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說，“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表現在詩歌領域，就是在中唐詩壇上出現了一股很明顯的“尚奇”思潮。

詩歌發展到盛唐無疑走上了巔峰。從形式上看：有天才古體詩寫手李白，七絕聖手王昌齡，擅長五絕的王之渙，七言歌行的代表岑參、高適，以及集大成的杜甫完備近體詩的體制；從題材看，盛唐諸家不僅繼承了傳統詩歌的表現領域，也發展出了邊塞詩派和山水田園詩派；從精神風貌上看：恰如殷璠《河嶽英靈集》中以“神來、氣來、情來”高度概括盛唐詩歌那一種昂揚進取的少年氣。

詩歌從盛唐到中唐，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期，中唐詩人在盛唐詩的藝術高峰前，表現出拓展新的詩歌藝術領域的巨大努力，其中，刻意求奇是最值得關注的一點。

簡單解釋一下究竟啥叫“奇”。在古人詩學觀念中，“奇”與“正”相對，《文心雕龍》中有諸如“奇正雖反”“辭反正為奇”等的說法。“正”有“常規”“雅正”兩方面的意義，那麼，“奇”就是有“非常規”“反雅正”的內涵，即“特殊”“奇異”“反正統”“非主流”

韓愈是中唐重要詩人之一，他的詩以雄奇險怪為美，詩歌中充滿光怪陸離的意象，歷來被視其為崇尚險怪的典範。（當然，一個優秀的作家，風格不止一面，韓愈的詩歌創作也追求平淡之美。同樣適用本文所舉其他詩人。）

以韓愈、孟郊、李賀、盧仝、劉叉、馬異等人為主要力量的“韓孟詩派”詩人群體，既有韓孟“尚險求怪”，又有李賀的荒誕冷豔，而盧、劉等以晦澀難懂的詩風達到“怪奇”中之最。【當然，不少人認為李賀詩是可以獨立於韓孟詩派之外的，這裡不做糾結。之前詳細寫過一篇關於李賀詩的文章，文末附鏈接。但李賀的仙鬼之語確實是符合尚奇詩風的。】

中唐詩壇上另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元白詩派”，以元稹和白居易為首，他們以“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美刺作為詩學理念，元稹、白居易、張籍等人的創作實踐把社會矛盾的矛頭指向了昏庸無能的統治階級以及社會的種種黑暗腐敗現象，因此他們在詩中描寫的對象，所用的意象，一般都是不怎麼美的、不太高雅的。

（在這裡僅做一個簡要概括，下文展開討論時會有更多、更具體的詩句參與，請耐心往下閱讀。）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契機，導致中唐詩壇形成這一種“尚奇”思潮呢？

（根據胡應麟在《詩藪》中的說法：“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意象可謂是詩歌傳情達意的重要載體。以下討論中唐詩歌“尚奇”風貌時，我會經常提及意象，大家在看到詩句舉例時，也可有意識地觀察其中的意象。）

首先，杜甫在安史之亂中以及之後所作的作品已經有開啟中唐詩歌創作的趨勢。

先來搞清楚唐詩分期問題。現在常用的是明末沈騏在《詩體明辯》的序裡結合前輩學者經驗把唐詩分為“四大宗”，即所謂“四唐說”。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開元初（713）約為百年。

盛唐：玄宗開元元年（713）――代宗大曆元年（766）約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曆元年（766）――文宗開成元年（836）約七十年。

晚唐：文宗開成元年（836）――昭宣帝天祐四年（907）約七十年。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劃分不等同於歷史學角度對唐朝的劃分。還需明白一點的是，這種劃分不能說是完全科學的，因為文學的發展是持續的，不能簡單地說在某個點開始有新發展，（這樣的劃分當然會便於我們在研究唐詩時有一個更清晰的線索）。

杜甫曾表明自己作詩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已經開始追求一種刻意的求新求奇。明代陸時雍在《詩鏡總論》中說：“子美之病，在於好奇。作意好奇，則於天然之致遠矣。”（當然，陸氏在這裡是一種批判的語氣，稍後我再解釋這個問題。）

杜甫是親歷安史之亂的，生存環境在戰爭的洗禮下更加惡劣，且貧困不斷侵蝕著他羸弱的身體。因此，杜甫寫了不少讓人看了很不舒服的詩：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及多出現“瘦馬”“病馬”“枯樹”等病態意象。

這場戰亂的殺傷力是很持久的，“後遺症”帶給中唐的滿目蒼夷、政治環境的沉悶汙濁、道德風尚的敗壞……在盛唐時期詩人們經常看到的美好、完美、蓬勃之象，而中唐詩人多看到的是醜陋、殘缺、衰頹之象。（這種審美趨向當然不僅是環境的變化，也是詩人心態的變化，下一節展開詩人心態。）

白居易的詩歌正是集中揭露了當時的一些醜陋的現實，為了有更好的諷刺效果，白居易詩中寫了不少讓人看來很不舒服的形象，因此所用意象也多是奇異的、醜陋的。如《上陽白髮人》中“坐看殘燈、幽禁空房”的宮女、《新豐折臂翁》中“左臂憑肩右臂折”“九死一生”的獨臂翁與《賣炭翁》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的賣炭翁以及《縛戎人》中“身被金創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的“縛戎人”等。

其次，中唐文人群體的大換血與審美追求的轉變。

中唐時期科舉制度逐漸完善，且多元取士，中下層文人有機會參政，大部分新晉進士多出身庶族。這樣的出身群體的文士，沒有所謂的血統、門第可追溯，他們不僅具有創新與不平的心理，且審美傾向與所謂“貴族”肯定是有所區別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文學創作上，從詩歌到小說到詞都表現出由貴族化向世俗化轉變的傾向。韓愈等倡導的古文運動，以復古為幌子實際上寫的是通俗散文；傳奇小說的流行，各種民間故事層出不窮；劉禹錫、白居易參與創作的民間曲子詞，多從民歌吸收經驗……在中唐，庶族文人群體不僅擁有話語權，而且帶起了全新的文藝審美範式。

中唐時期政治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內憂外患——宦官專權與藩鎮割據，可謂矛盾重重。當時政壇有為之士試圖通過改革振興朝廷，以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發起的“永貞革新”雖然僅僅是曇花一現，但對於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態產生不小的衝擊。這次革新其實也是庶族與傳統士族的鬥爭，以柳宗元、劉禹錫等為代表的新興的庶族勢力雖然由於勢力薄弱等多種原因最終失敗，但是他們的開拓創新的精神得到了當時文人的肯定。求新求變的精神不僅作用於政壇，同樣作用於文壇。

當然，有些人求奇甚至到了一種矯枉過正的地步。

進士李昌符有詩名，卻久不登第，他忽然想到一招，作《婢僕詩》五十首在公卿面前傳閱，這些詩寫的啥呢，“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 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閒物要些些。”總之就是觸及奴婢、妓女階層們的忌諱之處，於是不久其詩篇就盛傳京城，“為奶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摑其面”，當年就登第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黑紅也是紅”。靠罵名出奇制勝，與當時尚奇的社會風氣分不開。

再者，時局的動盪多變。

“安史之亂”後，國運轉衰，時局變幻如風雲。被貶謫、被流放成了中唐代士大夫政治生活中的常事。引用尚永亮《唐五代文人逐臣分佈時期與地域的計量考察》中的一組數據，“唐五代三百四十餘年間, 姓名或貶地可考的逐臣共計 2828 人次。從時期分佈看，初唐 598人次，盛唐 543 人次，中唐 750 人次，晚唐 711人次，五代 226 人次。”瞧瞧，從數量上看，中唐完勝。

固然，新興文人階層一般有強烈干預政治的慾望，但是一般事與願違，元和前後，是詩人貶謫較為頻繁的時期，比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人可以說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一個“被貶小分隊”。要知道，貶謫不僅是一種政治制裁，更是一種懲罰。貶地往往環境惡劣、條件艱苦，官員在精神上同樣壓力很大，許多人就此死在貶所。

貶謫經驗正是寫作素材，來到一個新的地方，許多陌生且怪異的新鮮事物固然是對於詩歌題材內容的擴充與豐富，但嚴峻的環境和孤危的心理讓詩人寫出的詩不會是那種健康、活潑的，因此新鮮環境反而更多地被處理成“怪奇”視角下觀察到的“奇景”“奇事”。如李紳貶謫到通州時痛苦地感慨：“瘴江昏霧連天合，欲作家書更斷腸”；韓愈多次的直言而最後被貶潮州，“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猿愁魚踴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柳宗元在柳州所見“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這種險惡的環境充斥詩人感官，訴諸於筆端。

其實，這些詩句不僅是對環境的描寫，也表達了在貶地的悽苦心境。不難看出在詩人們的眼裡，貶地是偏偏荒涼的，那裡的事物甚至是醜惡的，倒也給詩人和讀者都帶來了全新的審美感受。

最後，宗教尤其是佛教影響。

唐代可謂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重要時期。中唐時期幾乎每位皇帝都信佛，代宗多舉辦佛教講座，德宗與憲宗迎佛骨、翻譯佛經，統治者的這些行為無疑對於推動佛教的傳播有重大推動作用。

佛教本身是有非常大的想象力的，這一點可以從寺廟壁畫或各種神像可知。它們不僅是宣揚宗教的載體，也帶來奇特怪異的審美衝擊。正如韓愈在《謁衡岳廟》詩中說：“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韓愈雖然力反憲宗迎佛骨，是出於不勞民傷財的考慮，他本人還是對佛教不抗拒的。事實上，唐代文人士大夫大多都或多或少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並且多是作為理解或關照自身及自然與自我關係的一種重要方式。）

再者，佛教禪理講究“苦難說”，主張人應通過苦修來獲得解脫，這與當時社會以及心態上都有很多苦難的中唐十分契合。因此，不少詩人在創作時喜歡錶現苦難。“我雖未耋老，發禿骨力嬴。所餘十九齒，飄颻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褵。”韓愈在《贈崔二十六立之》中說自己未老先衰；“日中視餘瘡，暗鎖聞繩蠅。彼嗅一何酷，此味半點凝。”這是孟郊所受身體之痛；“貧病誠可羞，故床無新裘。春色燒肌膚，時餐苦咽喉。”《臥病》在床的賈島吃飯都是苦的……

當然，中唐詩人也有許多對於自然災害導致的苦難的直接描寫，不一而足，同樣可以看作庶族文人對社會的密切關注，以及展現了唐代社會全景圖貌。

唐·宮樂圖

總之，造成中唐詩壇上出現一股“尚奇”思潮是有多方面的社會歷史原因的，盛唐與中唐，雖然相鄰，但是卻出現迥然不同的面貌。影響中唐形成“尚奇”審美的因素是複雜的，這種審美也絕不僅僅表現在詩歌上。除了上文提到的文學中其他類型傳奇小說與民間詞，在其他領域同樣有所表現。

元稹描述到當時的流行的妝容與服飾樣式是：“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頂賽，友朋修度之廣，乃匹配色澤，尤劇怪豔。”也就是說，當時的時尚也是相當的怪異，可見當時社會上有一種反常的審美。

除了整體上有一種追求新奇的風氣，初、盛唐詩人的業務能力太過優秀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他們詩歌名言佳句的高峰讓後人望洋興嘆，中唐詩人們莫不尋常刮肚各自己的奇招，於是有了賈島“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方幹“才吟五個字，又白幾莖髭”，杜荀鶴“苦吟無暇日，華髮有多時”等作詩經驗。

當然，中唐詩人的“尚奇”做法以及賈島等人的“苦吟”歷來受到的批判很多，正如前面提到的陸時雍對於杜甫的批評。的確，比起盛唐詩的天然渾融，中唐詩的這種苦心孤詣、求奇求新確實有一種刻意感，但這也是一種極大的創新力的表現。在中唐詩人的努力下，詩歌內容從歌唱功業、歌詠山水田園、領略邊塞風光延伸到了現實生活題材的方方面面，他們重現實、重生活、重內心情感的變化，當然也有李賀等人對於荒誕題材的拓展；在

矯枉過正的情況是有的，比如上面提到李昌符。但是從整體上看，中唐詩人的創作實踐對後世詩歌的創作有極大的啟發。【迨至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群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是為前後之關鍵矣……（清·葉燮《已畦文集》）】

其實陸時雍在《詩鏡總論》的評價就已經是比較全面的，“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異好詳。”“中唐詩近收斂，境斂而實，語斂而精。……中唐反盛之風，攢意而取精，選言而取勝。”

中國古代文學是百花齊放的，我們在今天看待古代文學中的各種現象時，更應該持著一種包容與肯定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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