。
另一方面，徐渭從小就顯露出的出眾才華也讓他獲得了“自信”，甚至有些輕狂。他6歲時，“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8歲學作八股文，一天能寫出幾篇小文章，被老師稱讚是神童。10歲時，還因在公堂上當場作《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而得到山陰知縣的讚揚；仿楊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了全城，被稱為神童，紳士們又比之為劉晏、楊修。
浙江流傳的一些關於徐渭的民間故事也反映出他兒時性格中的輕狂與玩世不恭。例如，“徐把一個正在洗澡的瞎子的衣服拿走了，他告訴瞎子說，他的名字叫‘都來看’，瞎子這麼喊他，於是所有人都來嘲笑瞎子”“徐引誘某人吃一種食物。然後他又聲稱，這種食物有毒。他推薦屎當解藥。於是那人不得不吃屎”。諸如此類的騙人、害人、讓別人出醜以取樂的勾當可謂不勝枚舉。
在眾多的文獻中，較少有徐渭少年時期的書法作品的描述。但從這些隻言片語中，從這些詩文中，徐渭顯露出來的過人的才華，與他內心的隱忍和玩世不恭的個性相交融，孕育了其書風的敏感、孤傲與輕狂。
徐渭草書《杜甫懷西郭茅舍詩軸》紙本 189.5×60.3cm 上海博物館藏
二、 中青年時期：狂放而激烈、奔放而怪異
當徐渭慢慢長大，明代也恰進入中後期，社會各階層已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書法和繪畫也正處在學習古人與創新兩種意識碰撞的特殊階段。徐渭21歲結婚，後參加鄉試失敗，繼而加入了一個文學圈子。這個小圈子就是後來被人稱道的著名的“越中十子”。他們都是當時中國一流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他們大都性格狂放、不拘小節、放蕩不羈。徐渭能加入這樣的圈子，也符合他的個性特徵——孤傲、輕狂。可能性格與愛好相近，在這幾個人中，徐渭最佩服，也是走得最近的就是陳鶴。徐渭對於書法和繪畫的興趣與啟蒙，以及早期的一些風格，與陳鶴有很大的關係。有人這樣評價陳鶴：“為古詩文、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間出己意，工贍絕倫。真書得晉人位置法，頗有韻，勁秀絕倫。草效狂素，亦枯硬，結構未密。又善畫水墨花草，獨出己意，最為超絕。”
隨後，徐渭師從王畿和季本認真學習過一段時間的陽明心學。陽明心學中的心外無物、超俗即俗、知 行並進的新思維深深地打動著徐渭，在他的心底開始樹立起一種崇尚個人自由，追求個性解放，厭惡教條束縛的信念。徐渭的《論中》認為，“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比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鎖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他把“聖人”的範圍擴大化，這實際是對道學文人為維護綱常而代聖人立言的猛烈抨擊。
徐渭除學習王學左派思想外，後來又得禪宗高僧玉芝和尚的指教，這就是“既而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學。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他說：“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慮而啟之，非有作為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它把順應人的血肉之軀而全其自然天性作為人生的基本要義。徐渭終身追求適心任性，放情恣性，不為心違，不為性拘，以維護自己的天性。
徐渭在此期間多次參加科舉，都以失敗告終。也許，這與他對傳統的反叛有很大的關係。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32歲再赴鄉試時，提學副使薛應旗在他的試卷上批雲：“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
徐渭的書法與沉悶的明代前期書壇形成鮮明的對比。在他成家至跟隨浙、閩總督胡宗憲20多年的時間裡，徐渭先後在楷書、行書、草書等領域嶄露頭角。
他在《與蕭先生書》中說：“渭素喜書小楷，頗學鐘王，凡贈人必親染墨。”徐渭自謂早年頗學鐘王，可知他的楷書是很有根底和造詣的。今所知徐渭傳世的楷書作品有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楷書致明公手札》和《小行楷白鹿賦軸》，其行筆結字，頗有鍾繇小楷的遺意。
徐渭的行書取法米芾。他在《書米南宮墨跡》一跋中激動地說：“閱米南宮書多矣，蕭散爽逸，無過此帖，闢之朔漠萬馬，驊騮獨見。”沒有廣泛的研習，是不會作出“蕭散爽逸”的恰切評述的，可見他對米芾的深悟透解。上海博物館所藏徐渭《行書女芙館十詠卷》、《擬鳶圖手卷》為行楷書，用筆藏鋒古穆，字形結體略扁，亦可見其楷法面目。徐渭之楷書不像唐人那樣規整，字形、排列及章法等正是上承魏晉的。
至於徐渭的草書，亦是遠宗晉人索靖，近學黃山谷、蘇軾、米芾、祝允明等宋、明諸家。徐渭雲：“吾學索靖書，雖梗概亦不得，然人並以章草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素則超而仿篆。”一般人只注意索靖章草中的隸書筆意，徐渭則從他的章草中看出其有篆書意，是頗有獨特見地的。徐渭學索靖草書，能體會兼融其篆意。至於徐渭草書和行書中時時有一種波形之筆，略有篆意，亦顯然是學索靖章草而來的。同時，這個時期的徐渭對宋四家有過深刻的研究。他曾雲：“黃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蕭散是其所短。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及其所長。”
徐渭對於明代的祝允明、張弼等也很推崇。他說：“祝京兆書，及今時第一。”他對祝允明的書法曾下工夫學習研究，其草書結體、用筆、以及章法明顯可看出有祝允明的痕跡。徐渭曾論及張弼草書時雲：“以餘所謂東海翁，善學而天成者，世謂其似懷素，特舉一節耳，豈真知翁者哉！餘往年過南安，南安其出守地也，有《東山流觴處草》、《鐵漢樓碑》皆翁遺墨，而書金蓮寺中者十餘壁，具數種法，皆臻神妙，近世名書所未嘗有也。”張弼草書名重一代，徐渭對其觀察研究的如此深入，這對徐渭的草書來說亦是深有影響的。
陽明心學與禪學中追求真性真我的思想，使徐渭能夠在臨摹各大家的基礎上，結合自我的內心進行變通，通過書法來表現真實的自我感受，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書風。他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說到：“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在徐渭的眼中，臨摹作為師法前人的手段，“銖而較，寸而合”式的邯鄲學步只能得古人皮相而已，真正的師法當是關注在技法背後所蘊藏的古人的真精神。徐渭強調識其本源與知古、辨古的一體互用，強調以變通的觀念師法古人，這正是他的可貴之處。
很顯然，這個時期徐渭的草書雖狂並沒有採用張旭、懷素式的為方便筆畫的流走而採取的簡約概括的結字方式，而是更多的保留了行書的結字方式。這樣，一方面使每一個筆畫不再需要為了納入“旭、素”式流暢圓轉的筆畫體系而使自身具有某種壓力，可以無顧忌地奔突揮灑；另一方面，會使他的每個字整體上都有一種滯澀感，每一筆在充分伸展的同時又不自覺地被納入到一個無可奈何的淤絕的空間中。這兩方面其實是一個相反相成的整體，是戰鬥著的雙方，矛盾的統一體。其奇肆的用筆 必須要有一個相對滯澀的框架才能充分展示其烈度。
徐渭崇尚書法的骨力和雄放氣勢，精於對筆墨技法的掌握控制。袁宏道在《徐文長傳》裡稱徐渭的書法是“確如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形象而中肯地道出徐渭不拘常規、放縱恣意的狂放風格。徐渭對書法藝術的體會在於，一是書寫中運筆的重要性；二是論書法首在神韻，骨力是其根基；三是強調書法的風格貴在天成。
徐渭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恣媚躍出，不論書法而論書神。筆墨恣肆，滿紙狼藉，可謂“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自負，他自己認為“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又曾在《題目書一枝堂帖》中說：“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真乃是曲高和寡，知音難覓。
能夠看出，青年時期的徐渭不同的修證途徑最終都落在自性的明覺澄徹，人與物、人與事理的無隔無間，通融而化。而恰恰是這一明覺與通融，最終決定著人與藝的關係，決定著人是否能最大程度地在藝術上得以解脫，得以自在。再具體到書法，正是因為“明”，故作書情顯意豁，極盡“變”則而自性不失。正是因為“通”，故人書一體，人法無間——人緣藝之形跡而顯其直屬，形跡因人而顯其鮮活。愈能明覺通融，為藝為書也就愈解脫，愈自在。因此，徐渭在心性最高層境的修為正顯示了其書法得以超拔絕塵的“心源”所在。
三、晚年：可愛而傲岸、豪放而浪漫
穩定的門客幕僚生活的結束，是徐渭生活與書風變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憲被罷職，總督府解散，徐渭賦閒回家。但因擔心受胡宗憲案件牽連入獄，徐渭精神高度緊張抑鬱以至神經錯亂，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幾年間，徐渭曾數次自殺未死。次年，由於病情復發，徐渭懷疑其妻子張氏不貞而將其殺死，因而入獄。在許多朋友的暗中幫助下，他在度過一段糟糕的牢獄生活之後，終於可以在監獄裡讀書、寫字了。但幾年來一連串嚴酷的打擊，加上他內心深處童年的隱忍，使他的性格變得陰沉而狂燥。
《紹興府志》載：徐渭“素工書，既在縲紲（獄），益以此遣日。於古書法多所控繹其要領。主用筆，大率歸米之說；工行草，真有快馬斫陣之勢”。米芾自稱其書“刷字”，而所謂“刷”則多含非理性，這一點上與徐渭的理想是一致的。徐渭的草書中深厚的非理性因素和狂逸特色，正是承於米匝的“刷字”特色。
一天午後，獄卒到徐渭的監倉外巡視，看見他赤身弓著背伏在地上，拿著一枝筆全神貫注地在比劃，動作又異常的古怪。獄卒在驚詫中感到將會有大事發生，就目不轉睛地盯住他。只見徐渭的全身隨著筆意運動，時而舒緩、時而緊張，屏息片刻後又突然狂叫一聲，做出如野馬狂奔的姿態，背上的肌肉起伏顫抖，汗似雨下。獄卒認定這是徐渭的精神病又發作了，趕緊上前打開牢門將他拉了起來。當一幅完美的狂草書法作品驚現於兩人腳下時，一個嶄新的狂草書風的徐渭誕生了！
這個時期的徐渭，狂草書風有一大特點，就是“狠”。看他的用筆正如看一場戰鬥，筆畫大範圍的揮運擺動，猶如戰場上殺紅了眼的人揮舞刀劍互相砍殺。徐渭曾這樣描述他的執筆、運筆：“手之運筆是形，書之點畫是影，準之刀戟矛矢之中人，必如何把握摐擲，而後中人之身也有如何之傷痕，鈍則不入，緩則不中，遢散則不決不裂。”他要通過手對筆的揮運達到刀劈斧砍的效果，要“中人、傷人、決人、裂人”。這較之前人“錐畫沙”、“快刀斬蒲葦”等比喻用筆力透紙背、痛快淋漓的說法更為狠鷙切齒。我們看他的《應制詠墨》等大草作品確實比“旭、素”的草書更多了一種魚死網破、金石俱焚的狠勁。徐渭極大地強調筆勢，筆畫放縱揮灑到極至，如《春雨詩卷》中的“城南畫角”之“南畫”二字縱筆盤旋，似龍捲風起，讓人心驚。他還大幅度地加強提按的力度，如《應制詠劍》之“山”字的豎折，承第一筆點後提起。然後，猛然按下，往左下直行。之後，再向右上折起，結尾處戛然提起，如斬釘截鐵、壯士斷臂。他的狂草書也是向自由狀態方向發展的一個極限，他那種徹底、充分 地用書法表達內心情感世界的企圖，是許多書法家的終極理想。他的狂草此時已經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可以說狂到了極致，甚至給狂草書法畫上了一個句號。
明 徐渭 《賦得夜雨剪春韭》行書 紙本 166x68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萬曆元年（1573）,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徐渭也得以在度過了7年的牢獄之災後恢復了自由。此時的徐渭，被 撤消了秀才的功名，心境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的書風由年輕時熱中功名屢敗屢試，為了生活而聽任胡宗憲使用，同時又以自己的學識傲視他人的“狂妄”，變成了一種徹底成了平民之後，淡泊名利“法乎自然”的“剛直狂怪”。尤其是他的“平民”身份與救命恩人兼好友——身為“京官”的張元忭發生衝突而鬧翻之後，在自己生命的最後10年的貧困交加的歲月裡，他特別厭惡權貴與富商，也曾風趣地自嘲是“數點梅花換米翁”。甚至經常“佯狂”。袁宏道的《徐文長傳》中這樣寫道：“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距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之飲。或自持斧擊破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椎椎其兩耳，然入寸餘，竟不得死。”
他晚年的天真灑脫和可愛的平民性格，以及沉澱在他心中不可滅失的傲岸之氣，促使他的書風已然上升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層次，達到了“無法無天”的自由狀態，因此顯得格外地不同凡響。此種非描典摹古、矯揉造作的書風，深深影響了其後數百年的書畫家。
徐渭的過人之處在於對水墨的大膽運用，無論是繪畫還是書法，他對墨色濃淡燥潤的把握是精絕的，他總結了古人的墨法，並敢於大膽開拓，嘗試了古人不敢企及的方法，打破了古人的度，拓展了古人的用墨空間，前無古人，後啟來者。徐渭的墨法為明代浪漫主義書風在墨色運用方面樹起了榜樣，也給今天的書畫家以很大的啟發。
徐渭的晚年，是精品疊出的收穫季節。這其中有《墨花圖卷》、《薔薇芭蕉梅花圖》、《花卉雜畫卷》、《潑墨十二段卷》等。他的晚年作品，是在經歷了人生百味之後的“真身”的再現。徐渭從幕客到獄囚，再到晚年的貧困交加，他的一生不斷偏離著人生理想的航向。因此，其內心深處的傷痛也在一步步加深。這些，在他的詩、書、畫中都有著十分強烈的反映。
袁宏道說徐渭的書法“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甚至稱讚徐渭的書法造詣在大書法家王寵和文徵明之上，徐渭的書法作品表現性強，非理智的智慧達到了最高層次，令觀者血脈驟然緊張，精神極度亢奮。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筆墨瓷肆，滿紙飛奔一般。在祝枝山去世後的明朝書壇上，徐渭的書法無疑是最激動人心的亮點。
縱觀徐渭的書法，始終貫穿著生命的反省與個性的表達，其書法與書學思想是水乳交融的，從其書風上看，是反規矩但並不反傳統，反單純的模擬而不反對向古人學習，是純真本色與任誕性情的融合。項穆《書法雅言》中論書法的“形質”關係時，認為“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質多異，不過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如果以項穆的標準來衡量書家與書風，那麼毫無疑問，徐渭則非“狂”莫屬了。
總之，由於徐渭獨特的童年生活，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為以後書風的形成埋下了伏筆。才華橫溢而又屢試不中，使他承受著煉獄般的心靈痛苦。他極度可望自由卻又不得不數次寄人籬下，忍受著無法擺脫的捆綁與束縛。再加上他本人儒、道、釋、劇、俠等多種思想兼而有之以及不幸的人生，造就了他狂怪而浪漫的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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