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7日，我在武漢雷神山醫院的第37天。
今天，被一位老先生刷屏。
“They ask for my availability, and I said yes. When you decide to be a doctor in life, you get involved. I swore an oath. Afraid of getting sick? Then it is better not to be a doctor.”
這位老人，是85歲的意大利麻醉師Giampiero Giron。意大利，是歐洲COVID疫情的中心，累計確診8萬例，6000多位醫護人員感染，39人殉職。中國先後派出3批專家組趕赴意大利。
白衣執甲，受命於危難之間。
Getting involved，使命與抉擇
17年前，我在同濟大學醫學院讀研究生一年級。那一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記憶裡，也印在了一代中國人的記憶裡。
因為，那是2003年，世界認識了一個新的疾病，叫做SARS，老百姓更多地稱之為“非典”。很多的記憶已經不再清晰，然而，那一年的觸動，卻銘刻於心。
我參加了學校的志願者隊伍，給同學們分發口罩，消毒校園；我接聽上海市防治非典健康熱線，接電話接到說不出話;我寫出《非典下的收穫》，被《文匯報》刊登在“成長筆記”專欄......當聽說醫護人員爭相奔向前線的時候，我在文章裡寫道:“在危難的歷史關頭，白衣戰士的責任感是他們腦中唯一的念頭，清晰地凸顯出來。”
其實那時的我，並不很懂。?
17年之後，我懂了。
當我的老師和朋友們在大年夜緊急去了武漢，當援鄂的隊伍一支接一支地出發，我感受到了戰爭的氣息。是的，這就是一場戰爭，一場靠決心、勇氣和才華 決勝的戰爭，一場靠愛決勝的戰爭。
總有些征程需要出發，不管環境如何艱險。因為，我們無法置身事外。
我是風溼免疫科醫生，並不是救援的第一梯隊。所以，我一邊待命金山公衛，一邊和同事們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寫文章解答風溼病人在新冠時期的 困惑，參加患者的網絡答疑，回答老病人微信諮詢，幫他們聯繫急需又買不到的藥物......我也記下了自己每日的憂心忡忡，正如張文宏老師所說:“我們是一群焦慮的人。”
然後，當醫院開始在全院招募援鄂隊員的時候，我報了名。接到緊急出發通知的那個夜晚，我忽然心安了。
生命裡，總有一些事，是你註定要去做的。
2月19日，我和上海第八批援鄂醫療隊一起啟程奔赴武漢。在機場，媒體記者錄下了我的話:“每個人生來都不是英雄，然而，我們有自己的使命，這是我們作為一名白衣戰士的光榮。”
沒錯，是使命；所以，並不需要抉擇。
需要面對的是，練習“性命攸關的脫衣服”時的緊張，第一次走進負壓病房兩重門時的忐忑，以及看到那些期待你的危重病人時候的從容。
因為知道，我來了，我可以做些什麼。
To be or not to be, 思考和成長
在COVID的治療中，沒有人是專家。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在上海的時候，我就無數次地思考過這個問題。平生第一次如飢似渴地閱讀所有的指南和文獻，瞭解疾病的特徵，預後不良因素和各種治療。而在網絡中，對病毒的來源，傳播和變異也有著很多的爭議。
我們並不僅僅是醫生，我們還是科學工作者。
我和我的免疫學老師討論COVID的免疫學機制;和ICU導師分析病情和危重病人的救治;聽呼吸科老師分析肺部影像和呼吸生理的變化;和本治療組的老師們思考每一個患者的救治方案。
我覺得“有效的抗病毒，生命支持和對症處理”是最重要的原則。在沒有特效藥物的前提下，穩定生命體徵和臟器功能，保護和激發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控制繼發感染，爭取康復的時間，是我們每日最重要的職責所在。
新冠的指南不斷變化，文獻迅速增加，各種臨床實驗層出不窮。我們能做的，不僅僅是“依樣畫葫蘆”，還要用自己的實踐經驗來驗證理論，修正理論。
因為，這一直是科學進步的途徑。
我在風溼科病房學到的所有關於免疫，感染和重症的知識，我過去一年來讀過的臨床研究書籍、聽過的講座，和COVID診治中不同專業醫生對我的教導，都成為這次戰鬥中的武器。
值班時，我分析病人的每個指標和病情變化，思考下一階段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預後；休息時，我看文獻，參加業務學習，聆聽經驗分享。總有一些患者會讓我們覺得束手無策，然而，總有一種信念要努力到最後一刻。拯救生命的，不僅僅是愛和關懷，更是知識和經驗。
在我的家裡，有一張黑白照片，是幼小的我和爸爸媽媽在武漢長江大橋的合影。人生中第一次看大橋，第一次坐渡輪的經歷，被留在了美麗的黃鶴樓邊。2020年的春天，又回到闊別已久的武漢。馳援雷神山滿月的時候，我在微信裡寫下8個字“為愛而生，與夢同行”。
今天，成為4萬白衣戰士中的一員，那個愛“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小女孩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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