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提起李煜，人们往往会给他贴上“才子”与“亡国君”这两个标签。作为政治人物的李煜，我们总以为他既是不幸的，又是无能的。可他究竟如何“无能”，似乎除了“亡国”，又往往被人们一笔带过。
其实，李煜在政治上并非全然乏善可陈。作为一国之君，他也曾积极有为，想要励精图治，甚至还有过一些善举。“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凄凉背后，也曾寄托着一位文人国主的改革强国之梦。
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中的李煜
“接盘侠”李煜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是南方诸国中，最有可能与北方的“五代”一争高下的政权。先主李昪（南唐烈祖）在位时期，奖励农桑，澄清吏治，境内安宁，户口增殖，财用充足，“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纪》）。特别是李昪还制定了息兵安境、韬光养晦、伺机北伐以统一全国的方针：
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畜财养锐以俟时焉。（[宋]马令《南唐书》卷1《先主书》）
然而好景不长，李昪去世后，继位的中主李璟（南唐元宗）彻底改变了他的战略。一方面是朝廷之内，掀起颇为严重的宋孙党争，不仅导致朝政混乱，更一度威胁到李璟的皇权。另一方面，李璟连续发动灭闽、灭楚战争，结果损兵折将、劳民伤财，不仅丧失了北伐中原的机会，更在防御后周三次征伐淮南的战役中接连败北。
全盛时期的南唐（951年，地图为老邪自制）
唐周战争结束后，南唐去皇帝称号，自称国主，被迫割让淮南江北14州与后周。南唐一下减少了40%的疆土和22万的户口，以及淮南地区的滨海盐产地；同时还要担负每年的10万的贡物。这对南唐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更严重的是，失去淮南后，后周的兵峰与南唐首都金陵也只有一江之隔，李璟干脆躲到南昌府（今江西南昌）去，而将国防线上的金陵甩给了太子、当时名字尚叫李从嘉的李煜。
这样一个烂摊子，别说是李煜，就算是北方的周世宗郭荣（即俗称的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来接盘，也一样棘手。
建隆二年（961年，时宋朝已取代后周，成为南唐宗主国，因此南唐使用宋朝年号）六月，李璟去世。李煜在风雨飘摇中登基，正式成了一个接盘侠。
废除屯田弊政
刚刚即位的李煜锐意改革，希望南唐能够摆脱窘境。
前文说过，由于李璟对外战争不断，虚耗府库，加上北方后周的威胁越来越大，淮南又连年发生自然灾害，结果导致南唐军队的粮草发生危机。为了解决这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李璟从保大十年（952年）起，在淮南地区大规模兴办屯田，并设屯田使来负责相关事务。
按照李璟的计划计，屯田的对象本是淮南地区的荒地。这些土地无人耕种，收归南唐政府所有，闲置着也是浪费；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士兵也是一种闲置的劳动力。让闲置的士兵，来耕种闲置的国有土地，也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中的李璟
然而李璟用人不当，屯田马上变成了“抢田”。派往地方主持屯田的官员巧取豪夺，打着屯田的幌子，强行将很多民田变成了国有屯田，“吏缘为奸，强夺民田为屯田”（[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6《南唐元宗本纪》），结果淮南地区“人不堪命，致盗贼群起”（《宋史》卷441《徐铉传》）。
直到保大十四年（956年），后周征伐淮南地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李璟才草草宣布“罢其尤剧者”。但究竟抢民田抢到什么地步才算是“尤剧”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李璟在“罢其尤剧者”后，淮南地区的屯田仍然“尚处处有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抢田、扰民仍然不断。
因此，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即位仅一个月的李煜便下令，彻底废除诸路屯田使，并将过去用于屯田的土地租佃给农民来耕种，由各州县的地方政府来负责征收相应的田租。
历时八年之久的屯田弊政，结束于李煜的新政改革。
屯田废止了，可土地弊政却远没有尽头。
官僚集团侵夺民田
屯田对民田的兼并，只是南唐土地问题的冰山一角，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官僚集团。
李璟时期，南唐法禁松弛，官僚集团利用手中权势侵夺民田者大有人在。
比如庐州营田使施汴，据《太平广记》卷134“施汴”条记载：
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
按照后来宋代的标准，占田三四顷就已经是一等大户了。家中有田数十顷，这已经是实力相当雄厚的地主了。即便如此，最后不仅数十顷土地被施汴兼并，连土地的主人本身也从“包租婆”变成了自己下地种田的穷苦农夫，甚至收入都不能满足家庭用度。一等大户尚且如此，遑论穷苦小民。
当然，《太平广记》这条记载过于夸张，也许还有虚构成分，那么我们再看清淮军节度使刘彦贞是怎么干的。
清淮军以寿州为会府，是南唐在淮南最重要的军政区。自保大四年（946年）六月至十三年（955年），刘彦贞作为清淮军的军政长官，治理这里长达十年之久——这对于清淮军的人民来说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
清淮军辖区（地图为老邪自制）
刘彦贞在任职期间“惟务聚敛，不知纪极，列肆百业，尽收其利”（[宋]文莹《玉壶清话》卷10《江南遗事》载）。利用职位来收保护费还算罢了，更甚者竟然不择手段抢夺民田。据陆游《南唐书》卷9《刘彦贞传》记载：
（寿）州有安丰塘，溉田万顷，以故无凶岁。彦贞托以浚城濠，决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赋益急，皆卖田去，彦贞择尤膏腴者，以下价售之，乃复潴塘水如故，岁入不可胜计。
寿州有一座安丰塘，灌溉面积达万顷，因此周边地区的农民能够旱涝保收。然而刘彦贞却以疏浚护城河为名，扒开了安丰塘，结果导致周围的民田全部被淹没。这时刘彦贞又来催着百姓们交田税，老百姓一时半会交不出来，只好卖田变现。
我们都知道，如果卖家着急把东西卖出去变现，尤其是市场上同时有好多卖家都着急卖的时候，通常这东西是卖不出好价格的。
刘彦贞早就盯上了几块肥田，乘机压低价格收购。卖田的老百姓被催税的官员逼得走投无路，也只好低价“甩卖”。就这样，刘彦贞以极低的价格买到了大量肥沃的良田，然后再把安丰塘重新修好，“岁入不可胜计”。
至于那些卖掉田地的老百姓，大体是没人管的。
颇为讽刺的是，这个巧取豪夺的刘彦贞不仅没有被李璟处罚，反而步步高升，入朝做到了禁军统帅之一的神武统军。后来后周南征，刘彦贞作为援军的最高统帅支援寿州，结果一触即溃，死在后周的兵峰之下。
刘彦贞参与的淮南保卫战
刘彦贞和施汴的例子说明，南唐的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这种严重不仅仅是市场自由买卖导致的结果，更是法治松弛、吏治败坏的恶果。再加上此前南唐政府推行屯田时也是同样的强抢民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周南征时，淮南的南唐民众一度“箪食壶浆”，对周军寄以厚望。
因此，土地问题不解决，南唐的民心就稳定不下来，社会矛盾就无法缓和，南唐国本必受动摇。
土地改革
开宝五年（972年），随着宋朝芟荑群雄、一统天下的形势日渐明朗，李煜也越发谨慎小心起来。一方面，他自降国格，改国号“唐”为“江南”，甘作宋朝附庸；另一方面，也积极着手解决江南日益严重社会问题。
这一年，一个名叫潘佑的书生迁官中书舍人，从而拉开了江南国末年土地改革的序幕。
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多愁》中的潘佑
潘佑是李煜的东宫旧臣，被李煜尊称为“潘卿”。潘佑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很重，面对江南国势的日渐衰落和社会的日趋凋敝，潘佑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抑制土地兼并，恢复1000多年前的井田制（“稍复井田之法，深抑兼并”，见[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
潘佑的方案不仅获得了好友户部侍郎李平的支持，更得到了“好古重农”的李煜的肯定（[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李煜命李平判司农寺，与潘佑共同主持这场关乎江南国运的土地改革。
然而，自唐朝后期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租佃制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发达成熟，土地私有制在当时早已深入人心，人身与土地的依附关系逐渐松动，甚至于后来宋朝建立，也顺应时代潮流，奉行“田制不立”的传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搞一个传说中的井田公有制，当然是行不通的。何况周代的井田制是否真实存在过、即便存在那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的，这谁也说不清楚。
李煜、潘佑和李平要把1000多年前的井田制照搬到公元10世纪的江南，注定了这场改革的悲剧结局。
改革的方针路线一上来就走偏了，改革的具体措施就更显得不合时宜。
潘佑首先提出，“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也就是说，过去已经成交的土地交易全部废除不再做数，买田者要把买来的田地全部归还给卖田者。至于卖田者是不是要将已经收取的钱款归还给买田者，潘佑没有说，看起来是不用归还的。
李煜
潘佑是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利用行政权力，强行对土地财产进行再分配，颇有点“劫富济贫”的意味。
然而，虽然江南的土地兼并严重，其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强买、贱买的非法行为，但也不宜一棒子打死，毕竟合法的土地交易也是存在的。
一方面，对于类似于刘彦贞那种利用公权力巧取豪夺的非法交易，宣布其非法，将土地归还给被迫卖田的老百姓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因为刘彦贞们的行为本身，也应该得到惩罚。现在潘佑的土地法令重前者不重后者，实际上是掩盖了这类交易的非法性质。
另一方面，对于合法的土地买卖，也绝没有强迫买家把购买的土地还回去、而卖家不退还钱款的道理。潘佑方案的初衷是给予无地、少地的卖地者以某种公平，然而代价却是剥夺了有地的买地者的公平。归根结底，这依然不公平。
当然，作为受益者，那些重新获得售卖土地的卖地者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潘佑的方案的。当时“夺田者纷纷于州”（[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想必除了江南官员的推动，卖田者自发“夺田”的也不在少数。
但是这种支持，马上就会因为潘佑和李平的另一个措施而土崩瓦解。
潘佑在方案中还提出，要“按周礼造民籍，旷土皆使树桑，民间舟车、难碨、箱箧、环钏之物悉籍之”（[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李平也提出“造民籍，复造牛籍，课民种桑”（[宋]陆游《南唐书》卷13《李平传》）。这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是，造册登记民户信息，看起来是很正常的户口登记。可是这项措施背后的逻辑却很可怕——把日益获得自由的农民重新束缚在土地上。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人对土地的依附性相当大，朝廷也是按人丁或户来征税的。最经典的唐代均田制，就是把人束缚在土地上，人不能自由迁徙，由此来保证朝廷拥有足够的税源、兵源和劳役来源。但是到了唐代后期，随着经济发展，人对土地的依附性日益减弱，人可以合法地离开土地从事专门的手工业、商业活动，也可以租赁土地耕种；朝廷也不再执着于掌控人口和土地，放弃了按照人丁和户征税的方法，而是实行“两税法”，依据财产来征税。
传说中的井田制
潘佑要实行井田制（实际上是土地国有制），国家就要重新将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农民；掌握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就要重新按照人丁或户来征税。为了保证税源，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就要被重新束缚在土地上，禁止自由迁徙。
这看似是一种公平，实则是一种倒退。
由此可见，由李煜拍板、潘佑设计、李平执行的这场土地改革，尽管初衷是好的，然而从方向到具体措施，没有一条是朝前看的。他们都在试图以一种过去式的眼光，来解决眼下的新问题。
既然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改革自然也就难以为继。“施设无渐，人不以为便”（[宋]陆游《南唐书》卷13《李平传》），这场土地改革把穷人和富人都折腾得很痛苦。
更痛苦的是潘佑。改革推行不下去，这位改革的设计者当然大为恼火，他只能层层加码，强令下面的人贯彻上面的意图，当时已是“符命旁午，急于星火”（[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
急于求成，就一定会出问题，但潘佑并不认为自己会出问题。潘佑“狷洁”，不容于人，也是出了名的，他甚至叫嚣着应该把官场里的公卿都赶出去，让自己独秉国政，甚至给李煜上表称：“左右皆奸邪，不诛，为乱在即！”（[宋]陈彭年《江南别录》）
世间皆醉，唯我独醒。
由这样的人来主持改革，改革会改成什么样子，也就毫无悬念了。
“吏胥为奸，百姓大挠，几聚而为乱。”（[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本来想缓和社会矛盾，结果改来改去，几乎改出了民变。
开宝五年（972年）末的江南国（地图为老邪自制）
事到如今，一直在幕后的李煜终于有了自己的判断。李煜对于启用潘佑进行土地改革，非常后悔，急忙下令废止一切改革命令。（见[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宋]陆游《南唐书》卷13《李平传》）
李煜书生意气，与潘佑颇为投缘，因此赞同了一个同样书生意气的理想主义改革方案。可以说，李煜在判断、格局及用人方面，都有着严重不足。但李煜依旧是清醒的，当他看到土地改革弊大于利时，既不是消极回避，假装看不见，逼得人人报喜不报忧；也没有自我麻痹，把错误都推给别人；而是积极面对，及时纠正。说起来，这仍是李煜的明智之举。
只可惜，这场轰轰烈烈的理想主义“改革”，最终成了倒行逆施的荒唐闹剧，终究以失败告终。
李煜的亡国之痛，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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