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福芸是英國人Dorothea Hosie的中文名。她生於中國，在浙江溫州度過了還算美好的童年。長大後的她成為了一名作家，寫過多本與中國有關的書。他的父親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是赴華傳教士、牛津漢學家。
謝福芸在她51歲時回訪中國，她來到山西省太原的山西大學。當時，任山西大學校長的是王錄勳，為了去車站迎接謝女士，他特意從省政府借來一輛福特汽車。那是1936年，在地處偏遠的山西，一輛福特汽車比如今的私人飛機還稀罕。掌管山西軍政大權的閻錫山抽空接見了謝福芸。之所以受到這麼高的禮遇，就是因為：蘇慧廉是她的父親。
李提摩太
1907年7月，蘇慧廉偕妻子蘇路熙（Lucy Soothill）從溫州抵達山西省太原府，正式履任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的總教習。在此之前，他們一直在溫州從事傳教工作。他受到另一位英國人的邀請才來到太原，這位英國人就是西學專齋的創建者李提摩太。蘇慧廉在1911年7月離開了山西大學堂，從此沒再回來。他是在女兒回訪中國前一年去世的，享年74歲。
在山西大學，王錄勳校長領著謝福芸，來到一個剛剛落成的大廳內。大廳兩側樹立著嶄新、高大的黃銅板。謝福芸在左側（中國素有以左為貴的傳統）的銅板上看到了她父親的名字：蘇慧廉。鐫刻在上的名字還有蘇慧廉的同事，他們是英國籍和中國籍的教職員。此外，銅牌上還鐫刻著另外一群人的姓名，他們是1900年那一場驚天血案中的死難者。
庚子年，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清廷上下瀰漫著濃烈的排外情緒，慈禧太后向山西巡撫毓賢下達了殺絕洋人的密令。一場殘酷的屠殺拉開了序幕。僅在7月9日這一天，太原府縣衙邊的街道上，就有55名外國人慘遭斬首，其中包括好幾個孩子。直到傍晚，血腥的屠殺才結束，來不及移走的屍首被棄置在原地，死者的衣服和細軟之外被洗劫一空。凝固在地上的暗紅血跡相映著殘陽，慘烈而沉寂。
中國很快就為這次屠殺付出了更慘痛的代價。八國聯軍用槍炮擊碎了清帝國的大門，然後長驅直入，直抵京城，慈禧太后偕光緒帝倉皇奔逃，帝國的最後一塊遮羞布被無情地扯去，泱泱大國的尊嚴掃地，骨子裡的孱弱也暴露無遺。清廷意識到，這一次，洋人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在兩宮西逃之前，李鴻章就被緊急召喚，委以直隸總督兼議和全權代表之職，進京議和，收拾殘局。
1901年春，八國聯軍兵分三路，直指娘子關、龍泉關、平型關，這些都是進入山西的重要關隘。為了儘快與聯軍議和，避免戰火燒入山西境內，李鴻章想到了英國人李提摩太。這位大鬍子洋人曾在山西從事傳教、賑災等活動，時間長達十多年。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u001f—1919），出生在英國威爾士南部的普通農民家庭。他自小信仰基督教，成年後熱衷於海外傳教事業。他從神學院畢業，受浸禮會（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委派，於1870年來到中國，起初在山東煙臺、青州兩地傳教。六年後，山西大旱，他入晉賑災。他的善舉贏得了山西百姓和官紳的普遍好感。
李提摩太與中國的淵源遠不止於傳教和賑災。他在1890年赴天津，擔任《時報》主筆。一年後，他來到上海，接任廣學會總辦，主持《萬國公報》。這份報紙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1868年9月創辦，原名《教會新報》，後更名，內容也逐步演變為非宗教性質，以介紹西方新思想為主，受到中國知識界的歡迎，成為中國人瞭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清廷的政要和普通讀書人都是它的讀者。康有為、梁啟超曾盜用“萬國公報”的名字出版報紙，宣傳他們的思想。《萬國公報》對晚清乃至民國的影響巨大而深遠，被時人譽為“西學新知之總薈”。該報最高發行量高達五萬多份——這簡直是天文數字，要知道，《新青年》雜誌在炙手可熱的時候，發行量也沒有突破兩萬。中國人通過它，第一次知道了馬克思、《資本論》和社會主義。除此之外，李提摩太還翻譯出版了書籍一百三十餘種，小冊子千餘種。其中，《泰西新史攬要》一書介紹了19世紀歐美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成為超級暢銷書，總計發行三萬多冊。據說，在戊戌年間，這本書被光緒帝作為重要的參考書。
李提摩太出面斡旋，獲得中外雙方的首肯。他沒有令眾人失望。1901年5月底，他將一篇題為《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的文章呈送到李鴻章面前。這份解決方案沒有堅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而是主張從寬追究，只懲辦匪首，不牽連無辜百姓。李提摩太認為，雖然很多百姓參與了迫害傳教士與教民，但他們是受到官員指使和拳匪迷惑的。百姓輕易被別人利用，是因為他們愚昧無知，所以，為了杜絕此類悲劇重演，就應該興辦教育，開化民智。因此，他在這份章程的第三條陳述了籌建一所西式大學的建議：
穿中國服裝的蘇慧廉
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銀五萬兩，以十年為限。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省人民知識，設立學堂，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迷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
這份山西教案的解決方案總計七條，措辭謙遜，字裡行間處處體現了李提摩太的善意和愛心，李鴻章讀後，極表贊同，據說，他只改動了一個字。李鴻章將開辦大學之事全權委託給李提摩太。當年十月，接替毓賢擔任山西巡撫的岑春煊派周之鑲赴上海，與李提摩太商議開辦大學的具體事宜。經過一個月的協商，周之鑲代表山西省，與李提摩太達成一致：山西省籌銀五十萬兩，分十年交付李提摩太，由李提摩太主持開辦“中西大學堂”，在十年任期內，學堂課程設置、聘請教習、選拔學生等事物均由李提摩太全權負責，十年期滿後，學堂資產與主權一概移交中方。周之鑲與李提摩太鄭重地簽署了合同。
不過，事情並沒有像李提摩太預想的那樣順利。當他帶領中外教習踏著一路風塵從上海抵達太原之後，驚訝地發現一所名為“山西大學堂”的官立大學已經籌建完備，再過幾天就可以正是開學了。這所大學與李提摩太擬辦的“中西大學堂”僅一字之差，是岑春煊在晉陽書院和令德書院的基礎上改造而成的。山西大學堂的籌建工作快速而低調，身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完全不知情。
李提摩太意識到情況不妙。在一座城市開設兩所大學，不僅耗費資源，而且極可能因惡性競爭而損害中外和睦——這一點與創建中西大學堂的初衷完全相悖。於是，李提摩太主動與岑春煊協商，建議將山西大學堂與他擬辦的中西大學堂合併。岑春煊在確定教育自主權不會旁落，也沒有傳教嫌疑之後，同意合併，合併後沿用山西大學堂的校名，分設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李提摩太擬辦的中西大學堂變成了西學專齋，縮水為山西大學堂的一部分。
在山西教案中死去的傳教士和教民，用他們的血換來了西學專齋的成立。謝福芸回訪山西大學，看到死難者獲得了應有的尊重，他們的姓名被鐫刻在銅牌上，向後人述說著這所大學的歷史。謝福芸感到了寬慰。
西學專齋第一任總教習是英國傳教士敦崇禮（Moir Dunkan，1861—1906）。李提摩太雖然自任督辦，但他在上海主持廣學會，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參與日常校務。
西學專齋分預科、專科兩個階段。預科學制三年，相當於如今的高中；專科學制四年，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本科。學科設置為五門：文學、法律學、格致學、工程學、醫學。課程有文史、地理、政治、算術、物理、化學、礦路、地質等。值得一提的是，西學專齋根據山西是資源大省的特點，針對性地設置了工程、路礦、地質等課程。此外，西學專齋還有體操、網球、足球等活動，這些在當時極其新穎的活動讓中學專齋的同學們羨慕嫉妒恨。
敦崇禮在管理西學專齋期間，盡心竭力，卓有建樹，贏得了師生的愛戴。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年僅45歲。依照逝者生前的意願，遺體被安葬在風景秀美的烏金山。生前，他曾在這裡療養。他的同事們在墓地上立了一座歐式紀念碑。這位踏足遠行的英國人，永遠地滯留在異鄉。清廷為了表彰他為中國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在他去世後追賞一品頂戴。
西學專齋教學樓
接替敦崇禮擔任西學專齋總教習的是蘇慧廉。在任期間，他意識到中國學科建設基礎薄弱，尤其是專業術語混亂，每位翻譯者都不得不自己生造詞彙。為了統一專業術語，他在拜訪學部左侍郎嚴修時，極力遊說。1909年9月，學部成立編訂名詞館，負責編纂和統一各個新學科的名詞、普及新式教育、發展新學術。因編譯《天演論》而聞名於時人的嚴復被任命為總編輯，剛過而立之年的王國維出任協修。
光陰荏苒，時間很快就走到了1910年底，此時，距離周之鑲與李提摩太在合同上各自簽下自己的姓名，已然過去了九年。12月中旬，李提摩太再次來到太原府。新任山西巡撫丁寶銓率領官員和師生，在山西大學堂為李提摩太舉辦了熱烈的歡迎儀式。李提摩太決定提前一年辭去西學專齋督辦職務，將管理權移交中方。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西學專齋的教職員能夠繼續得到聘用。丁寶銓答應了他的請求。
晚年蘇慧廉
蘇慧廉在1911年7月離開太原府，走後沒多久，武昌起義爆發，山西新軍在閻錫山的率領下，響應了起義。民國元年，山西大學堂改名為山西大學校，西學專齋廢除。
十年間，從西學專齋畢業的學生總計363人，其中預科313人，專科50人，派出36人赴英國留學。這些留學生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後歸國。接待謝福芸的山西大學校長王錄勳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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