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西方柏拉圖式的善是最高真理，那中國對善的追求是最大的造福。亞里士多德的理念接近中國對善的觀念，也就是著重現實生活的幸福與道德的圓滿生命。
柏拉圖的思想模擬中國的內聖外王，有相同的旨趣。
中國先秦思想之「聖」、「王」、「天」三者是分不開的。聖者通於天，王者因為行天道故能為王。而行天道之王當然是聖者。
周文王渭水拜相姜子牙
《詩經‧大雅》歌頌周文王即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文王因為精進不懈，廣被恭敬之德，所以天命讓他能夠統理商朝的後裔。而文王的表現，上天都在看，因此「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上天給了他這個使命，不是給了他就算了，而是時時都還在注視著他的表現，所以「不易維王」，王不好當啊！必須時時恭敬奮勉，行天之道。如《詩經》言：「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孔子聖者繼承文王周公之志，在禮崩樂壞的亂世，欲建立一個遵行「仁」與「禮」的理想世界秩序。文王之德，承於天，也成於天，聖人亦然。
孔子講學圖
《史記》〈孔子世家〉所述：「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的德是上天給予的，桓魋怎能輕易地傷害他？聖者如孔子，其德是上天給予的，但並不是就不需要自己努力。
聖者不是人的修持所能到達，是天賜予。「知天命」，亦是孔子在成就完整生命德行的過程中必要之覺醒。「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上天給了孔子重大使命。在儒家眼中，聖人正是奉天命，而合於天之大人者。
如《易經‧乾卦》所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這是天道與聖者合一。然而聖者並不是天，而是知天道。
理型與天道之表述與信念不盡相同，但都是指向一個最高的善與真理。
心物兼備的善
柏拉圖繼承蘇格拉底提出理型至善，是呼應了蘇格拉底的理性之論述。而到了亞里士多德，則是修正了柏拉圖的概念，認為純粹的理型不可知，蘋果的概念離不開蘋果，很像佛教所說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概念，概念無形無色、無相無味，但是我們無法在虛空中求取概念，只有在現實世界才能具體把握概念。
我們在三角形的工具中看到三角形，在圓形的球中把握圓的概念。在蘋果中把握蘋果的概念。
亞里士多德把純粹唯心至善──理型、概念，拉回到世間，在世間體現，自世間把握。將這種至善，應用於商業，亞里士多德認為商業的至善是追求幸福。
然而，幸福不是一味地追逐金錢，相反地，一味地追逐金錢是幸福的背離。幸福的締造是追求哲學與審思（Theoria and Pholosophia），謹守道德生活、建立愛的關係，並且投身公共事務，才是生命的至高幸福。
其實亞里士多德的理念接近中國對善的觀念，中國善的觀念著重現實生活的幸福與道德的圓滿生命。如果說西方柏拉圖式的善是最高真理，那中國的善所追求的是最大的造福。
柏拉圖至高真理之追求，基督教強調唯一的真神──上帝是至高的真理，有了至高的真理，就形成了一種我對、你錯的思維，最後導致宗教之爭，善與惡之鬥。我是善，你是惡，我是對，你是錯，所以就發生戰爭與衝突。
中國的戰爭多半因為飢餓、利益而起，很少因意識形態不同而發生戰爭。西方自古因意識形態、因宗教信念不同而鬥爭者一直存在。這是強調絕對、強調至高真理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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