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生物都離開
很高興為你回答這個問題，唐中後期三省六部制確實名存實亡了。說白了就是皇權和相權的較量。
玄宗後，起草詔敕權為翰林院士分割，尚書省各部的職權，在安史之亂葉被各使職所瓜分，到唐中葉後，三省六部制名存實亡。
這一個方面就是反應了中央集權特別是皇權的加強。三省六部制的建立其實僅是皇權加強道路上的一個小變數而已，等到中原政權站穩腳跟勢必要加強專制，而三省六部看似民主完美的的行政制度體系，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沒有一個強力有效地後盾做保障。
三省六部制名存實亡反映的另一個方面是三省制本身就有太多的缺陷，中後期大量的使職出現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省六部制是西漢以後長期發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確立,唐朝進一步完善。尚書令位高權大，自隋以來，基本不設。加之唐太宗曾任此職，故此後，唐朝不再授人以尚書令之職。左、右僕射代領尚書省事，亦職為宰相。
唐太宗在貞觀年間常以品位較低的官員同三省長官共議國政，加以“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參議得失”等名號，執行相職。以後又出現“同中書門下三品（簡稱同三品、一度改稱同二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稱同平章事）”等宰相名號。
從唐太宗開始的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範圍擴大了，已不限於三省長官；宰相成員增多，既便於集思廣益，又使之互相牽制，從而避免出現權臣專權的局面。這樣，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防止了皇帝大權旁落。
小白與王的對決
是的，唐朝設立中書門下，意味著三省六部制名存實亡。
開元十一年設立中書門下作為三省六部制名存實亡的標誌。
很多人出於這樣的疑惑，不過是把政事堂改名中書門下，何由能成為一個政治制度終結的標誌呢？實際上，看到《資治通鑑》的原文就可以發現並非如此：“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換言之，開元十一年改名中書門下背後還包括一整套機構的設立，而正是這種機構的設立，中書門下為首的新中樞機構能夠逐漸取代三省，三省不可遏制地成為閒散之地。新的運轉方式與三省制迥然不同，這使得後世雖常有恢復三省制的呼聲，卻已是積重難返，無力改變。北宋神宗的官制改革只有“三省制”之名，難有“三省制”之實。三省制在盛唐之後走向終結是九十年代以來學者們的共識。
那麼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
眾所周知，三省制是一套由中書省、門下省與尚書省互相配合、互相牽制並共同構成宰相職權的系統，但是在真實的歷史中，這套系統的重心經歷了從尚書—門下—中書的轉移。
隋初，中書省（時稱內史省）、門下省從皇帝秘書機構提升為宰相機構，但一時也難以與魏晉南北朝以來被稱為“天下綱紀之地”的尚書省相抗衡（此處有補充，詳見越石暮年扶風賦、明月照長安的評論），但此時尚書令已經因為位高權重受到皇帝忌憚，不輕易授予，到了貞觀年間成為虛設，副長官左右僕射代行其職，卻又因下屬左右丞職權擴張、六部逐漸獨立等原因逐漸職掌減輕，尚書省最終轉變為執行機關。
與此同時，武德年間，政事堂群相議政制度確立，重大政務都經過政事堂決策，門下省作為政事堂所在地，討論結果都由門下省長官侍中“知政事筆”記錄整理，門下省因而確立了三省制運轉的樞紐地位。
而從貞觀末年開始，中書省由於親近皇帝而地位上升。大家可能早已習慣一個個皇帝秘書性質濃厚的官職逐漸掌握大權，但是真正使中書省獲得主導地位並由此衍生出中書門下機構的卻是高宗武則天時期日漸顯露的使職差遣制度。
（1）奏狀成為主體文書與中書省地位提升
高宗武則天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府兵制度逐漸瓦解，地方治理的難度不斷上升，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統治者卻將其歸因為吏治腐敗，於是從中央派遣近臣監督、協助，最終演變為取而代之。
近臣直隸皇帝或宰相，彙報工作採用的文書是奏狀，直接由中書省進呈皇帝，而不必經過門下。隨著使職差遣不斷髮展並漸漸形成體系，奏狀取代奏抄成為政務運行的主體文書，負責侍奉進奏的中書省也日趨貴重，到高宗中期，中書令已儼然首相姿態。當永淳二年裴炎受遺命輔政時，他將原本設在門下省的政事堂遷到中書省，中書省從而獲得了在政事堂的主導地位，三省長官平等格局也被打破。
（2）集體宰相制度與政事堂裁決庶務
從貞觀年間開始出現“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參與政事堂會議的集體宰相制度，到開元以後，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兼任六部尚書的情況變得普遍，三省在國家政務裁決中的分工越來越模糊，以中書省為首的政事堂逐漸改變了原來作為宰相議事之所的性質，開始大量裁決庶務，本來以僕射兼中書、門下之職者皆“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開元之後尚書省官員拜相後不回本省辦公，於政事堂決本司事。政事堂因而掌握政務，並且逐步走向實體化。
（3）將使職體系歸屬宰相機關與中書五房的建立
使職本是皇帝的特派人員，他們一方面侵奪了許多原屬六部九卿的權力，另一方面由於均田制與府兵制的崩潰，度支、節度等使職設立也是救戶部、兵部不合時宜之弊。這些機構顯然是在原本三省六部的體制之外，隨著使職的不斷設置與完善，歸屬關係也亟須建立。因此，開元十一年設立中書五房，分掌庶政，將使職體系歸屬中書門下宰相機構的統一領導，各系統的使司與使職化的部司寺監機構都直接向中書門下彙報政務，中書門下成為最高行政機關。
最終形成的新中樞系統核心——中書門下既是決策機關也是行政機關，既能討論重大決策，又能指揮在京百司與地方政府，繼承了原來政事堂和尚書都省的主體職能（尚書都省則變成文書的勾檢機關），凌駕於三省之上，成為宰相處理政務的常設機構。
以上我簡單勾勒了唐代中樞機構從三省到中書門下的變遷，既然已經明顯看到以三省為核心與以中書門下為核心的中樞機構運轉存在巨大差異，那為什麼我還是說不能斷言開元十一年設立中書門下能否作為三省制終結的標誌呢？這是因為事實上，在開元十一年設立中書門下之後，三省在相當長的時間中還發揮著重要作用，只是這種作用是圍繞中書門下這個內核展開的：
（1）中書舍人具有起草制敕的職權，卻很遲才從中書省獨立出來。
（2）門下省給事中具有封駁制敕的職權。
（3）制敕的簽署仍按照過去的程式，敕旨需要“中書令宣，中書侍郎奉，中書舍人行”，門下省簽署，以及保留尚書都省的都事受和左司郎中付。
（4）中書門下五房的吏員多由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僚佐兼任。
但是毫無疑問，三省六部制在新形勢的衝擊下逐步走向終結，而中書門下為首的新中樞系統則為五代宋所繼承。
另外，為了圍繞三省六部制的終結敘述，我省略了唐代中樞機構變遷中的許多側面，如武則天掌權之初引用北門學士，玄宗給予高力士“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的權力，這分別是中晚唐曾叱吒風雲的翰林學士與樞密使的前身（袁剛甚至把中書門下、樞密使、翰林學士作為新中樞的“三巨頭”）。
“過於精確化、條理性的描述，往往會遮蔽歷史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如果行文中使人產生了一切變化都醞釀著中書門下的出現的感覺，這是我所不願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