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紅樓夢》第十三回，秦可卿贈言王熙鳳，臨了鳳姐驚醒，不過黃粱一夢。
在鳳姐這個夢裡，秦可卿與她盤點了賈府榮光的虛妄前景，然後用一句「樹倒猢猻散」給這眼前的所有繁華做了預言。無論《紅樓夢》究竟是何人所作，何人續寫，它的故事走向從一開始就註定了。
但是，《紅樓夢》在「空念遠」的追憶中，卻「偶然地」為當時的歷史保存下了鮮活的註解，能夠留給如今的「眼前人」加以研究。他們對書中每一個細節刨根問底，然後論戰不休。
在這些繁雜的研究成果中，歷史學家史景遷翻出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背景故事，成書《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
曹雪芹以「真事隱」的方式委婉記錄了這個家族由鼎盛轉為衰朽的悲劇命運。史景遷則透過曹雪芹，與他的祖父曹寅相遇，並摸索著寫下了這個特權人物和他的特權家族的全部歷史。從這些描繪中，一代帝王統治之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制度的發展，盡皆顯現。
史景遷說，
「他（曹寅）的重要性在於其生平可以告訴我們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以及他所運作的那個制度架構」。
▲曹寅（1658-1712）滿洲正白旗內務府包衣，曾任江寧織造，兩淮巡演御史等職，承辦康熙四次南巡。著有《楝亭詩抄》、《楝亭詞抄》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主持校刊《全唐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奉旨刊刻《佩文韻府》。
而這一切開始之時，「你要知道「樹倒猢猻散」，現在樹還沒倒嘞。」（巴金語）
01.
「奴才」曹寅
曹家的顯赫是從做「奴才」開始的。但是這個「奴才」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
清朝統治的基礎是一種特有的「八旗制度」。近代清史學科奠基人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實》中說「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國體也」。
▲清太祖努爾哈赤朝服像，現存於故宮博物院
1601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為了統轄所屬人丁，建立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
「八旗之始，起於牛錄額真」，「牛錄」是女真部族舊制，是最基本的兵員組織單位。據《清太祖實錄》所載，努爾哈赤「復編每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額真一」，在紅、藍、黃、白四種純色中，給每一個牛錄安排一個旗色。後來，又在四色的基礎上，「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牛錄額真」後來也被漢語譯為「佐領」。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定型。
隨著滿人勢大，持續佔領了撫順、奉天（今瀋陽）、遼陽等城池，俘虜、投降者眾多，其中絕大部分是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漢人。為了管理這些漢人，並驅使他們為新生政權做事，滿人需要以更穩固而有效的方式去組織他們。於是，漢人「包衣」出現了。
包衣，最早是女真人用來指代「家奴」的稱呼，是「主子家中從事卑賤差役之人」，部分也從事農耕。隨著滿人軍隊逐漸向中原腹地推移，被俘虜或者投降了的漢人且願為奴隸者，被劃作「包衣」，隸屬於皇家或宗室親王管轄。也就是說，他們是有奴籍的，隸屬於滿八旗，和接受整編的漢八旗不同。
曹寅的祖父曹錫遠，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成為了正白旗包衣。
而且，正白旗的地位還很高，屬於八旗之中的「上三旗」。自攝政王多爾袞死後，順治皇帝收編了他統領的正白旗，與正黃旗和鑲黃旗一起，直接隸屬於皇帝本人。
主子的身份決定著包衣的身份，所以，曹家人的「奴才」身份不一般，他們是皇帝的奴才。
自然，作為皇帝的奴才，就得為皇帝辦事。曹家的發跡，就從為皇帝辦「內事」開始。
清朝初年，統治者並不像明朝時一樣依靠宦官來處理私人事務。因為，「閹禍」被清朝的統治者看做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皇帝就將上三旗包衣填充到「內務府」中，為自己辦事，由包衣昂邦，即漢語的內務府大臣管理。
內務府，顧名思義是處理「內裡事務」的府衙。這裡的「內」，並非是方位意義上的內外之分，而是指皇帝的個人事務。史景遷據此認為，內務府其實就是皇帝的私人衙署（Emperor’s personal bureaucracy）。
但是，內務府又不僅僅管理皇帝的家務事，作為獨立於六部之外的府衙，它所能涉及的範圍很廣。
根據《欽定大清會典》記載，內務府「掌內府才用出入，及祭祀、宴饗、膳羞、衣服、賜予、刑法、工作教習諸事」；內務府下轄各司院「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與宮禁之治」。
據史景遷推算，曹寅可能在14歲（1672年）左右離開南京北上，進入內務府供職。在他任職期間，內務府下屬「六司」，囊括了「皇家銀庫、皮庫、緞庫；皇家狩獵；宮廷典禮和八旗圈地的牧廄；皇家土地出租旗人的收入賬計；皇家府庫的出納；訂定刑律」。
在史景遷的記述中，曹寅最開始是在鑾儀衛當差，也就是皇帝出行時用來顯示天威的儀仗部隊。隨後，正白旗包衣第五參領第三旗鼓佐領被革職，曹寅遞補了這個位置。
▲康熙南巡中的鹵簿儀仗。《康熙南巡圖》第一卷局部，該卷描繪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1689年），從京師出發的情景。「滷薄」為皇帝專用儀仗。
史景遷引用史學家孟森的觀點認為：
「康熙朝的體制與由宦官操控的明朝宮廷體制截然不同。滿人的內務府乃奠基於更早的部落架構之上，且往往由武人依軍事紀律統轄」。
所以，曹寅獲得這個旗鼓佐領之職，雖然大部分時間還是與文書打交道，但也讓他有了更多的機會精進自己的騎射技術，並且能夠直接見到康熙皇帝本人。史景遷斷言，這是「曹寅一生中擺脫家奴身份的絕佳契機」。
曹寅「出包衣籍」以後，開始被授予實職位。他進入內務府六大司之一的慎刑司擔任郎中。這個職位，權力雖然不大，卻讓曹寅在展現出了「行政長才」，這為他日後的擢升之路奠定了基礎。
02.
「錢袋子」曹寅
1692年，曹寅出任江寧織造。
清代分別在江寧（今南京）、蘇州、杭州三地設立織造，管理在這裡的皇家紡織作坊。織造無固定品級，不屬於地方官僚體系，是由皇帝「特派」出去的。
▲南京江寧織造博物館建在清代的江寧織造府西花園遺址上，面積約為原江寧織造府的四分之一。
自1663年曹寅的父親曹璽出任江寧織造以後，曹家就牢牢地把握住了這個位置。曹璽之後，曹寅接任這個位置；曹寅之後，其子曹顒（yóng）接著幹；曹顒之後，職位又交給了曹璽的繼子曹頫（fǔ）。
據史景遷統計，從1663年曹璽接受江寧織造，到1728年曹頫遭革職，曹家人在這65年中總共做了57年的江寧織造。
而且，曹寅在任內還分管蘇州織造。他的內兄李煦接著他繼續做蘇州織造。同時，曹寅又舉薦了可能與他有點親緣關係的孫文成出任杭州製造。還有一個杭州織造金遇知，據說有可能是曹寅的姐（妹）夫。如是，在整個康熙朝的後期，曹家幾乎壟斷了三大織造。
無論作為機構或者職位，織造都有著極大的特殊性。它不同於專門化的慎刑司之類，除了日常行政事務之外，曹寅還必須要面對整個官僚系統的矛盾。據記載，織造的運行是由工部備料，戶部籌錢。在這個運行過程中，各種拖延、推諉以及虧空等問題層出不窮。
和史景遷一樣，我們今天無法明確地知曉曹寅如何得到的這個職位，可能是由於家族與康熙的淵源，也可能是因為在慎刑司時展示的才幹，令皇帝賞識他。但不管怎樣，在這個複雜的人際和制度體系中，曹寅及其身後的曹家人都不可能僅僅依靠聖眷行事，否則絕無可能佔據這個職位長達半個世紀。
▲曹寅朝服像
顯然，曹寅在織造的位置上如魚水，不僅辦好了皇帝的差事，也給曹家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
根據史景遷的描述，曹寅任職期間，曾越過戶部，給織造衙門開闢了新的籌款途徑：其一，用鹽稅貼補；其二，在鈔關的購銅事務中吃差價；其三，利用米價的波動賺取差價。
這三個途徑，只要有一處操作不當，曹寅就可能受到「反噬」。但是，他非常靈活巧妙地使用康熙對他的信任，並通過在民間為康熙樹立威望的手段，聯合了地方官員，從中獲利。
繼織造之後，1704年，曹寅被任命為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簡稱兩淮巡鹽御史），並且在之後的1706年、1708年、1710年三度連任。
巡鹽御史的主要職責有二：一是給鹽商發放「鹽引」；二是收鹽稅。鹽務之複雜，一方面在於它涵蓋的地理面積廣大，另一方面，它背後的鉅額利潤極易滋生貪腐。在清代，鹽政就是個大泥潭，一不小心，就會深陷其中。
▲《鉅富鹽商聚會圖》清佚名/繪
本來，曹寅已經在織造的位置上幹得風生水起，為什麼康熙皇帝又要派他接管鹽政呢？
史景遷認為，表面上來看，織造升遷為巡鹽御史本也平常。但是，這種常態背後，是帝王與寵臣之間的一筆交易，「皇帝可以藉此穩定兩淮鹽稅，又能握有更多的權力和銀兩」；而曹寅及他的家族也可以從中獲得鉅額財富，同時還算立了功。
曹寅初任巡鹽御史，就給康熙提了一道摺子，旨在改革兩淮鹽政。沒想到，康熙帝當頭給他潑了一盆冷水，在答覆中說：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為目前之計，恐後尾大難收，遺累後人，亦非久遠可行，再留心細議。」
由此可見，康熙派遣他的心腹包衣管理鹽政，其意並不在於肅清過去的積垢。史景遷認為，康熙的真實目的在於「牢牢控制餘銀，用以支應他的舉措，或流入內務府的藩庫」。說白了，曹寅就是康熙的一個「錢袋子」，而這種活計，只有直屬心腹奴才可以託付。
史景遷在其後佐證了這一觀點。他說，「在於曹寅、李煦當差期間，常規鹽稅往往難以悉數課得，但餘銀似乎總能按時課得」。從雍正朝一位官員的奏摺中，史景遷分析，曹寅和李煦任內，餘銀上繳額度較往年提高了不少，一度超過32萬兩；但是，當曹寅和李煦卸任，餘銀製度卻神奇地被廢除了。
史景遷說，「這種制度的運作是得到皇上首肯的」。因此，無論是康熙還是之後的皇帝，「餘銀」制度始終存在著，目的就是在於為皇帝提供「私房錢」。
然而，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鬼。
1708年，曹寅迎來了巡鹽御史的第三個任期，他開始發覺自己處境艱難。早在第二任期時，曹寅就與康熙討論過兩淮鹽政，並提出改革建議。康熙皇帝漠視之。
直到1709年，曹寅上書，詳述了當時的兩淮鹽政危機，並且斷言「五年之久，商課難以轉輸，恐致商民困絀」。結果康熙皇帝依舊只回復他「知道了」。
後來，康熙終於批准鹽商們可延期繳稅，這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曹寅迎來了他在兩淮巡鹽御史的最後一個任期。所幸，在這一任期中，曹寅找到了補救之道，彌補了部分鹽稅虧空。
史景遷說「康熙對待曹寅和李煦的標準比較寬鬆，只要他們可以阻止頹勢，如期課徵餘銀，他們大可以在兩淮地區自行其是」。但是，曹寅在兩淮鹽政上的失誤，為曹家埋下了禍根。
03.
「耳目」曹寅
除了做康熙帝的「錢袋子」，曹寅供職於地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蒐集輿情並上奏，以供皇帝在決策時參考。
在康熙朝，官員的行政奏本稱為「本章」，通過通政司或內閣呈遞。但是，皇上日理萬機，很難逐字逐句閱讀「本章」。因此，本章在進給皇上之前，其內容已經被摘簡，格式也統一核驗。這種轉了幾道手的奏摺，根本毫無機密可言。為此，康熙皇帝想到一種「密摺」制度。而最早參與到這種「密摺」制度的，很有可能就是曹寅和李煦。
▲曹寅奏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紙本。現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史景遷評論道，「密摺」使得康熙帝的「私人運作真正達到私人化的地步」。並且，這個制度後來偶爾也被運用到其他一些保密內容中。
據考證，曹寅參與到這項特殊的上奏任務，大概是1704年。康熙帝在他呈上來的謝恩摺子中硃批：
「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史景遷認為，從這一刻開始，曹寅和康熙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先前的硃批大體上是和藹的、不經心的，主要是與收成或地方瑣事相關；如今，康熙開始視曹寅為心腹，以直白的用語和他議論起封疆大吏。」
曹寅這時已過天命之年，而他成為心腹的日子，也就是這短短的一年。在「密摺」中，曹寅展現出了作為暗探的一面，史景遷稱之為「盡責、精準、機靈體察隱而不顯的要害」。
除了上奏有關朝廷重臣的動向，曹寅還有需要奏報「流言與強賊」的情況。他有時會上報一些冗雜的內容，拉拉雜雜說一大堆。譬如麥子長得好，還有某個已告老的大臣要回鄉掃墓，等等之類，看上去都是些索然無味的內容。偶爾，曹寅還會在末尾加上一些阿諛奉承的話。但是康熙卻非常受用，他甚至在某一次硃批中說，「知道了，已（以）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摺來奏」。
史景遷認為，「或許正是因為這種非常隨性的奏報，對人、對地方治理、對農作物、盜賊的漫不經心觀察，讓皇帝覺得很有用。」在康熙看來，這些都不一定是瑣事，「掌握這類事情的準確情報乃是完善治理必備條件之一」。因為，「兩錢的浮動，就是安居樂業與民不聊生的落差，強賊可能揭櫫（zhū）明旗，大學士見聞廣博，糧船則攸關稅收」。
▲康熙皇帝45歲坐像，繪於1699年
曹寅的傳信和奏摺，填補了康熙統治中的一個切面，成為了他個人消息的特殊來源。這才是曹寅這個「奴才」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在曹寅的最後一批「密摺」中，奏報了一項在史景遷看來是康熙朝「最棘手」的一件事——1711年江南科場舞弊。
這一次的事件，康熙同時收到多方奏報，但是隻有曹寅的摺子直指京派副主考為此次舞弊案幕後主使。其後，康熙兩度撤換了主審舞弊案的臣屬。在現存的正史記錄中，史景遷發現，康熙在這個案子裡，變成了一個輕率任性的帝王。但是，從曹寅和李煦的「密摺」中，史景遷看到，康熙之所以撤換主審官，是因為他們敷衍調查，草草結案。
因此，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曹寅和李煦的密摺其實改變了這一事件的最終走向。
而且，在這個事件中，史景遷認為，「皇帝所要處置的，不光只是清廉但昏聵、貪汙但能幹之間的衝突，以及隨之引發的對立。他所面對的是更兇險的難題，即滿、漢大臣之間的公開鬥爭」。這一點，康熙在諭旨裡，點出了這個難題：
「此案責審實難。若命滿大臣審，則以為詢庇滿洲；若命漢大臣審，則以為詢庇漢人」。
所以，康熙選擇曹寅和他之後的李煦，是看上了他們的一個特質，即：能夠同時溝通滿、漢兩族，「他們的知識、背景橫跨這兩種文化」。而且他們既是包衣，同時又是讀書人，所以能夠溝通滿族上層精英，也能聯繫漢族清流。
康熙利用曹寅的密奏來謹慎斟酌對事務的判斷，同時，給予曹寅需要的帝寵和財富，以及時不時的關懷。也正是做「密探」的這短短几年，曹寅與康熙真正在私人關係層面建立了聯繫。
史景遷將康熙評為一個「睿智的統治者」，他直白地響應臣子的疑慮，化解了君臣之間的距離感。「這是一種政策，而不是手法」。
04.
曹寅其人
《曹寅與康熙》是史景遷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論文。在書開篇的序言中，史景遷就說「這並不是一本傳記，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生活時代的制度相勾連，並給予這些制度同等的重視」。
史景遷擅長寫人，卻又不直接寫人。他筆下的人物不是被時間標註釘死在歷史年表上的「死物」，正如他說的「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裡，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他將人物置於歷史的大環境中，從人物的表現和作為來側寫一個時代的變遷，他說「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中國正史裡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織造、巡鹽御史時，這意味著什麼。」
在史景遷眼裡，曹寅可能創造了《紅樓夢》中花團錦簇的大觀園，給後代子孫留下了一個幻夢世界；而在現實中，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但無論如何，他都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史景遷用「範例」這個科學史的概念概括了曹寅的一生。
庫恩（Thomas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定義「範式」（paradigm）:（科學）發現始於反常異例的察覺，即認識到自然現象與主導常態科學的範式預期不一致。然後，對反常異例的領域繼續從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調整範式理論而使得反常異例可以預期時，才停止探索。
曹寅以包衣的身份在京城一住就是15年。在這段時間之中，曹寅一半為滿人，一半為漢人。一方面，他接近當時中國王朝的權力核心；另一方面，他又廣交清流文人。史景遷評論他「滿漢之別並沒有讓曹寅進退失據，反而還能優遊兼容」。
▲曹寅晚年所撰「楝亭詩抄」
透過曹寅廣闊的社交圈，史景遷分析出了中國社會階級的複雜性和特殊性。他認為，中國是個階級社會，但是缺乏階層。他將當時的中國精英群體劃分為四類：漢官精英、旗人精英、皇家精英、地方精英，並將統治集團界定為「由皇帝、漢官精英、旗人精英與皇家精英構成的群體」。
曹寅正屬於其中的「皇家精英」，並且是一個「在常規官僚體系以外擁有官職的例子」。這使得曹寅在獲得上流階級「群體歸屬感」的同時，其實也被排斥在了主流上升通道之外。
再加上曹寅在做江寧織造期間，動用大筆鹽稅貼補織造署。康熙六次南巡，後四次全部由曹寅接待，讓他再次向朝廷欠下鉅債。可以說，康熙外放曹寅做事，為曹家累起了顯赫的榮耀與財富，但在中心卻填滿著災難的種子，並最終禍及曹家子孫。
▲江寧府秦淮河，出自《康熙南巡圖》第十卷局部，《康熙南巡圖》繪製的是康熙第二次南巡的場景，康熙在這次南巡中親臨曹家，史景遷推斷他應該接見過曹寅。
曹寅身故後，其獨子曹顒英年早逝，嗣子曹頫畏縮無能。1722年，康熙駕崩，曹寅七十多歲的內弟李煦隨即就被新帝革了職。曹家的災難就此開始。而與雍正皇帝在奪嫡道路上的政敵有所牽連的證據被人搜出，成了壓垮曹家的最後一根稻草。
史景遷最後說：
「庇廕曹家七十餘年的這棵大樹，樹葉繁茂，蓊蓊參天，集種種因素於一身：官位、財富、能力、伶俐，以及曖昧的包衣身份，它既為人僕役，也是一種特權地位，兼蓄滿人與漢人的世界。但這棵大樹的根並不牢固，其屹立全看皇帝的意思。沒有皇上作為靠山，這棵大樹必定傾倒，猢猻自然也就四散了。」
▲《楝亭圖》卷一「曹司空手植楝樹記」，張伯駒舊藏，先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或許，史景遷看似在描繪曹寅，其實他真正剖析的可能是康熙。曹家是一棵大樹，高過那赫赫揚揚的「大觀園」，但是它的根是浮的，它也許只是被帝王移栽出去的盆景。
史景遷在他的第三部著作《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trait of K'ang-hsi）中，用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康熙皇帝。從《曹寅與康熙》中偶爾流瀉出來的康熙的內心，在《康熙》中得到完整表達。■
▲《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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