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代著名作家李英儒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是根據作家抗戰時期在保定地下工作站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它自1958年末問世以來，相繼被譯成英、日、俄、保加利亞、朝鮮等十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1963年，它被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成同名故事片，1995年、2005年又兩次被改編攝製成同名電視連續劇，公映後風靡全國。此外，它還被編排成同名話劇、歌劇和多種地方戲劇上演，在群眾中影響很大。
那麼，這部情節曲折生動、故事波瀾起伏、富於傳奇色彩的紅色文學經典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呢？
親歷抗日地下鬥爭
李英儒，1914年誕生在河北保定市清苑縣李家橋村的一箇中農家庭裡。他幼年喪父，家境貧困，為了分擔家庭生活的重擔，小小年紀便幹起割草、拾柴的活計。他7 歲進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唐宋散文等，在文學方面受到一定的薰陶。
20世紀30年代初，李英儒考入保定市志存中學。在該中學讀書期間，他利用節假日為學校做圖書管理工作，掙點錢來作為學費和伙食費的補貼。同時，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籍，接受了進步革命思想，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並開始嘗試寫作，分別在《幽燕》副刊、《河北民聲》和志存中學校刊《興華》上發表過一些詩歌、散文。1930年刊登在安新縣教育局彙編的文集中的《春日旅行記》是他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35年，李英儒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組織——抗日民族先鋒隊組織。1937年高中畢業後，他因在河北省會考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而被保送到北平燕京大學深造。但是七七事變徹底粉碎了他的讀書夢，他放棄學業，毅然返鄉投身於抗日救國事業。當時，國民黨保定軍校試圖以非常優厚的待遇聘請他去工作，可他卻毅然選擇了共產黨的部隊，於1938年春參加了八路軍游擊隊，在游擊隊政治部辦的《火星報》社當過編輯、記者、主編。
◆李英儒
不久，李英儒又奉地方黨組織委派，回到清苑縣組織抗日武裝。他打聽到一個從張學良部隊回來的名叫張豹子的老兵，不僅槍法準，而且會武術，是出了名的好身手。於是李英儒便首先做他的思想工作，用東三省淪陷的歷史和當地人民深受日寇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慘狀來激發其愛國熱情。他當即同意跟隨李英儒抗日，後來成為獨立團的第一連連長。李英儒走村串鄉，廣泛發動群眾，很快在家鄉集結起上百人的抗日隊伍——晉察冀軍區北上抗日先遣支隊獨立團。
獨立團不斷髮展壯大，成為晉察冀軍區的一支頗有戰鬥力的部隊。該部隊先後奉命承擔了護送幹部、破壞鐵路、攻打易縣和淶水等重任。
李英儒率部轉戰冀中大地，與日偽軍作戰幾十次。在自己出生入死的同時，他還讓妻子張淑文參加了送情報這項危險工作，並在自己家裡設置了黨的地下交通站。
在戎馬生活之餘，李英儒勤奮筆耕，把親身經歷的戰鬥故事和感人事蹟寫成一篇篇文章，如反映攻打武強的《夜摸城》、反映攻打安平的《子弟兵夜襲安平城》、反映攻佔文安縣城的《攻佔文安》和《沒有太陽的都市》等作品，都發表在當時的《冀中導報》和《晉察冀日報》上。
1940年以後兩年間，李英儒先在《文藝學習》刊物當編輯，後參與《冀中一日》的初審，並主編《冀中一日》第四輯。1942年上半年，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同年5月1日，侵華日軍糾集日偽軍數萬人，在飛機的配合下，出動坦克、汽車數百輛，對冀中抗日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瘋狂的“拉網”式的大掃蕩，實行野蠻的“三光” （燒光、殺光、搶光）政策。冀中一時間成為村村有崗樓、處處有碉堡、封鎖溝密佈的敵佔區，八路軍游擊隊的處境極為艱難。
為了粉碎日偽軍的瘋狂掃蕩，冀中區黨委決定派李英儒打進保定城，開闢一條由冀中通往山區抗日革命根據地的安全地下交通線。組織上找他談話，分配任務時說：“抗戰初期你是我們八路軍獨立團的團長，有戰爭經驗，有文化，你對保定特別熟悉，在這裡上過學，有群眾基礎，又是本地人，你膽識不缺，又有一定的人際關係，相信你能隨機應變，險中求勝。”
鑑於當時駐保定的日軍對平漢線封鎖得極嚴，已有不少我黨同志在穿過平漢線時被捕、犧牲。因此，為了讓李英儒早日進城開展工作，組織上來不及給他辦理相片加蓋鋼印的“合法證件”，只在近敵區給他弄到了一紙沒有相片的證明書。該證明書經過技術處理後，又填上了假名字，加蓋了手印。他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持證明書勇敢地闖進保定城，找到一家與游擊隊地下黨有聯繫的糧店，由糧店老闆與其熟識的偽河北省政府經理科科長經過一番斡旋後，將李英儒安插到經理科供職。為了使自己站穩腳跟，李英儒把每月少得可憐的薪水除留下一部分以維持自己最低的生活標準外，其餘全部賄賂給科長。因工作之便，李英儒得以親眼目睹、瞭解了漢奸省長吳贊同、杜錫鈞等諸多可恥可恨的內幕。後來他在創作長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時，便把這夥漢奸的罪惡行徑及其醜惡靈魂，淋漓盡致地寫入其中。而那位經理科長正是小說中李歪鼻的原型。
◆《野火春風斗古城》手稿。
在無比險惡的鬥爭環境中，李英儒不負眾望，很快就發展了一批自己人，壯大了地下組織，建立了兩個地下工作小組。在此基礎上，他設立了保定地下工作站，並擔任該站站長兼黨總支書記。從此，一條黨的地下交通線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建立起來了。繼之，他奉上級指示將內線工作的重點轉到對敵偽軍的爭取教育和瓦解工作上來，以配合我黨的軍事鬥爭。
李英儒還通過一番苦口婆心的政治思想工作，策反了一個在日軍據點裡當差的伙伕，讓他不斷地把日寇內部的情報送出來。此舉意義重大，當年委派李英儒進城的敵工部負責人史立德，在許多年後不無感慨地對李英儒的女兒李小龍說：“是你爸爸開闢了全國第一例將內線安置到日軍內部的先例。我們火速將這個事例向黨中央彙報，才有了後來的南方敵工部的效仿之舉。你爸爸開闢了好幾個第一呀，我們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他還能在解放後寫出一本轟動全國的地下鬥爭的長篇小說來。”
抗戰勝利後，李英儒於1946 年擔任華北軍區政治部敵工部第一科科長，翌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聯絡部第一處處長，直至北平和平解放。
創作小說再現歷史
建國前後，李英儒先後擔任天津某部隊醫院政委兼黨委書記、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4年，他根據解放前的革命經歷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處女作《戰鬥在滹沱河上》，受到讀者和評論家的好評，被譽為建國初期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從1955年起，他有感於自己抗戰時期在保定城開展地下鬥爭的親身經歷和其他戰友的經歷，構思創作了長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這部小說原擬寫20萬字，但1958年脫稿時，長達34萬字。它首先刊載於《收穫》1958年第6期，同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關於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李英儒在《關於〈野火春風斗古城〉——從創作到修改》一文中闡釋說：“這本小說動筆之前，在主題思想上不太明確。由於比較熟悉這方面的生活，總念念不忘地想把內線鬥爭的人物和事件記錄下來。後來想到黨的內線工作是一條隱蔽的戰線（曾擬將小說命名為《另一條戰線》），在這條戰線上，由於黨的堅強領導，與在其他戰線上一樣，我們發展與壯大了自己，打擊或消滅了敵人，這才有意識地想表現黨在這一戰線上的勝利。於是，我以野火喻作敵人的兇焰，以春風比作黨的力量，任你敵人的兇焰再高，燒不盡中國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經過黨的春風化雨，蒙受苦難的中國人民，終於會取得鬥爭的勝利，被蹂躪的中國大地，終於雲散煙消，晴空萬里，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劇照。
在這部小說的人物塑造上，李英儒精益求精，頗下了一番功夫，塑造了楊曉冬、楊母、金環、銀環等一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熠熠生輝的人物形象。他在《關於〈野火春風斗古城〉——從創作到修改》一文中回憶楊老太太這個人物形象的誕生過程時說：“我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親形象。把她們作了分析比較，受到了不少啟發，吸取了一定的營養，但我覺得學習旁人只是寬一寬思路，最重要的還是依據現實生活進行創造。於是回憶、想象了很多農村母親的形象。諸如回民支隊長的母親馬老太太的形象，冀中‘五一’掃蕩前後掩護過我們的幾位房東老大娘的形象。有些情節和性格特徵上，確如史立德同志在本書座談會上講的，也有作者母親的形象。楊老太太的氣質和故事，也是逐漸豐富的。初稿裡楊老太太佔的篇幅很小，甚至沒有讓她參加工作，以後陸續增加了內容。定稿之後，偶爾看到清苑縣誌上載有母親殉國的故事，有所啟發，因而增加了楊曉冬母子陽臺相會和母親跳樓的情節。修改小說時，我感到楊老太太在政治上應該更強一些，把她的自覺性和政治見解又適當提高了。”
優秀小說眾口稱道
長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一經面世，立刻贏得廣大讀者和文藝界的好評，人們紛紛撰文給予高度評價。胡經之在《談談〈野火春風斗古城〉》一文中，從“艱苦複雜的年代”“驚心動魄的鬥爭”“豐滿動人的形象”和“樸素真實的風格”四個方面進行論述，認為《野火春風斗古城》有著內容真實、題材新穎，情節曲折、引人入勝，人物飽滿、鮮活生動和語言樸素、簡潔有力等諸多優點，“確是一九五八年出現的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它真實地描寫了叫人‘感奮起來’的地下鬥爭事件和英雄人物形象。李英儒同志為我們人民革命鬥爭的英雄畫廊裡，掛上了珍貴的一幅。”方明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讀〈野火春風斗古城〉》一文中，肯定它“是一部有教育意義的小說，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小說。這是一九五八年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可喜的收穫”。我國現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和文學出版家葉聖陶在《讀〈野火春風斗古城〉》一文中如此寫道：“我一口氣讀完這部《野火春風斗古城》，覺得‘內容說明’的末了一句‘這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優秀作品’並非過譽。”
1960年，以日本著名作家野間宏為首的日本作家代表團訪華期間，李英儒恰好擔任領隊。一天晚飯後，大家在客人所住的賓館裡聊天，當野間宏得知李英儒在抗日戰爭期間，曾擔任過冀中抗聯會負責人，指揮戰鬥身經百戰，以及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神奇經歷的時候，便十分激動地對他說：“正因為你有著如此輝煌、多彩的閱歷，積累了豐富的文學素材，付諸創作，才能寫出《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一些動人魂魄的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
然而，《野火春風斗古城》這部眾口讚譽的優秀小說卻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林彪、“四人幫”所不容。他們盜用工農兵的名義，炮製了《是鬥，還是降？——評李英儒的大毒草〈野火春風斗古城〉》《不是革命母親，是貪生求全的膽小鬼——評〈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楊老太太》《骯髒的交易——從對關敬陶的“歡迎會”看楊曉冬的機會主義嘴臉》和《劉賊的走卒——評〈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楊曉冬》等文章，揮舞“人性論”的棒子，誣衊該作品是“大毒草”，是“反動小說”。其“批判”的火力特別集中地射向楊曉冬母子的英雄形象上，認為“革命的”英雄必須是純而又純的“革命”派，不能也不應有任何“個人”的願望和感情。據此，楊曉冬的母親希望“看到兒子沒災沒病的回來”，希望討個兒媳婦，目送著久別重逢的兒子遽然離去時“心腸陣陣作痛”，就被認定為“心裡沒有革命，眼裡沒有人民，滿腦子圍著個人打圈子的溺子為命的人”，這樣的人斷然“不是革命的母親”，而只能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顯然，這樣的批判和論斷是完全不符合現實生活中的人情倫理的，因而完全違反和扭曲了小說所反映的生活真實。此外，小說中關於偽團長關敬陶的描寫，關於楊曉冬等爭取和推動關敬陶起義的描寫，也受到“大批判”文章的無理攻擊。
由此累及李英儒遭受更加殘酷的批鬥、迫害，於1970年初被投入秦城監獄，失去自由達8年之久。但當時已年屆六旬的作家頑強不屈，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硬是在鐵窗中創作出了上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女游擊隊長》和《上一代人》。
粉碎“四人幫”後，李英儒獲平反昭雪，《野火春風斗古城》得以重印、再版，《女游擊隊長》和《上一代人》也公開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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