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教授
本期嘉賓·徐勇
徐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政治與鄉村治理研究，是國內最早將實證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之一，也是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先後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學部委員、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曾任湖北省政治學會會長。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全國師德先進個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湖北省優秀教師、荊楚社科名家等榮譽稱號。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以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數項，獨著或合著各類學術著作20餘本、在《中國社會科學》《政治學研究》等國內權威以及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兩百餘篇。主要學術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1992）、《中國農村村民自治》（1997）、《包產到戶沉浮錄》（1998）、《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2003）、《現代國家、鄉土社會與制度構建》（2009）、《農民改變中國》（2012）等。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政治學者植根中華大地，熬過了篳路藍縷的時代，使得政治學研究取得了極大進步。然而，形成一個有生命力和話語影響力的強勁學科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政治學人持續耕耘，後輩需要努力的方面可謂其多。徐勇教授是我國著名政治學家，長江學者，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從教三十餘年來，徐勇教授產出一大批高質量學術成果，培養了大批優秀政治學人才。本期專訪中徐勇教授結合自身豐富的政治學研究與治學經驗，向我們展現了屬於中國政治學人的擔當與情懷。
政治學人：尊敬的徐教授，您好！感謝您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政治學人平臺的專訪。作為華中師範大學“土生土長”的政治學科班出身學者，驅使您走上政治學研究道路的初衷是什麼呢？
徐勇：對於40年前入校的一代學人來說，從事某個專業的研究是沒有選擇的，也是沒有自覺意識的。我入校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仍然在延續。階級鬥爭就是政治。因對這種政治的敬而遠之，考大學時我報的專業是中文和歷史，只是後來錄取時將我錄取到政治教育專業。師範大學主要是培養老師，政治教育專業涉及的課程內容面較寬，專業深度不夠，這也比較適合我們這樣的學生的需要。我上大學之前做了五年農民，當了三年工人，沒有接受過中學教育。考大學純粹是應急，學習的目的性很強，知識面也有限。上大學後，開的課多，特別是有專門的時間讀書，知識面迅速擴大。
讀了兩年書後，我就不滿足於被動地讀書了，有了表達的衝動。當時，解放思想的浪潮湧動，整個社會空前活躍，是激情燃燒的歲月。大三時，我開始寫作和發表思想性和學術性論文，整天陷入到讀書、思考和寫作之中，對於其他事務沒有太多考慮。我們大學畢業由國家包分配，1982年，1977級春季分配，可能是國家計劃來不及，我們一直到假期後才分配。假期前，我已將行李全部搬運回老家，準備回老家當一名中學老師，只是到了假期後宣佈分配結果，才知已留校工作。這可能與我之前有點寫作基礎有關吧！
我大學畢業後留校並不是當專業老師，而是在剛成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做事務工作。我們學校的科學社會主義專業起步較早，是全國最早的碩士點和博士點之一，連復旦大學的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研究生都還要到我們學校授予學位。在這樣一個重要單位，我是最年輕的人員，承擔了大量行政雜務工作，特別是負責圖書資料的整理工作，所裡的第一張圖書卡片就是我做的。當資料員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閱讀大量資料文獻。
在研究所工作，必然會協助做一些研究工作。當時，我們所主體是科學社會主義專業，同時也從事政治學專業的相關研究。當時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政治學專業沒有嚴格的區分，我同時參加兩個專業的研究工作，特別是承擔一些基礎性事務。記得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政治學卷曾在我們學校討論修訂，我承擔了會務工作。
大學畢業留校兩年後我在職攻讀碩士研究生，有了更多的專業時間。到20世紀90年代初，因為承擔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等原因，我在專業領域方面更多的向政治學專業轉變，主要從事農村基層治理研究。隨著我國學科建設的發展，專業分化日益強化，科學社會主義與政治學儘管都同屬於政治學一級學科，但學科邊界已有所分化，後者通常被稱之為“小政治學”。我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讀在職博士生，專業仍然是科學社會主義，導師也仍然是李會濱教授。但因為從事農村基層治理研究，我的研究領域愈來愈向小政治學傾斜，好在李會濱老師非常寬容，尊重我的選擇。所以，我們從事政治學研究是不由自主的，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特點，都不是嚴格的政治學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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