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生物都离开
很高兴为你回答这个问题，唐中后期三省六部制确实名存实亡了。说白了就是皇权和相权的较量。
玄宗后，起草诏敕权为翰林院士分割，尚书省各部的职权，在安史之乱叶被各使职所瓜分，到唐中叶后，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
这一个方面就是反应了中央集权特别是皇权的加强。三省六部制的建立其实仅是皇权加强道路上的一个小变数而已，等到中原政权站稳脚跟势必要加强专制，而三省六部看似民主完美的的行政制度体系，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一个强力有效地后盾做保障。
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反映的另一个方面是三省制本身就有太多的缺陷，中后期大量的使职出现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加之唐太宗曾任此职，故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亦职为宰相。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常以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加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等名号，执行相职。以后又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简称同三品、一度改称同二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等宰相名号。
从唐太宗开始的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扩大了，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益，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
小白与王的对决
是的，唐朝设立中书门下，意味着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
开元十一年设立中书门下作为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的标志。
很多人出于这样的疑惑，不过是把政事堂改名中书门下，何由能成为一个政治制度终结的标志呢？实际上，看到《资治通鉴》的原文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换言之，开元十一年改名中书门下背后还包括一整套机构的设立，而正是这种机构的设立，中书门下为首的新中枢机构能够逐渐取代三省，三省不可遏制地成为闲散之地。新的运转方式与三省制迥然不同，这使得后世虽常有恢复三省制的呼声，却已是积重难返，无力改变。北宋神宗的官制改革只有“三省制”之名，难有“三省制”之实。三省制在盛唐之后走向终结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的共识。
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众所周知，三省制是一套由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互相配合、互相牵制并共同构成宰相职权的系统，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这套系统的重心经历了从尚书—门下—中书的转移。
隋初，中书省（时称内史省）、门下省从皇帝秘书机构提升为宰相机构，但一时也难以与魏晋南北朝以来被称为“天下纲纪之地”的尚书省相抗衡（此处有补充，详见越石暮年扶风赋、明月照長安的评论），但此时尚书令已经因为位高权重受到皇帝忌惮，不轻易授予，到了贞观年间成为虚设，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其职，却又因下属左右丞职权扩张、六部逐渐独立等原因逐渐职掌减轻，尚书省最终转变为执行机关。
与此同时，武德年间，政事堂群相议政制度确立，重大政务都经过政事堂决策，门下省作为政事堂所在地，讨论结果都由门下省长官侍中“知政事笔”记录整理，门下省因而确立了三省制运转的枢纽地位。
而从贞观末年开始，中书省由于亲近皇帝而地位上升。大家可能早已习惯一个个皇帝秘书性质浓厚的官职逐渐掌握大权，但是真正使中书省获得主导地位并由此衍生出中书门下机构的却是高宗武则天时期日渐显露的使职差遣制度。
（1）奏状成为主体文书与中书省地位提升
高宗武则天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府兵制度逐渐瓦解，地方治理的难度不断上升，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统治者却将其归因为吏治腐败，于是从中央派遣近臣监督、协助，最终演变为取而代之。
近臣直隶皇帝或宰相，汇报工作采用的文书是奏状，直接由中书省进呈皇帝，而不必经过门下。随着使职差遣不断发展并渐渐形成体系，奏状取代奏抄成为政务运行的主体文书，负责侍奉进奏的中书省也日趋贵重，到高宗中期，中书令已俨然首相姿态。当永淳二年裴炎受遗命辅政时，他将原本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迁到中书省，中书省从而获得了在政事堂的主导地位，三省长官平等格局也被打破。
（2）集体宰相制度与政事堂裁决庶务
从贞观年间开始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参与政事堂会议的集体宰相制度，到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变得普遍，三省在国家政务裁决中的分工越来越模糊，以中书省为首的政事堂逐渐改变了原来作为宰相议事之所的性质，开始大量裁决庶务，本来以仆射兼中书、门下之职者皆“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开元之后尚书省官员拜相后不回本省办公，于政事堂决本司事。政事堂因而掌握政务，并且逐步走向实体化。
（3）将使职体系归属宰相机关与中书五房的建立
使职本是皇帝的特派人员，他们一方面侵夺了许多原属六部九卿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均田制与府兵制的崩溃，度支、节度等使职设立也是救户部、兵部不合时宜之弊。这些机构显然是在原本三省六部的体制之外，随着使职的不断设置与完善，归属关系也亟须建立。因此，开元十一年设立中书五房，分掌庶政，将使职体系归属中书门下宰相机构的统一领导，各系统的使司与使职化的部司寺监机构都直接向中书门下汇报政务，中书门下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最终形成的新中枢系统核心——中书门下既是决策机关也是行政机关，既能讨论重大决策，又能指挥在京百司与地方政府，继承了原来政事堂和尚书都省的主体职能（尚书都省则变成文书的勾检机关），凌驾于三省之上，成为宰相处理政务的常设机构。
以上我简单勾勒了唐代中枢机构从三省到中书门下的变迁，既然已经明显看到以三省为核心与以中书门下为核心的中枢机构运转存在巨大差异，那为什么我还是说不能断言开元十一年设立中书门下能否作为三省制终结的标志呢？这是因为事实上，在开元十一年设立中书门下之后，三省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是围绕中书门下这个内核展开的：
（1）中书舍人具有起草制敕的职权，却很迟才从中书省独立出来。
（2）门下省给事中具有封驳制敕的职权。
（3）制敕的签署仍按照过去的程式，敕旨需要“中书令宣，中书侍郎奉，中书舍人行”，门下省签署，以及保留尚书都省的都事受和左司郎中付。
（4）中书门下五房的吏员多由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僚佐兼任。
但是毫无疑问，三省六部制在新形势的冲击下逐步走向终结，而中书门下为首的新中枢系统则为五代宋所继承。
另外，为了围绕三省六部制的终结叙述，我省略了唐代中枢机构变迁中的许多侧面，如武则天掌权之初引用北门学士，玄宗给予高力士“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的权力，这分别是中晚唐曾叱咤风云的翰林学士与枢密使的前身（袁刚甚至把中书门下、枢密使、翰林学士作为新中枢的“三巨头”）。
“过于精确化、条理性的描述，往往会遮蔽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如果行文中使人产生了一切变化都酝酿着中书门下的出现的感觉，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