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同談談漢武帝。
公元前87年，70歲的漢武帝走完了他的一生。執政54年，這位雄才偉略的政治家終於在中國歷史上畫上了一個句號。在他的彌留之際，或許他也恍然大悟：“原來，我也只是歷史的附庸而已，也只不過是歷史邏輯的傀儡。
歷史的發展邏輯
作為中國的執政者，發展中國的經濟，中央政府就必須放權給地方，讓地方去激活民間的經濟，而地方的經濟繁榮，又勢必會對中央的權威構成挑戰和威脅。
為了國家的穩定，中央就不得不進行集權式的變革，加強中央權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又勢必削減地方的權力，侵蝕民間的經濟，造成生產力的下降，最終仍然會導致政權新一輪的不穩定。
漢武帝的感慨
我劉徹的一生也是如此，所以後世的人哪，不要再講我劉徹的雄才偉略、豐功偉績和昏庸了。我也只是歷史的一個附庸和傀儡罷了。
發展邏輯的開始
放活民間
漢朝建立之時，這片土地已經歷經幾百年的戰火，春秋戰國的爭霸、秦國的暴政和楚漢之戰，已經讓這片土地滿目瘡痍了，說這個國家一窮二白，毫不誇張。漢高祖出巡竟然找不到六匹相同的馬，堂堂一國之君，堂堂大漢王朝，也不過如此。
無奈之下，漢初只能改變全面管制的政策，一是放開水陸交通要道並不徵收關稅，減少地區之間的物流成本，促進商品流通。二是放開對山林礦藏資源的經營，將利益最大的資源性資源向民間開放。
另外，在放鬆工商業的同時，對農業則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一再地減租免租。在漢文帝執政時期，農業曾一度全免田租且長達十二年之久。
在經歷七十年的“與民休息“之後，民間也漸漸恢復了活力，漢朝的國庫也日漸肥腴。就像你們的教科書說的：國家儲備的錢財數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腐朽了，中央糧倉裡面的糧食堆積到“腐敗不可食”。
發展邏輯的轉折
繁榮的背後也隱藏著它的危機，民間出現了兩股挑戰中央權威的力量。這豈是漢王朝能夠忍受的？
一是商人控制了國民經濟的命脈性產業，冶鐵、糧食、種植、金融等行業被民間控制，假設商人聯合起來切斷這些命脈，大漢朝的收入何在？大漢朝的威嚴何在？
二是地方諸侯的壯大，、地方諸侯利用各自資源形成強大的勢力，就像吳王劉濞，憑藉其鐵礦富甲一方，結交各國，挑起戰亂。朕有可能容忍“七國之亂“再次出現嗎？荒唐！根本不可能！
為了加強對國家的控制，朕也只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加強中央，加強朕對國家的控制。
發展邏輯的高潮
一是頒佈推恩令，強行讓諸侯分封土地，削弱其對抗中央的力量。二是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成為唯一的正統思想，從思想上控制大漢的百姓。三是北抗匈奴，奪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抵禦外族。
政治集權和思想完成統一，抵禦外族入侵的戰爭為集權創造了道義上的理由 ，這也讓朕的政治威望達到頂點，只是在戰爭機器的開動下，漢朝的中央財政也出現危機狀況。所以朕也只能榨取民間財富。
首先，朕就產業進行改革，將地方上的鑄幣權收歸中央，在促進商品的流通的同時，增加中央的財政收入。另外，學習管仲的做法，將鹽鐵和釀酒業收歸國有，並大收其稅。
其次，流通環節也統一管理。將物品統一採購並運往缺乏此類物品的地區進行高價出售，也就是說，大漢朝過控制全國的物資和買賣，建立起一個由中央統一管理的國營商業網絡，使得財政收入大增。
再者，漢朝向商賈大徵資產稅，是為算緡令。根據算緡令，每個有產者都要向漢朝上報自己的財產，政府徵收百分之十的財產稅。而為了執行這一政策，朕只好再頒佈“告緡令“鼓勵百姓舉報，並賞賜其沒收財產的一半。這場舉報運動推行三年之久，讓民間集體破產的同時，國庫收入大增。
朕也因此進入了歷史邏輯的高潮，也就是中央集權的高潮，從推恩令的地方制度，到獨尊儒術的思想層次，再到國有專營的制度將大漢王朝推向巔峰。
發展邏輯的衰落
只不過，這種強勢的國家主義在迅速的提高國家生產能力和財政能力的同時，也慢慢將大漢拖下泥潭。國有專營產業生產的劣質產品賣出的高價讓民眾怨聲載道；國營商業網絡讓商品的流通失去了活力；告緡令讓民眾的儲蓄和投資觀念空前銳減。而漢朝的財政收入則補充于軍事擴張。這也造成了“天下困弊，盜賊肆起“的景象。
發展邏輯何去何從？
公元前89年，朕也不得不頒佈《罪己詔》，減少賦稅和軍備開支，恢復農耕，民間也稍得喘息。
兩年後，在臨終之時，想起了這一生，執政54年，大起大落，大是大非，作為一國之君，終究逃不過這個國家一放活就繁盛，一繁盛就失控，一失控就集權，一集權又失去活力的歷史邏輯。
罷了罷了，我劉徹又談何一國之君，只不過是歷史的附庸而已，只不過是這一條歷史邏輯的傀儡罷了。
文 | 一同
參考資料 | 吳曉波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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