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前後的中日博弈：一個戰勝國對另一個戰勝國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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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918年11月11日，協約國軍隊總司令斐迪南·福煦與德國代表在法國東北部貢比涅森林雷道車站的一節車廂裡簽訂了停戰協定，標誌著這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以同盟國的失敗而告終。

北洋政府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於1917年作為協約國成員參與“一戰”，並以“戰勝國”的身份列席列強們重新規劃戰後世界版圖的“巴黎和會”。這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中國渴望收復主權並融入國際社會的一次嘗試。

然而，巴黎和會所簽署的《凡爾賽和約》無視中國訴求，將戰前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入國內，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戰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確立對中國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帝國主義的窮兇極惡擊破了晚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創造的近乎完美的西方形象，而通過“十月革命”走上嶄新道路的蘇聯讓國人轉而認為俄國革命可能才是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唯一成功模式。

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也讓“救亡”壓倒“啟蒙”，激進派打倒自由派，高舉“民主”“科學”兩面旗幟的新文化運動由“文學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學”。

在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著名社會學家傅高義所著《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中，對這段歷史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中國的弱勢政府和強勢聲音

1911年之後，中國政府的疲弱加強了兩種聲音：一種聲音是日本人要求本國政府利用自身的強大來獲取利益；另一種聲音則是中國的青年人要求政府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反抗日本。

袁世凱在權力鬥爭中獲勝後，日本領導人的優先事項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證日俄戰爭中獲得的利益，即遼東半島的租賃權，也包括南滿鐵路兩側狹長地帶的土地租賃權。有一部分租賃權將於1923年到期。

畢竟還是英國人有先見之明，也有足夠的實力，他們在清廷覆滅前已拿到了香港新界長達九十九年的租借權。日本也希望獲得對遼東半島類似的長期租賃權。日本人有一個強烈的信仰，認為“滿洲”的權益是日本強盛必不可少的因素。

日俄戰爭歷史圖片。日俄戰爭，是指1904年到1905年間，大日本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為了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遼東半島的控制權，而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戰爭。屬非正義戰爭，日俄戰爭以俄羅斯帝國的失敗而告終。戰爭暴露了帝國的弊端，導致了1905年革命的爆發，動搖了沙皇的統治。日本經過戰爭跨入列強的行列。

這個想法並不為其他國家所接受：1895年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大連與旅順。此事進一步鞏固了“滿洲”在日本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他們認為，在與俄國人的戰鬥中，有十萬日本戰士灑下了鮮血，才為日本“贏得了”“滿洲”。而且日本人口太多，國土太小，他們需要地廣人稀的“滿洲”安置過剩的人口，使他們可以安享繁榮。

在明治時代的四十四年間，日本人口從三千五百萬增加到五千萬。隨著公共健康和衛生的改善，每年增加的人口高達五十萬。移民美國愈發困難，因為美國出臺了反對日本移民的政策，包括西奧多·羅斯福主政時期通過的《日美紳士協約》。門戶大開、面積是日本國土兩倍的“滿洲”，似乎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西奧多·羅斯福主政時期通過的《日美紳士協約》為日、美間締結的限制日本向美國移民的協約。由日本外務大臣林董和美國駐日大使奧布拉恩從1907年4月至1908年2月間交換的11件公文組成。內容是日本自動限制向美國移民，禁止移民的父母、妻子和20歲以下孩子以外的人移居美國。

批評流行的“滿洲”夢最尖銳、最有名的是石橋湛山。他是專欄作家，後來是有影響力的商業雜誌《東洋經濟新報》（後改為《週刊東洋經濟》）的出版人。石橋從現實角度批評“滿洲”夢：“滿洲”和日本最主要的對手俄國，有著幾千公里長的邊境線，戍守、平定廣闊的“滿洲”需要龐大的軍費開支。

石橋也認為，日本應將自己的受教育人口看成是一份資產，而不是負擔。他建議用節育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早在1915年，石橋就在推廣美國倡導節育人士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文章。與一小部分日本的反帝主義者一樣，石橋感到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殖民政策正在培養幾代“反對日本、貶低日本、永久仇恨日本”的人。

石橋湛山（1884年9月25日－1973年4月25日），日本第55任內閣總理大臣。著名記者和政治家，中國人民的朋友。他在戰前進行反戰、反侵略主義活動及戰後為恢復發展中日友好關係做出的貢獻，已得到社會公認和高度評價。他主張和平發展、與亞洲近鄰和平相處的“小日本主義”，如今在日本依舊發揮著影響力。

日本負責與中國談判遼東半島控制權問題的，是大隈重信內閣。1914年初就職的大隈是著名的政治領袖，但不是寡頭集團的元老。大隈長期推崇英國式的內閣，在七十六歲高齡時第二次成為首相。他極受歡迎，以創建早稻田大學聞名，這是一所培養新聞記者和政治人物的私立大學。

他任命加藤高明為外務大臣。加藤是一位經驗豐富但自以為是的外交官、忠實的親英派、前三菱公司高管，於1924年成為日本第二十四任首相。大隈以中國人的朋友知名，但如同其他親中派，他也認為“滿洲”問題是另一回事，在1911年後的亂局中應該盡力確保日本的“利權”。

加藤高明（かとうたかあき，1860年1月25日－1926年1月28日），為日本明治大正期間的外交家、政治家，第24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正當外務大臣加藤準備談判之時，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與英國是盟國，加藤亦曾擔任駐英公使。他支持英國反對德國，以及攻擊德國霸佔山東半島，包括膠州灣的青島要塞港，那是一個有戰略意義的海軍基地。

1914年8月，日軍派出二萬三千名士兵向青島的五千名德國兵發動進攻，英國只象徵性地派出一千五百名士兵助攻。日本佔據優勢，但這場原來預期是速戰速決的戰爭，卻比原計劃困難得多，傷亡也更慘重。

令日軍大為震驚的是，日本的軍事技術居然在德國之下——他們原計劃要打的是一場傳統的步槍加刺刀的步兵戰，就像當年日俄戰爭時那樣，然而這次面對的卻是現代化的炮兵，且首次碰到了空軍。

日本媒體上的文章都在粉飾軍隊在戰鬥中遇到的困難，同時大力宣揚1905年後日本首次獲得輝煌的勝利。但這場戰爭悄悄發起了一場重估日本軍事政策的討論，這場討論持續了幾十年，因為沒有一箇中央權威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二十一條”、

巴黎和會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爆發

在青島戰役中“戰勝”德國後，日本領導人有了政治動力和自信，不僅要與袁世凱政府談判，確保日本在“滿洲”的利權，還要求獲得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所謂的《二十一條》（日本稱《對華二十一條要求》）。

不久，一個頗具侵略性而蠢笨的外交錯誤，進一步刺激了中國人的反日情緒，使該條約變得臭名昭著。《二十一條》模仿俄國二十年前對清政府提的六點要求，但日本的要求更多：要求領土，要求對通商口岸的獨佔權，還要求在袁世凱政府中安插日本顧問。

《二十一條》，1915

首相大隈重信領導的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是對後明治時代的內閣是否有能力處理好與中國新政權關係的第一個考驗。

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天保9年2月16日（1838年3月11日）-大正11年（1922年1月10日），明治時期政治家，財政改革家，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他同時也是早稻田大學的創始人。明治維新的志士之一，曾兩任內閣總理大臣，他主導的改革成功讓日本建立了近代工業，鞏固了財政的根基，不但挽救了剛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還為未來日本的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憲法，只有大正天皇才有簽署條約的權力，但今天我們甚至找不到他們請示天皇的記錄。大隈故意等到12月國會關閉後才提出自己起草的對中國的要求，使草案規避了國會中七嘴八舌的辯論。國會的多數黨領袖原敬是大隈的政敵，他於1918年至1921年期間擔任首相。

1915年1月，加藤高明指示日本在北京的最高外交官，即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並要求袁世凱對此保密。加藤希望此事不僅對外國列強保密，對日本其他權力中心也要保密。

當時處於弱勢地位的袁世凱為人精明，知道如何將手中的微弱實力最大化。他組建了一個老練的談判小組，請日語流利的早稻田大學畢業生曹汝霖參加與日本公使的談判，也借用了日本學者有賀長雄的力量。

為了贏得時間，曹汝霖安排與日置益每週會談一次，每次討論《二十一條》中的一條要求。談判從1月開始，到5月仍在進行。然而，袁世凱在日本的強大壓力下已無力抗拒，只能表示接受除第五條外的所有要求。

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潤田，祖籍浙江，民國初年高級官員，新交通系首領。1877年生於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五四運動時期，被指為賣國賊，住宅慘遭燒燬。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1966年8月4日，曹汝霖病逝於美國底特律。

條約第五號的內容包括：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日本人擔任顧問；日本在中國內地所設之醫院、寺院、學校等擁有土地所有權；中國警察機關須聘用日本人；中國向日本採辦一定數量的軍械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允許日本擁有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的鐵路建造權；福建省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如需外國資本，須先向日本協議；允認日本人在中國傳教的權力。

袁世凱無意為談判保密，他開始使用一種弱者的武器——國際輿論。他招募了一個能幹的年輕人、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顧維鈞（Wellington Koo），讓他去和北京的各國外交官和外國媒體溝通，以博得他們對中國的同情。顧維鈞的任務完成得很出色，他頻繁會見西方人。

數週內，陰險狡詐、咄咄逼人的日本乘虛而入從中國謀取利益的形象傳播開來。一俟新聞報道出現，袁世凱便開始派遣中方發言人前往紐約、芝加哥、華盛頓和倫敦等地，在各種外交聚會、商會和政治集會上發言。這種公眾外交模式後來被袁世凱的繼任者效法，演化成眾所周知的“中國遊說團”。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現代外交家。1912年回國後，任內閣總統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1915年起歷任北洋政府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1919年和1921年，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為維護中華民族的權益作出了貢獻；1945年6月，他出席舊金山會議，參加《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並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其後任國民黨政府駐聯合國代表，1956～1967年，歷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等職。

那時的美國駐華公使是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任命的保羅·芮恩施（Paul Reinsch）。芮恩施是一名學者，虔誠的基督徒，熱心處理中國事務，對日本有嚴苛的批評。但除了對日本進行道德批判外，美國並未準備採取其他行動。

芮恩施所盡的最大努力無非是一份公開聲明：“凡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業經議定或將來仍須議定之合同，並所允認各節，美國政府對於該合同與所允認各節內所有損害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按約所有權利之處，並損害中國國政主權、領土權或各國與中國邦交上名稱所謂門戶開放主義，一概不能承認。”從那時起直到20世紀30年代，全世界都知道美國的聲明僅是一紙空文，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來將其付諸實施。

中國的公眾輿論策略是有效的。甚至在日本，該策略為包括原敬在內的大隈的眾多政敵提供了攻擊他的彈藥。很多大隈的批評者通過外國媒體上讓他們尷尬的文章瞭解談判的情況，但他們著眼於大隈內閣糟糕的策略，而不是《二十一條》的內容。

相反，他們都和大隈的看法是一樣的，既然袁世凱如此難以預測，更應設法鞏固日本的利益，比如在遼東半島的利益。甚至有些外國觀察家也認為，如果放在當時的外交背景下，日本的要求純屬合理。但包括元老和原敬這樣的政治人物在內的各種派系，都認為大隈首相無謂地激怒了中國和美國，因此將日本隔離於國際事務之外。

原敬(はら たかし，1856年2月9日-1921年11月4日)，號一山，是日本的政治家、第19任日本首相(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巖手郡本宮村（即現在巖手縣的盛岡市）出生。歷任遞相、內相、內閣總理大臣。打破薩長藩閥政治，成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組織日本第一次的政黨內閣，但是在任內被暗殺。

巴黎和會，1919

很多中國政府官員都把賭注押在凡爾賽宮舉辦的巴黎和會上，希望該會議可以阻止日本在中國的擴張。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英語：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博士、文學家、政治家、美國第28任總統。

中國的首要問題是該派誰去巴黎參加和會，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解決旅費問題。中國代表團總共有五十位成員，包括數名外國顧問。一些重要成員由於多年來代表各種中國政府和派系出席國際會議，逐漸為社會大眾所熟知。

其中包括顧維鈞，他當時是段祺瑞政府派駐華盛頓的公使；還有畢業於康乃爾大學的施肇基（Alfred Sze），當時在倫敦擔任中國公使；來自上海的耶魯大學畢業生王正廷，當時代表廣州的護法軍政府駐守在華盛頓。中國代表團的旅費來自段祺瑞出面借貸的款項。儘管代表團成員來自各方勢力，但他們目標一致，都要求從日本人手裡取回曾被德國佔領的領土。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號稱“北洋之虎”，皖系軍閥首領，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主要討伐對象。1916年至1920年為北洋政府的實際掌權者。1924年至1926年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1926年3月18日發生了段祺瑞政府鎮壓北京學生運動的三·一八慘案。“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段嚴詞拒絕。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逝於上海宏恩醫院。

結果，中國一無所得。亞洲議題並非巴黎和會的重要議題，特別是對美國人來說。日本代表團試圖將禁止種族歧視的條款納入國際聯盟的盟約，中國代表顧維鈞在這一點上也支持日本，他們遭到了失敗。

一些日本代表團成員威脅，如日本不被允許接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他們將退出和會以表達不滿。美國代表團擔心日本的退出將使本次會議的最大成果國際聯盟分崩離析，遂支持日本的主張。

中國因為丟了山東，成為一戰戰勝國中唯一沒有簽署《凡爾賽條約》的國家。由威爾遜總統任命的駐華公使芮恩施辭職，他聲明：“中國人信任美國，他們信任威爾遜總統多次宣佈的原則，他說的話已傳到中國最偏遠的地方⋯⋯一想到中國人會受到的打擊我就感到心煩意亂、心灰意冷，這將使他們的希望破滅，摧毀他們對國家平等的信心。”

芮恩施 （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美國學者、外交官，美國當時著名的遠東事務權威之一；芮恩施出使中國期間，經歷了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一戰”中與德國斷交以致對德宣戰、“五四”運動等重大事件。他在公使任內，與中國人士交遊甚廣，“對中國抱十分希望”。

中國失去山東利權的消息傳到北京和上海，年輕人遊行抗議，導致一場後來被很多人視為代表新中國誕生的青年運動——五四運動。遊行示威在北京持續了幾個星期，並蔓延到其他城市。大眾集會的爆發以及5月4日之後發表的大量文章均得益於新制度的發展，尤其是1919年前建立的現代大學制度。

舊的科舉制度廢除後，新成立的現代大學吸引了大量學生。他們住在一起，互相影響。同其他擁有大型大學的國家一樣，中國的年輕人發展出了一種同學友情和青年文化，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接受新理念。這些學生很容易組織起來、走上街頭。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變成了一個突破點，使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公開涉入國家議題。

華盛頓會議、原敬與幣原喜重郎

《凡爾賽條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畫上了句號，但卻無法滿足中國的訴求，或者更寬泛地說，無法滿足亞洲的訴求。因此，美國按照沃倫·哈定（Warren Harding）當政時的國務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意見，組織了華盛頓會議。

會議的目的是為了控制各國海軍為建造新戰艦進行的昂貴的軍備競賽，以及“澄清可能會導致軍事衝突的誤解，尤其在中國問題上的誤解”。

這是一個超級大型會議。每一個與會國都派遣了多達一百至一百五十位代表，包括比利時、英國（加上來自其殖民地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新西蘭的代表）、中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荷蘭、葡萄牙和美國。

會議從1921年11月12日一直開到次年2月6日。德國和蘇聯都沒有參加，也有些國家批評華盛頓會議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主導的一次冒險。

華盛頓會議

中國與會代表將華盛頓會議視為糾正《凡爾賽條約》錯誤的機會。如同在巴黎和會上那樣，誰可以代表中國是很複雜的事情。1921年4月，廣州的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因此美國國務卿休斯建議北京政府和孫中山的廣州政府都派代表參與會議。但孫中山拒絕了，聲稱廣州政府是中華民國唯一之政府。

北京政府派出多達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團參加會議，其中包括顧維鈞和施肇基。但外界既不清楚北京政府究竟能控制多少個省份，也不清楚究竟是誰在控制北京。儘管中國代表團獲得了作為外交官的尊重和尊嚴，但國際社會知道他們不能代表整個中國。

最初，日本政府有很多人帶著懷疑的眼光看待華盛頓會議。有人把威爾遜總統的風格批評為“道德攻擊”，但他們還沒有看出哈定總統的新美國政府是什麼風格。

日本首相原敬支持這個會議，他認為把一戰前德國佔領的領土歸還給中國是一次改善被《二十一條》破壞的日本國際形象的機會，同時也可以改善日美關係。

原敬也願意利用這次機會減少軍事費用。他任命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擔任日本代表團團長。加藤是日俄戰爭的英雄，有足夠的能力影響軍隊實現限制軍備的目的。另一個關鍵的參與者是日本駐美大使幣原喜重郎。

幣原喜重郎（1872-1951） 日本第44任首相（1945年10月9日—1946年5月22日），外交家。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進入外務省工作。曾任外務書記官，駐荷公使、駐美大使館參事官。1915年起任第二次大隈重信內閣、寺內正毅內閣、原敬內閣的外務次官，其間曾任駐美大使、華盛頓會議日方全權代表。

根據商定的議程，華盛頓會議作出的任何協議都需獲得所有國家同意；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必須得到九個國家同意。前美國國務卿、前參議員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起草了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即《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簡稱《九國公約》）。

該方案極其抽象，九國都同意了。這些國家保證做到：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權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九國公約》，於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籤訂，這標誌著中國重新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在會議上，顧維鈞、施肇基與幣原喜重郎及其助手佐分利貞男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他們最初在巴黎和會上相識，經過在華盛頓四個月的緊張工作，又進一步鞏固了彼此的關係。佐分利注意到，巴黎和會上各國只想獲取本國利益，而在華盛頓，他們更像一個跨國團隊，旨在解決共同的問題。

與幣原喜重郎一樣，佐分利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外交官，曾在中國擔任多個職位。他娶了外交家小村壽太郎的女兒。小村是西奧多·羅斯福在哈佛的同學，日俄戰爭後簽訂《朴茨茅斯條約》的日方代表。會議期間，幣原因病缺席，佐分利替他出席了很多與顧維鈞和施肇基的會面。

華盛頓會議之前，在首相原敬的領導下，幣原喜重郎作好了歸還山東半島的談判計劃。中日代表團一起擬定了為期六個月的歸還時間表，同時中國方面將補償日本為山東交通建設支付的資金。

英國聲稱，如果日本放棄在青島的利權，那麼英國也將放棄在威海衛的利權。與會各方沒能徹底廢除複雜的不平等條約體系，但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會議上的商討為20世紀20年代隨後幾年設定了一些議題，比如關稅自主。幣原組成了包括佐分利和矢田七太郎在內的團隊，在華盛頓會議後繼續討論中國問題。矢田曾說過，除非取消侵犯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日本與中國的問題沒法解決。有一個日本不願談的議題就是“滿洲”，包括日本在遼東半島的權益。

華盛頓會議是成功的，但也有侷限。幾個擁有海軍的主要國家同意停止競相建造昂貴的大型戰艦，但可以繼續建造輕型驅逐艦、護衛艦和潛水艦，也可以繼續發展航空母艦。在中國擁有權益的列強也在主要問題上達成了協議，比如關稅問題、郵政制度，以及山東半島等有爭議地區的問題。

涉及中國主權的重要問題，比如司法權與外國駐軍和駐警問題已登記在冊，但還沒有解決。日本和西方列強共同的警告是，不平等條約不能完全廢除，除非中國重新統一、實現對全國領土的控制，並能保證在華外國人的安全。

因為中國沒有統一，因此不能以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相待，這既是原因也是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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