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提起李煜，人們往往會給他貼上“才子”與“亡國君”這兩個標籤。作為政治人物的李煜，我們總以為他既是不幸的，又是無能的。可他究竟如何“無能”，似乎除了“亡國”，又往往被人們一筆帶過。
其實，李煜在政治上並非全然乏善可陳。作為一國之君，他也曾積極有為，想要勵精圖治，甚至還有過一些善舉。“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淒涼背後，也曾寄託著一位文人國主的改革強國之夢。
電視劇《問君能有幾多愁》中的李煜
“接盤俠”李煜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是南方諸國中，最有可能與北方的“五代”一爭高下的政權。先主李昪（南唐烈祖）在位時期，獎勵農桑，澄清吏治，境內安寧，戶口增殖，財用充足，“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陸游《南唐書》卷2《元宗紀》）。特別是李昪還制定了息兵安境、韜光養晦、伺機北伐以統一全國的方針：
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宋]馬令《南唐書》卷1《先主書》）
然而好景不長，李昪去世後，繼位的中主李璟（南唐元宗）徹底改變了他的戰略。一方面是朝廷之內，掀起頗為嚴重的宋孫黨爭，不僅導致朝政混亂，更一度威脅到李璟的皇權。另一方面，李璟連續發動滅閩、滅楚戰爭，結果損兵折將、勞民傷財，不僅喪失了北伐中原的機會，更在防禦後周三次征伐淮南的戰役中接連敗北。
全盛時期的南唐（951年，地圖為老邪自制）
唐周戰爭結束後，南唐去皇帝稱號，自稱國主，被迫割讓淮南江北14州與後周。南唐一下減少了40%的疆土和22萬的戶口，以及淮南地區的濱海鹽產地；同時還要擔負每年的10萬的貢物。這對南唐的社會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
更嚴重的是，失去淮南後，後周的兵峰與南唐首都金陵也只有一江之隔，李璟乾脆躲到南昌府（今江西南昌）去，而將國防線上的金陵甩給了太子、當時名字尚叫李從嘉的李煜。
這樣一個爛攤子，別說是李煜，就算是北方的周世宗郭榮（即俗稱的柴榮）和宋太祖趙匡胤來接盤，也一樣棘手。
建隆二年（961年，時宋朝已取代後周，成為南唐宗主國，因此南唐使用宋朝年號）六月，李璟去世。李煜在風雨飄搖中登基，正式成了一個接盤俠。
廢除屯田弊政
剛剛即位的李煜銳意改革，希望南唐能夠擺脫窘境。
前文說過，由於李璟對外戰爭不斷，虛耗府庫，加上北方後周的威脅越來越大，淮南又連年發生自然災害，結果導致南唐軍隊的糧草發生危機。為了解決這個火燒眉毛的問題，李璟從保大十年（952年）起，在淮南地區大規模興辦屯田，並設屯田使來負責相關事務。
按照李璟的計劃計，屯田的對象本是淮南地區的荒地。這些土地無人耕種，收歸南唐政府所有，閒置著也是浪費；軍隊不打仗的時候，士兵也是一種閒置的勞動力。讓閒置的士兵，來耕種閒置的國有土地，也是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
電視劇《問君能有幾多愁》中的李璟
然而李璟用人不當，屯田馬上變成了“搶田”。派往地方主持屯田的官員巧取豪奪，打著屯田的幌子，強行將很多民田變成了國有屯田，“吏緣為奸，強奪民田為屯田”（[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6《南唐元宗本紀》），結果淮南地區“人不堪命，致盜賊群起”（《宋史》卷441《徐鉉傳》）。
直到保大十四年（956年），後周征伐淮南地區，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李璟才草草宣佈“罷其尤劇者”。但究竟搶民田搶到什麼地步才算是“尤劇”呢？這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只知道，李璟在“罷其尤劇者”後，淮南地區的屯田仍然“尚處處有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搶田、擾民仍然不斷。
因此，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即位僅一個月的李煜便下令，徹底廢除諸路屯田使，並將過去用於屯田的土地租佃給農民來耕種，由各州縣的地方政府來負責徵收相應的田租。
歷時八年之久的屯田弊政，結束於李煜的新政改革。
屯田廢止了，可土地弊政卻遠沒有盡頭。
官僚集團侵奪民田
屯田對民田的兼併，只是南唐土地問題的冰山一角，更大的問題，來自於官僚集團。
李璟時期，南唐法禁鬆弛，官僚集團利用手中權勢侵奪民田者大有人在。
比如廬州營田使施汴，據《太平廣記》卷134“施汴”條記載：
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其耕夫，不能自理。
按照後來宋代的標準，佔田三四頃就已經是一等大戶了。家中有田數十頃，這已經是實力相當雄厚的地主了。即便如此，最後不僅數十頃土地被施汴兼併，連土地的主人本身也從“包租婆”變成了自己下地種田的窮苦農夫，甚至收入都不能滿足家庭用度。一等大戶尚且如此，遑論窮苦小民。
當然，《太平廣記》這條記載過於誇張，也許還有虛構成分，那麼我們再看清淮軍節度使劉彥貞是怎麼幹的。
清淮軍以壽州為會府，是南唐在淮南最重要的軍政區。自保大四年（946年）六月至十三年（955年），劉彥貞作為清淮軍的軍政長官，治理這裡長達十年之久——這對於清淮軍的人民來說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噩夢。
清淮軍轄區（地圖為老邪自制）
劉彥貞在任職期間“惟務聚斂，不知紀極，列肆百業，盡收其利”（[宋]文瑩《玉壺清話》卷10《江南遺事》載）。利用職位來收保護費還算罷了，更甚者竟然不擇手段搶奪民田。據陸游《南唐書》卷9《劉彥貞傳》記載：
（壽）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故，歲入不可勝計。
壽州有一座安豐塘，灌溉面積達萬頃，因此周邊地區的農民能夠旱澇保收。然而劉彥貞卻以疏浚護城河為名，扒開了安豐塘，結果導致周圍的民田全部被淹沒。這時劉彥貞又來催著百姓們交田稅，老百姓一時半會交不出來，只好賣田變現。
我們都知道，如果賣家著急把東西賣出去變現，尤其是市場上同時有好多賣家都著急賣的時候，通常這東西是賣不出好價格的。
劉彥貞早就盯上了幾塊肥田，乘機壓低價格收購。賣田的老百姓被催稅的官員逼得走投無路，也只好低價“甩賣”。就這樣，劉彥貞以極低的價格買到了大量肥沃的良田，然後再把安豐塘重新修好，“歲入不可勝計”。
至於那些賣掉田地的老百姓，大體是沒人管的。
頗為諷刺的是，這個巧取豪奪的劉彥貞不僅沒有被李璟處罰，反而步步高昇，入朝做到了禁軍統帥之一的神武統軍。後來後周南征，劉彥貞作為援軍的最高統帥支援壽州，結果一觸即潰，死在後周的兵峰之下。
劉彥貞參與的淮南保衛戰
劉彥貞和施汴的例子說明，南唐的土地兼併非常嚴重。這種嚴重不僅僅是市場自由買賣導致的結果，更是法治鬆弛、吏治敗壞的惡果。再加上此前南唐政府推行屯田時也是同樣的強搶民田，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後周南征時，淮南的南唐民眾一度“簞食壺漿”，對周軍寄以厚望。
因此，土地問題不解決，南唐的民心就穩定不下來，社會矛盾就無法緩和，南唐國本必受動搖。
土地改革
開寶五年（972年），隨著宋朝芟荑群雄、一統天下的形勢日漸明朗，李煜也越發謹慎小心起來。一方面，他自降國格，改國號“唐”為“江南”，甘作宋朝附庸；另一方面，也積極著手解決江南日益嚴重社會問題。
這一年，一個名叫潘佑的書生遷官中書舍人，從而拉開了江南國末年土地改革的序幕。
電視劇《問君能有幾多愁》中的潘佑
潘佑是李煜的東宮舊臣，被李煜尊稱為“潘卿”。潘佑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很重，面對江南國勢的日漸衰落和社會的日趨凋敝，潘佑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抑制土地兼併，恢復1000多年前的井田制（“稍復井田之法，深抑兼併”，見[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
潘佑的方案不僅獲得了好友戶部侍郎李平的支持，更得到了“好古重農”的李煜的肯定（[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李煜命李平判司農寺，與潘佑共同主持這場關乎江南國運的土地改革。
然而，自唐朝後期開始，中國的社會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租佃制土地所有制越來越發達成熟，土地私有制在當時早已深入人心，人身與土地的依附關係逐漸鬆動，甚至於後來宋朝建立，也順應時代潮流，奉行“田制不立”的傳統。
在這樣的背景下，去搞一個傳說中的井田公有制，當然是行不通的。何況周代的井田制是否真實存在過、即便存在那真實情況又是什麼樣的，這誰也說不清楚。
李煜、潘佑和李平要把1000多年前的井田制照搬到公元10世紀的江南，註定了這場改革的悲劇結局。
改革的方針路線一上來就走偏了，改革的具體措施就更顯得不合時宜。
潘佑首先提出，“民間舊買之產使即還之”（[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也就是說，過去已經成交的土地交易全部廢除不再做數，買田者要把買來的田地全部歸還給賣田者。至於賣田者是不是要將已經收取的錢款歸還給買田者，潘佑沒有說，看起來是不用歸還的。
李煜
潘佑是希望藉助國家的權威，利用行政權力，強行對土地財產進行再分配，頗有點“劫富濟貧”的意味。
然而，雖然江南的土地兼併嚴重，其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強買、賤買的非法行為，但也不宜一棒子打死，畢竟合法的土地交易也是存在的。
一方面，對於類似於劉彥貞那種利用公權力巧取豪奪的非法交易，宣佈其非法，將土地歸還給被迫賣田的老百姓是必要的，但遠遠不夠；因為劉彥貞們的行為本身，也應該得到懲罰。現在潘佑的土地法令重前者不重後者，實際上是掩蓋了這類交易的非法性質。
另一方面，對於合法的土地買賣，也絕沒有強迫買家把購買的土地還回去、而賣家不退還錢款的道理。潘佑方案的初衷是給予無地、少地的賣地者以某種公平，然而代價卻是剝奪了有地的買地者的公平。歸根結底，這依然不公平。
當然，作為受益者，那些重新獲得售賣土地的賣地者還是會有相當一部分人支持潘佑的方案的。當時“奪田者紛紛於州”（[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想必除了江南官員的推動，賣田者自發“奪田”的也不在少數。
但是這種支持，馬上就會因為潘佑和李平的另一個措施而土崩瓦解。
潘佑在方案中還提出，要“按周禮造民籍，曠土皆使樹桑，民間舟車、難碨、箱篋、環釧之物悉籍之”（[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李平也提出“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宋]陸游《南唐書》卷13《李平傳》）。這是什麼意思呢？字面意思是，造冊登記民戶信息，看起來是很正常的戶口登記。可是這項措施背後的邏輯卻很可怕——把日益獲得自由的農民重新束縛在土地上。
我們知道，秦漢以來，人對土地的依附性相當大，朝廷也是按人丁或戶來徵稅的。最經典的唐代均田制，就是把人束縛在土地上，人不能自由遷徙，由此來保證朝廷擁有足夠的稅源、兵源和勞役來源。但是到了唐代後期，隨著經濟發展，人對土地的依附性日益減弱，人可以合法地離開土地從事專門的手工業、商業活動，也可以租賃土地耕種；朝廷也不再執著於掌控人口和土地，放棄了按照人丁和戶徵稅的方法，而是實行“兩稅法”，依據財產來徵稅。
傳說中的井田制
潘佑要實行井田制（實際上是土地國有制），國家就要重新將土地的使用權分配給農民；掌握土地所有權的國家就要重新按照人丁或戶來徵稅。為了保證稅源，獲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就要被重新束縛在土地上，禁止自由遷徙。
這看似是一種公平，實則是一種倒退。
由此可見，由李煜拍板、潘佑設計、李平執行的這場土地改革，儘管初衷是好的，然而從方向到具體措施，沒有一條是朝前看的。他們都在試圖以一種過去式的眼光，來解決眼下的新問題。
既然不能適應時代潮流，改革自然也就難以為繼。“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宋]陸游《南唐書》卷13《李平傳》），這場土地改革把窮人和富人都折騰得很痛苦。
更痛苦的是潘佑。改革推行不下去，這位改革的設計者當然大為惱火，他只能層層加碼，強令下面的人貫徹上面的意圖，當時已是“符命旁午，急於星火”（[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
急於求成，就一定會出問題，但潘佑並不認為自己會出問題。潘佑“狷潔”，不容於人，也是出了名的，他甚至叫囂著應該把官場裡的公卿都趕出去，讓自己獨秉國政，甚至給李煜上表稱：“左右皆奸邪，不誅，為亂在即！”（[宋]陳彭年《江南別錄》）
世間皆醉，唯我獨醒。
由這樣的人來主持改革，改革會改成什麼樣子，也就毫無懸念了。
“吏胥為奸，百姓大撓，幾聚而為亂。”（[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本來想緩和社會矛盾，結果改來改去，幾乎改出了民變。
開寶五年（972年）末的江南國（地圖為老邪自制）
事到如今，一直在幕後的李煜終於有了自己的判斷。李煜對於啟用潘佑進行土地改革，非常後悔，急忙下令廢止一切改革命令。（見[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宋]陸游《南唐書》卷13《李平傳》）
李煜書生意氣，與潘佑頗為投緣，因此贊同了一個同樣書生意氣的理想主義改革方案。可以說，李煜在判斷、格局及用人方面，都有著嚴重不足。但李煜依舊是清醒的，當他看到土地改革弊大於利時，既不是消極迴避，假裝看不見，逼得人人報喜不報憂；也沒有自我麻痺，把錯誤都推給別人；而是積極面對，及時糾正。說起來，這仍是李煜的明智之舉。
只可惜，這場轟轟烈烈的理想主義“改革”，最終成了倒行逆施的荒唐鬧劇，終究以失敗告終。
李煜的亡國之痛，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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