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毛主席逝世後，國內外思想理論界否定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非毛化”思潮時有泛起，他們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主觀臆斷、虛構歷史、曲解史料、以偏概全，將新中國成立後的毛主席醜化得一無是處。對此，我們必須正本清源。從客觀上看，毛主席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是適時和正確的，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思想，領導了新中國初期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毛主席始終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主席高度重視科技發展，對新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2013年12月，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性成就，併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原則，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這為我們正確認識毛澤東的偉大貢獻，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指明瞭方向。然而，自毛澤東逝世後，國內外思想理論界否定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非毛化”思潮時有泛起。他們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主觀臆斷、虛構歷史、曲解史料、以偏概全，任意誇大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惡意中傷毛澤東，將新中國成立後的毛澤東醜化得一無是處。“非毛化”思潮的錯誤觀點十分雜亂，其代表性觀點是：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和實施“過早了”；“毛澤東是‘軍事天才，經濟蠢材’”；“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背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對科學技術很“無知”等。筆者將從理論和事實上對“非毛化”思潮的代表性觀點予以批駁，並闡述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若干貢獻，以維護毛澤東的光輝形象，鞏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一、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和實施是適時而正確的
“非毛化”思潮認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實施“過早了”，提前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既未反映客觀真實情況，也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實踐證明，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實施是適時而正確的，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第一，這是由我國當時經濟發展狀況所決定的。1953年底，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當時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憑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採取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迅速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建立了國營經濟。至1952年，我國的經濟關係和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公私經濟所佔比重有了根本變化：在全國工業（不包括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從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私營工業從63.3%下降到39%。在社會商品批發總額中，國營商業從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的60.5%，私營商業則從76.1%下降到36.3%。同時，中央政府加大了對財經的控制力度，全國財政經濟高度統一起來。總之，“四年來，財政經濟狀況已經基本好轉，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一天一天加強，人民的積極性也更加發揮出來了”。其次，這時已經有一部分私營工商業，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多種形式，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國家管理和監督，使它們在生產關係上發生了變化。再次，這一時期，農村中的簡單協作互助組已經較為普遍地建立起來，土地入股的初級合作社也已開始發展，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高級合作社也有了若干典型試驗，其中參加互助組的農戶佔到農戶總數的40%，初步顯示了將個體農民組織起來提升了農業生產的優越性。這三點表明，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年，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力量在不斷壯大，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在某些方面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這些都為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第二，這是適應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特別是工業化建設的根本要求。隨著土改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從1953年開始，我們黨及時提出了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的主體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是實現國家獨立和富強的必然要求。但此時，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卻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在農村，土地改革以後分散落後的農民個體經濟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不僅難以滿足城市和工業對糧食和農產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且與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嚴重的貧富分化，不僅造成了農村中激烈的階級分化以及激烈的階級矛盾，而且使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在城市，落後、混亂、畸形發展和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與國家經濟有計劃發展和工業化大規模建設存在嚴重矛盾，並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這些問題和矛盾如不盡快解決，勢必會嚴重影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建設。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就必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第三，這是解決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矛盾的客觀需要。由於中國經濟落後，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可以發揮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應當給予肯定。但是，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本性和無政府狀態的特性是不可能改變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同資產階級及其私營經濟之間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1949年4月至1952年2月，私人資本曾4次哄抬物價，企圖奪取市場領導權。對此，黨和政府及時打擊投機、穩定物價、統一財經。1952年上半年，針對資本主義的“五毒”行為，黨和政府又開展了“五反”運動。1953年上半年，私營工商業再次拒絕加工訂貨，爭奪批發市場，並搶購農產品，囤積居奇。黨和政府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再一次予以反擊。這些情況表明，如果不及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那麼私有資本對國民經濟、國計民生的破壞作用將會繼續加劇。
第四，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選擇社會主義，也與國際形勢密切相關。二戰後，世界分化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對立陣營。新中國剛成立時，資本主義國家本身也面臨種種矛盾，危機四伏，並對我國進行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企圖扼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而與之相反，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則充滿活力，積極向上，並對中國大力援助，這對我國具有極大的示範和榜樣作用。正如周恩來所說，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對我們都是有利的，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也是適時的。
綜上所論，20世紀50年代初，我們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有著科學的理論依據和強烈的現實需求，既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沒有超越社會發展階段，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那樣，“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二、毛主席為新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非毛化”思潮還認為：毛澤東是“軍事天才，經濟蠢材”。毛澤東利用孔夫子“三綱五常”中“綱”的思想來領導經濟，提出“以糧為綱”“以鋼為綱”，完全沒有現代經濟觀念。這純粹是不顧事實的貶損，完全不符合實際。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不僅提出了一系列正確、重要的經濟建設思想，而且親自領導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並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思想
第一，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經濟、政治、文化十分落後，這是舊中國捱打、被侵略、被統治、被壓迫剝削的根本原因。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強調，要“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此，我們要大力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1954年9月，毛澤東指出，我國人民應當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力戒虛誇和驕傲，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955年3月，毛澤東明晰了我國建成工業化強國的時間，指出：鑑於我國情況複雜，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後，要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需要有五十年時間的艱苦努力。1957年2月，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要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即，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重工業為中心，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逐步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既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迫切要求擺脫落後、發展經濟、建設強大國家的強烈願望和使命擔當，也符合當時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勢，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指明瞭方向。
第二，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已提出，生產上的成敗是革命成敗的關鍵所在。如果我們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取得實績並改善人民生活，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失敗。1956年1月，毛澤東又撰文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1957年2月，毛澤東再次強調：當前，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只有經過社會生產力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獲得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國家才能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關於如何發展生產力，毛澤東認為，首先是變革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其次是運用科學技術，進行技術革新。由此觀之，毛澤東高度重視發展生產力，認為這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改善人民生活，建設強大國家的基本途徑。
第三，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大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是否存在商品經濟？如何對待商品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有的人認為應該消滅商品經濟，實行產品經濟。對此，毛澤東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區別，不懂得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在他看來，商品經濟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密切相關的，我國現階段的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還存在著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因此，應該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他同時認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我們要學會利用它去“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第四，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幾個重要關係。一是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毛澤東指出，我們應堅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指導，以農、輕、重為順序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這樣，既可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又可以使重工業的發展更穩固些。二是中央和地方、企業的關係。毛澤東認為，必須堅持中央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堅持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但同時，又要擴大地方、企業的權力，給地方、企業更多的獨立性和更多的利益，並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三是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係。毛澤東提出，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要綜合考慮，統籌兼顧，不能只顧一頭。在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上，既要發展生產，又要改善群眾生活；在國家與集體的關係上，既要考慮國家的利益，又要給企業一定的自主權和利益，使其更加靈活。同時，還要逐步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以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四是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經驗的關係。毛澤東強調：“革命是自主，建設也是自主，當然不是不要國際援助。自力更生為主，國際援助為輔。”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和思想，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了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且對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具有指導意義。
（二）毛澤東領導了新中國初期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併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新中國成立之初，他鄭重宣告：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強調應從土地改革、工商業合理調整和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這三方面著力推動國家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據此精神，我國首先實行了土地改革，解放生產力，努力促進農業恢復和發展；其次對現有工商業進行合理調整，積極推動工業、貿易和交通的恢復和發展；再次是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資本主義”（“三反”）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的鬥爭，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
經過3年努力，我國國民經濟得到了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國家財政統一穩定，收支平衡；文教衛生事業發展較快；職工、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三）毛澤東領導我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由於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壓迫和剝削，舊中國經濟、文化異常落後。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現代工業佔10%左右，農業手工業佔90%左右，且發展不平衡，工業大多在沿海。同時，文化也很落後，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對此，毛澤東曾概括道：新中國成立初，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而這樣的基礎，既不可能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成果，也不可能實現民族獨立和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更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大廈穩固。因此，他強調：“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只有中國自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才能實現經濟上的獨立，進而實現政治上的獨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滿足人民生活需要。
為此，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方針計劃和發展目標。毛澤東本人更是親自領導了我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設。主要包括：建設要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堅持走“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工農業並舉”的工業化道路；正確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經濟和國防、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內地、自力更生和學習外國等各種關係；全面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編制實施“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等五年計劃，等等。
經過30年的建設，我國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主要表現在：第一，經濟快速發展。1949年到1978年，我國的社會總產值從557億元增加到6846億元，29年間增長11.29倍，年均增長9%。這樣的經濟發展速度不僅在我國史無前例，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見，遠遠超出世界同期經濟發展速度。第二，工業“從無到有”，並形成體系。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黨和國家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訊、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第三，鐵路、交通運輸發展較快。到1976年，中國的鐵路通行里程達到4.63萬公里，公路達到82.34萬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國路網骨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具備了自主設計製造萬噸級遠洋輪船的能力。第四，掌握了電子計算機技術、核技術等現代工業技術。
這些輝煌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而取得的。中國在贏得政治獨立後又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未來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美國耶魯大學莫里斯·邁斯納教授認為：毛澤東時代遠非現代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三、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貢獻巨大
“非毛化”思潮的另一個重要錯誤觀點，就是“背離論”，認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甚至誣稱毛澤東原本就沒有弄清楚，或許不承認科學社會主義。說什麼“根據新中國成立後27年的言論和行動來看，毛澤東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原則，也許他原來就沒有弄清楚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原理原則，或許不承認有關的原理原則。實際上他是以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來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乾脆讓馬克思主義靠邊站”了。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始終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並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論，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一）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毛澤東是一位堅定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主要表現在，他不僅強調馬克思主義是 “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中國革命和建設需要馬克思主義，而且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且必須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其巨大指導作用。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如既往地強調，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項事業中，仍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他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在領導修改黨章時，又明確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寫了進去。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的建設任務更為繁重、艱鉅和複雜，不僅要努力學習和掌握各種專業知識和技術本領，更要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努力學習和掌握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的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指導新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建設工作。“只有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
（二）努力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應用能力
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我們黨的社會地位、中心任務、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應用能力並不是很高，反而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新黨員數量大大增加，但黨員成分複雜，理論素養不高。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大量增加，從1949年底的450萬增至1956年底的1200萬左右，其中，農民和工人黨員人數合計佔比達到80%左右，大部分黨員的理論素質有待提高。第二，黨內經驗主義傾向重新抬頭，危害甚大。他們在工作中缺少堅定性和遠見，缺乏對於新鮮事物的敏感，是產生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事務主義傾向以至“功臣思想蛻化”的根本原因。第三，黨的理論建設的內容和方法未及時轉變。新中國成立後，黨的中心任務是維護國家主權獨立、社會和諧穩定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這就要求我們黨的理論建設既要注重通俗性，更要注重理論性和深刻性。顯然，當時的理論狀況不能適應黨的理論建設的需要。
針對上述情況，毛澤東號召，要在全黨興起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高潮：“全黨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鬥爭的新問題。”他尤其強調：“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不僅如此，他還提出了宣傳、研究、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原則，一是一定要聯繫中國實際，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和研究，而不能照搬照抄；二是要著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三是把學習理論與學習科學技術結合起來，既要提高理論水平，也要提高業務水平。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向全黨發出了宣傳、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號召，努力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應用能力。
（三）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突出貢獻
第一，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理論。實踐表明，新中國成立初期照抄照搬蘇聯模式不符合中國實際，尤其是蘇共二十大暴露了蘇聯模式在政治體制和經濟工作中的弊端，給了中國共產黨人有益的警示。於是，毛澤東提出要衝破蘇聯模式的束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56年四五月間，經過充分調研，為初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吸取蘇聯教訓，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明確提出要以蘇為鑑、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報告提出要正確處理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係，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前五條主要強調要處理好經濟工作中的各種關係，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為經濟建設服務；後五條主要強調要處理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各種關係，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為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設服務。《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有了一個初步但又比較清晰的思路，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指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礎。
第二，創造性地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新中國成立後，隨著我國經濟和政治的迅速發展，1953年底，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其實質就是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實現國家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一是將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並舉，即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並使二者相互適應、協調發展。二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循序漸進。第一步，成立農業生產互助組；第二步，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三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行和平贖買，即有償地、逐步地改變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並把企業的改造與人的改造相結合。實踐證明，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第三，系統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學說，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一是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基本矛盾。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正是這兩對基本矛盾推動著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不過，它們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解決的方式一般是和平和民主的方式。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我國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因此，黨和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儘快把我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不斷滿足人民的需要。三是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人民內部矛盾佔據主要地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對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這些理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矛盾理論具有獨創性的貢獻。
四、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高度重視科技發展
“非毛化”論者誣陷說：科學技術上的發展，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生產的發展，毛澤東既沒看過，甚至不準別人研究；毛澤東在建設新世界方面，在科學和技術上，還不及斯大林有遠見；毛澤東對科學技術十分“無知”，等等。這完全是罔顧事實的一派胡言。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高度重視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並明確提出中國要實現“科學文化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後，面對我國“一窮二白”、經濟科技極端落後的現狀，毛澤東以其偉人的遠見卓識和緊迫感，高度重視科技，學習科技，領導科技，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和一系列關於科技發展的重要思想。
關於科學技術的戰略地位，毛澤東指出：第一，科學技術是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避免再捱打的重要保證。毛澤東認為，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第二個原因還沒有解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捱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發展和利用科學知識。發展科學技術是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根本保障。第二，科學技術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革命性力量。1963年12月，毛澤東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科學技術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它能夠改革勞動工具，改善勞動技能，改變產業結構，提高勞動效率，全方位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第三，科學技術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和關鍵。毛澤東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四個現代化”中，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關鍵，是其他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只有實現了科技現代化，其他現代化才能實現。
關於科技發展的目標，毛澤東提出，要努力接近與趕上世界科學發展的先進水平，建設現代科技國家。1956年1月，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向科學進軍，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而努力奮鬥。他指出：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科學、文化、技術、工業各方面更好的國家。1957年3月，毛澤東又提出一定要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的奮鬥目標。
關於科技發展的原則，毛澤東強調：一是堅持基礎理論研究與跨越式發展的統一。毛澤東十分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指出：“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但他同時認為，中國是後發國家，有一個優勢，就是沒有包袱，可以把世界上最先進科學技術迅速學習過來，實現跨越式發展。二是堅持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統一。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首先是立足於中國實際，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但也應當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等。當然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要結合中國實際地學。1960年，當蘇聯撕毀援助協議撤走專家以後，毛澤東堅決主張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原子彈、導彈等尖端國防科技項目。三是堅持社會革命與技術革命的統一。毛澤東認為，社會革命與技術革命是辯證統一的關係，社會革命是技術革命前提，為技術革命提供製度保障；而技術革命則是社會革命的動力，為社會革命提供物質保障。他強調：“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
關於科技發展的路徑，毛澤東認為，最主要的是學習和鑽研。首先是學習。1956年2月，毛澤東指出：“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嘛!” 同年4月，毛澤東又指出：“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學習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只有通過學習才能掌握科學技術。其次是鑽研。鑽研是擁有科學技術的另一途徑，有鑽研才有創新，才能擁有自己的科技。1955年3月，毛澤東指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1962年7月，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認真研究，並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在工作之暇，應認真研究一下，通過研究，掌握更多知識和科技。
由上述可見，新中國成立後，對於科學技術，毛澤東絕非“非毛化”論者所抹黑的那樣“一無所知”。事實上，他的科技思想非常豐富、系統。毛澤東不僅高度重視科學技術，而且對科學技術的戰略地位、發展目標、發展原則、發展路徑等都做出了深刻闡述，對新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四個代表性的錯誤觀點之外，“非毛化”思潮的錯誤觀點還有很多，這些觀點同樣是捏造事實，歪曲歷史，居心叵測，用辱罵、誹謗、潑汙、造謠等方式“妖魔化”毛澤東形象，貶損毛澤東思想的價值，誤導大眾的思想，具有很強的蠱惑性和欺騙性。
（作者：張遠新，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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