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福芸是英国人Dorothea Hosie的中文名。她生于中国，在浙江温州度过了还算美好的童年。长大后的她成为了一名作家，写过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他的父亲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是赴华传教士、牛津汉学家。
谢福芸在她51岁时回访中国，她来到山西省太原的山西大学。当时，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是王录勋，为了去车站迎接谢女士，他特意从省政府借来一辆福特汽车。那是1936年，在地处偏远的山西，一辆福特汽车比如今的私人飞机还稀罕。掌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抽空接见了谢福芸。之所以受到这么高的礼遇，就是因为：苏慧廉是她的父亲。
李提摩太
1907年7月，苏慧廉偕妻子苏路熙（Lucy Soothill）从温州抵达山西省太原府，正式履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总教习。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温州从事传教工作。他受到另一位英国人的邀请才来到太原，这位英国人就是西学专斋的创建者李提摩太。苏慧廉在1911年7月离开了山西大学堂，从此没再回来。他是在女儿回访中国前一年去世的，享年74岁。
在山西大学，王录勋校长领着谢福芸，来到一个刚刚落成的大厅内。大厅两侧树立着崭新、高大的黄铜板。谢福芸在左侧（中国素有以左为贵的传统）的铜板上看到了她父亲的名字：苏慧廉。镌刻在上的名字还有苏慧廉的同事，他们是英国籍和中国籍的教职员。此外，铜牌上还镌刻着另外一群人的姓名，他们是1900年那一场惊天血案中的死难者。
庚子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清廷上下弥漫着浓烈的排外情绪，慈禧太后向山西巡抚毓贤下达了杀绝洋人的密令。一场残酷的屠杀拉开了序幕。仅在7月9日这一天，太原府县衙边的街道上，就有55名外国人惨遭斩首，其中包括好几个孩子。直到傍晚，血腥的屠杀才结束，来不及移走的尸首被弃置在原地，死者的衣服和细软之外被洗劫一空。凝固在地上的暗红血迹相映着残阳，惨烈而沉寂。
中国很快就为这次屠杀付出了更惨痛的代价。八国联军用枪炮击碎了清帝国的大门，然后长驱直入，直抵京城，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奔逃，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无情地扯去，泱泱大国的尊严扫地，骨子里的孱弱也暴露无遗。清廷意识到，这一次，洋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两宫西逃之前，李鸿章就被紧急召唤，委以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之职，进京议和，收拾残局。
1901年春，八国联军兵分三路，直指娘子关、龙泉关、平型关，这些都是进入山西的重要关隘。为了尽快与联军议和，避免战火烧入山西境内，李鸿章想到了英国人李提摩太。这位大胡子洋人曾在山西从事传教、赈灾等活动，时间长达十多年。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u001f—1919），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南部的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小信仰基督教，成年后热衷于海外传教事业。他从神学院毕业，受浸礼会（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委派，于1870年来到中国，起初在山东烟台、青州两地传教。六年后，山西大旱，他入晋赈灾。他的善举赢得了山西百姓和官绅的普遍好感。
李提摩太与中国的渊源远不止于传教和赈灾。他在1890年赴天津，担任《时报》主笔。一年后，他来到上海，接任广学会总办，主持《万国公报》。这份报纸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在1868年9月创办，原名《教会新报》，后更名，内容也逐步演变为非宗教性质，以介绍西方新思想为主，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欢迎，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清廷的政要和普通读书人都是它的读者。康有为、梁启超曾盗用“万国公报”的名字出版报纸，宣传他们的思想。《万国公报》对晚清乃至民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被时人誉为“西学新知之总荟”。该报最高发行量高达五万多份——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要知道，《新青年》杂志在炙手可热的时候，发行量也没有突破两万。中国人通过它，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资本论》和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李提摩太还翻译出版了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小册子千余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介绍了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成为超级畅销书，总计发行三万多册。据说，在戊戌年间，这本书被光绪帝作为重要的参考书。
李提摩太出面斡旋，获得中外双方的首肯。他没有令众人失望。1901年5月底，他将一篇题为《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的文章呈送到李鸿章面前。这份解决方案没有坚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而是主张从宽追究，只惩办匪首，不牵连无辜百姓。李提摩太认为，虽然很多百姓参与了迫害传教士与教民，但他们是受到官员指使和拳匪迷惑的。百姓轻易被别人利用，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所以，为了杜绝此类悲剧重演，就应该兴办教育，开化民智。因此，他在这份章程的第三条陈述了筹建一所西式大学的建议：
穿中国服装的苏慧廉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这份山西教案的解决方案总计七条，措辞谦逊，字里行间处处体现了李提摩太的善意和爱心，李鸿章读后，极表赞同，据说，他只改动了一个字。李鸿章将开办大学之事全权委托给李提摩太。当年十月，接替毓贤担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派周之镶赴上海，与李提摩太商议开办大学的具体事宜。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周之镶代表山西省，与李提摩太达成一致：山西省筹银五十万两，分十年交付李提摩太，由李提摩太主持开办“中西大学堂”，在十年任期内，学堂课程设置、聘请教习、选拔学生等事物均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十年期满后，学堂资产与主权一概移交中方。周之镶与李提摩太郑重地签署了合同。
不过，事情并没有像李提摩太预想的那样顺利。当他带领中外教习踏着一路风尘从上海抵达太原之后，惊讶地发现一所名为“山西大学堂”的官立大学已经筹建完备，再过几天就可以正是开学了。这所大学与李提摩太拟办的“中西大学堂”仅一字之差，是岑春煊在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山西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快速而低调，身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完全不知情。
李提摩太意识到情况不妙。在一座城市开设两所大学，不仅耗费资源，而且极可能因恶性竞争而损害中外和睦——这一点与创建中西大学堂的初衷完全相悖。于是，李提摩太主动与岑春煊协商，建议将山西大学堂与他拟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岑春煊在确定教育自主权不会旁落，也没有传教嫌疑之后，同意合并，合并后沿用山西大学堂的校名，分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李提摩太拟办的中西大学堂变成了西学专斋，缩水为山西大学堂的一部分。
在山西教案中死去的传教士和教民，用他们的血换来了西学专斋的成立。谢福芸回访山西大学，看到死难者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铜牌上，向后人述说着这所大学的历史。谢福芸感到了宽慰。
西学专斋第一任总教习是英国传教士敦崇礼（Moir Dunkan，1861—1906）。李提摩太虽然自任督办，但他在上海主持广学会，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参与日常校务。
西学专斋分预科、专科两个阶段。预科学制三年，相当于如今的高中；专科学制四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本科。学科设置为五门：文学、法律学、格致学、工程学、医学。课程有文史、地理、政治、算术、物理、化学、矿路、地质等。值得一提的是，西学专斋根据山西是资源大省的特点，针对性地设置了工程、路矿、地质等课程。此外，西学专斋还有体操、网球、足球等活动，这些在当时极其新颖的活动让中学专斋的同学们羡慕嫉妒恨。
敦崇礼在管理西学专斋期间，尽心竭力，卓有建树，赢得了师生的爱戴。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年仅45岁。依照逝者生前的意愿，遗体被安葬在风景秀美的乌金山。生前，他曾在这里疗养。他的同事们在墓地上立了一座欧式纪念碑。这位踏足远行的英国人，永远地滞留在异乡。清廷为了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在他去世后追赏一品顶戴。
西学专斋教学楼
接替敦崇礼担任西学专斋总教习的是苏慧廉。在任期间，他意识到中国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尤其是专业术语混乱，每位翻译者都不得不自己生造词汇。为了统一专业术语，他在拜访学部左侍郎严修时，极力游说。1909年9月，学部成立编订名词馆，负责编纂和统一各个新学科的名词、普及新式教育、发展新学术。因编译《天演论》而闻名于时人的严复被任命为总编辑，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出任协修。
光阴荏苒，时间很快就走到了1910年底，此时，距离周之镶与李提摩太在合同上各自签下自己的姓名，已然过去了九年。12月中旬，李提摩太再次来到太原府。新任山西巡抚丁宝铨率领官员和师生，在山西大学堂为李提摩太举办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李提摩太决定提前一年辞去西学专斋督办职务，将管理权移交中方。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西学专斋的教职员能够继续得到聘用。丁宝铨答应了他的请求。
晚年苏慧廉
苏慧廉在1911年7月离开太原府，走后没多久，武昌起义爆发，山西新军在阎锡山的率领下，响应了起义。民国元年，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校，西学专斋废除。
十年间，从西学专斋毕业的学生总计363人，其中预科313人，专科50人，派出36人赴英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归国。接待谢福芸的山西大学校长王录勋就是其中之一。
閱讀更多 溫故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