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晚唐五代的享樂史，女性尤其是歌妓一直在享樂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她們天生就具有幽約細膩、婉轉多情的氣質，活躍於花間樽前而備受男性的關注。
同時，詞作為一種抒情合樂的文學樣式，它的產生和發展自然離不開女性的歌舞，所謂“蓋長短句宜歌而不宜誦，非朱唇皓齒，無以發其要妙之聲” 、“簸風弄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
因而，在晚唐五代動盪的時代背景下，享樂盛行，儒學失墜，詞為長久束縛於儒家傳統文化道德規範下的文人士大夫們開闢了另一條寄託情思之路，這種情思絕不同於追求人生“三不朽”的高雅之作，而是世俗生活以及個人私情的反映，尤其是西蜀的“花間詞”盡言“閨情和花柳”。
他們筆下的女性既有“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的貴婦、“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的歌妓，又有“獨掩畫屏愁不語，斜倚瑤枕髻鬟偏”的怨女和“胸前如雪臉如蓮。……笑倚江頭招遠客”的二八少女……“蛾眉”、“蟬鬢”、“香腮”、“蓮臉”、“朱唇”、“雪胸”、“纖腰”、“玉指”這類描寫女性容貌體態的豔麗詞藻在花間詞作中出現的頻率極高。
除此以外，許多詞人“男子而作閨音”，極力地去表現女性的心理世界，出現了詞的創作主體向歌妓轉移的特徵：他們“在創作時，首先要將詞中的主角定位為異性，從而使所作之詞符合歌唱者的身份、口吻”，“以歌妓的身份在抒情”。
譬如“何處去來狂太甚，空推宿酒睡無厭，爭教人不別猜嫌？”展現了女主人心裡掂量著愛人的託詞而疑心重重；“休暈繡，罷吹簫，貌逐殘花暗凋。同心猶結舊裙腰，忍辜風月度良宵”通過女主人無心刺繡、無趣吹簫的心理刻畫，烘托出她對關山行客的思念與愁怨；“當時心事偷相許，宴罷蘭堂腸斷處……一夜萬般情緒，朦朧天欲曙。”我們更不難體會出愛的失落帶給女主人公心靈的創痛以及她對愛的殷切期盼。
歌吹宴飲、外出遊賞這類享樂風習為文人士大夫們接觸和融入市井生活製造了機會，他們飽覽到如此富庶的景象，不禁慨嘆“春晚，風暖。錦城花滿，狂殺遊人”。他們描寫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小市東門欲雪天，眾中依約見神仙，蕊黃香畫帖金蟬。 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哄一銜煙。”
一個宛若仙女下凡，一個則又醉又痴。他們體察少年公子渴望與佳人兩情相悅的心情：“羅襪生塵遊女過，有人逢著弄珠回。蘭麝飄香初解佩，忘歸來。”而當詞人們還在以他人的身份去填詞抒情時，卻不知自己那隱藏在儒家傳統道德規範下的情愛意識已不自覺地甦醒過來。
“曲子相公”和凝就以自己為主人公抒發了與情人相會時的滿心喜悅：“鵲橋初就咽銀河，今夜仙郎自姓和。不是昔年攀桂樹，豈能月裡索姮娥。”宴遊之風的盛行增加了文人與歌妓的交往機會，宴席上的歌舞侑酒、聽歌填詞，瓦舍勾欄、秦樓楚館中的娛賓遣興，不僅可以使文人們忘卻仕途的得失，同樣可以忘卻迴天無力的悲慟和報國無門的惆悵，他們失落的靈魂可以在這倚紅偎翠的生活中得到最大的慰藉和麻醉。
士大夫們在宴遊中產生的戀妓的心理和情感是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這種戀情意識的覺醒促成了文人詞風的“側豔”，而當描摹女性婀娜多姿的外貌與兩性之間的情愛心理超過了一定限度，則不免流於低俗，使晚唐五代詞豔上加豔。
享樂之風為“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的動盪時代蒙上了一層歌舞昇平的面紗，許多君臣因此而看不清國家當前的局勢和未來的前途，仍然毫無顧忌地沉湎於花間樽前、勾欄里巷。
即使那些有遠見、有賢能的臣子，由於深知國家的大業不能長久、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中肯的諫言不被採納，所以心灰意冷，在及時行樂的生活中麻醉自己，與佳人、歌酒為伴。“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這是晚唐的一首教世人珍惜光陰、莫負青春大好時光的詞作，同時也暗含唐末動盪的社會現實帶給人們的心靈觸動。
五代十國時期混世之風盛行，南唐名臣韓熙載面對國君的懦弱無為、世風的衰靡，開始了縱情聲色的享樂生活，後房蓄妓多達四十餘人，一首《楊柳枝》看似描寫歌妓之情，卻似有自己內心淡淡的憂思：“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
馮延巳也有類似於韓熙載這樣的心境，作為南唐元老重臣，生活於這個註定要走向傾覆的偏朝小國，無力匡扶社稷，又是政敵攻擊的首選目標，所以總有一種鬱抑恍惚、惘然自失而又無由解脫的煩惱和憂傷充斥於詞中：“秋入蠻蕉風半裂，狼藉池塘，雨打疏荷折。” “誰道閒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起來檢點經由地，處處新愁。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洲。”為了逃避現實他也去與歌酒為伴，及時行樂。
雖然這些及時行樂的詞句表現出詞人疏曠放達的一面，但綜觀其創作背景，依然是花間樽前、不離歌酒，其展現的詞境，依然是綺麗纏綿、不離閨閣庭院。不僅臣子如此，作為一國之主的李煜，也有“尋春須是先春早，春花莫待花枝老”、“何妨頻笑粲，禁苑春歸晚”這樣及時行樂的心境。
李煜自從坐上帝位，趙匡胤就已黃袍加身，代周稱帝，南唐名義上是個獨立的小國，實則已經淪為宋王朝的附庸。李煜覺察到國勢日墮，難以挽回，於是苟且偷安，沉湎聲色，借吟詠宴遊來消磨時光。
無論是社會戀情意識的覺醒還是憂患意識的特殊表現，都根源於晚唐五代的享樂風氣，它是唐五代詞產生和發展的空氣與土壤，限制並規範了詞在初期發展階段題材取向與表現內容上的狹窄。
在我們關注社會背景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文化本身的社會價值，可以說晚唐五代詞具有不凡的社會意義，譬如它關注人的內心世界，尤其是女性幽約細膩的心靈；它表現對愛情和人生的不懈追求，有夢幻、有現實、有欣喜、有痛苦；它為身處亂世的文人們提供最適合的抒情途徑，是對中國傳統抒情文學的極大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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