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週五晚7點半，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佈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成為全球第一個確診被感染的國家領導人。
約翰遜公佈自己病情。
從查爾斯王子到首相約翰遜，新冠病毒確實秉持著人人平等的原則在英國各階層之間迅速傳播著。但這傳播速度著實讓聞風喪膽，英國似乎真的要步上意大利的後塵，成為新的疫情“震中”，英國何以至此？
查爾斯王子。
從表面上看，似乎是英國政府這次抗疫不利。最初採取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群體免疫”的政策，後來又開始實施部分封鎖，再到全國封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正如同鮑里斯·約翰遜一直以來的人設：一個搞笑且沒正形的政客。
事實上真的就是這麼簡單麼？
NHS體系宣傳海報。
當然不是。英國疫情迅速加劇，國家束手無策的最大的原因是公共服務過度私有化，特別是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的過度私有化和低預算進而引發的全民公共衛生安全危機。
國民健康服務體系：二戰後的光榮三十年
英國的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簡稱）創立於二戰後的英國。當時正處於復甦狀態的英國立法規定：無論是否是勞動者，是否有支付能力，都會得到免費的醫療救治服務。由於其宗旨是覆蓋整個英國社會，因而完全靠國家稅收支撐，個人無需為此支付任何費用。
二戰後的英國。
英國最開始成立NHS之時，順風順水，很快成了全歐洲福利社會體系的標杆，後來的瑞典、挪威、芬蘭、丹麥也紛紛效仿。總體來說分為三個不同等級的服務：全科醫生、專科醫生以及地區醫院。簡單來說，有病就去找全科醫生，全科醫生看不了給你推薦專科醫生。如果他們都搞不定，就給簽單子送到醫院。但無論如何，所有費用NHS都給你包圓報銷。
這個系統的問題一目瞭然：經濟上行時，稅多錢多，怎麼都好說。但要是經濟下行，稅收降低，人口老齡化加重，慢性病不斷出現的時候，醫療費用上漲的時候，這日子就不好過了。
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撒切爾夫人引入市場元素
這一切問題從70年代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開始顯現出來：英國經濟陷入滯脹乃至衰退，福利體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登上了英國的政治舞臺。
撒切爾夫人。
撒切爾夫人的鐵腕眾人皆知，一直宣稱“英國給歐盟貢獻多獲取少”的她跑到布魯塞爾，在峰會上直接跟其他領導人咆哮起來，說：“還我錢來！”（Give my money back！）硬是用一己之力從歐盟那裡搶來了英國的預算特權。
美國總統里根。
撒切爾夫人明白英國政府最大的挑戰來自強責任帶來的高支出，要想化解這個問題就是要減輕政府的負擔。她左看看右看看，正在躊躇之際。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總統里根的一句：
“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讓她頃刻間醍醐灌頂。沒錯啊，這不就是她想要的方向麼？
英國就此便開始追隨美國的腳步，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又稱政府行政改革。它背後的邏輯簡單來說就是：鑑於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因為官僚主義過剩太低效，浪費社會資源，造成民怨，應當用私有化的形式讓市場來主導服務行業，以提高服務效率。
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可謂是徹底改變了英國社會的發展軌跡，國家支撐的NHS一去不復返，英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也開始出現根基不穩的現象。其實道理很簡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營企業和維護每個人基本利益的公共服務體系本來就是截然相反的思路，你讓逐利的人去做公益，無非就是讓狼幫你看著羊群。
撒切爾夫人是怎麼做的呢？具體來說就是打破了以往政府集購買和供應服務於一體的全能角色。在中間設立了“全科醫生基金持有者”這樣的公立機構，負責採購醫療服務，從而分擔政府的部分職能。由於過半的全科醫生有了這樣的身份，掌握自己的預算開支，便可以在醫療市場上自由採購認為性價比高的醫療器械和服務，彼此之間也由此展開了競爭。國民醫療體系也由此開始引入了市場機制。
從量變到質變：卡梅倫的《醫療與社會保健法案》
雖然說撒切爾夫人沒有直接變賣英國NHS國民醫療體系，但是她確實把這種“市場主導的思想”散播開來，逐漸開始引導大眾逐漸開始用效率至上的觀念審視公共服務領域，為日後英國的醫改奠定了根本方向。如果說撒切爾夫人引入的是NHS的量變，那麼NHS真正的質變發生在另一位保守黨首相在任期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維·卡梅倫。
戴維·卡梅倫
39歲就當上英國首相的卡梅倫在其當政的十年（2005-2016）內，做了兩件再次改變英國國運的事情：一是眾所周知的脫歐投票；二是推行新型財政政策，大幅削減了公共開支，不計代價的降低預算赤字，甚至說把“減赤”設定為財政目標的第一要務。
好了，要想“減赤”，就要從財政預算的最大頭算起，那麼最花錢的是什麼呢？沒錯，正是NHS。全民醫療體系在多次整改之後依舊佔據了10%的國家預算，在2005-2006年就已經高達800億英鎊，2014-2015年更是高到956億英鎊。然而，即便是如此英國仍有超過70%的醫院是赤字運營，且持續惡化。大量醫護人員因為薪水過低，缺少收入保障而離職，醫療質量大幅下降。再看看需求端，從2000年起英國醫院每年接收的人數增加100萬，2010年已經高達1000萬，其中有800萬人需要手術。
從供應端來看，醫院面臨人手不夠，資金緊缺的壓力，從需求端來看，每年大幅增加的病人和手術需求不斷創新高。這怎麼看都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2011年NHS就出報告表示除非國家每年增加1,5%的財政投入，否則資金缺口將在2020年高達40億英鎊之多。
卡梅倫的《醫療與社會保健法案》於2011年6月應運而生了，這個號稱是NHS歷史上最重大的改革徹底改變了英國醫療體系。它的核心概念只有六個字：減開支，私有化。
具體是怎麼做的？一方面，政府在全英國範圍內組建211個“全科醫生公會”，把醫療撥款全權交給公會，讓他們在評估自己所屬區域內的患者情況後，儘可能多的找廉價的醫療服務供應商，從而實現2015年節省45%開支，約200億英鎊的目標。另一方面，政府開始直接引入和NHS競爭的醫療服務提供商，就是說允許私營醫療機構參與到和公共醫療機構的競爭中。
新冠疫情：NHS市場化危機暴露無遺
改革之後的NHS暴露出什麼問題呢？
首先，改革整合導致醫療資金的進一步浪費。全科醫生公會由於缺少管理龐大款項的經驗（人家主業是大夫，看病，不是管錢算賬），導致資金進一步被浪費。一開始花費了鉅額資金遣散之前的資金管理人員，之後又因為不善管理造成浪費，又重新僱回了資金管理人員。折騰來，折騰去，改革落實後的兩年就造成了超過67億英鎊的浪費。
其次，私營機構逐漸取代NHS醫療機構。由於2012年法案規定私營醫療機構可以直接參與和NHS機構的公開競爭，成功PK掉了很多NHS下原本的醫療機構，取代了它們的地位，與NHS簽約，並且直接獲得NHS預算。導致整個NHS體系越來越多的成為了一個外包服務平臺，越來越多的NHS預算流向私營機構。
倫敦進行反對NHS改革遊行。
再次，整體醫療服務質量不斷下跌。一來，由於價格主導的醫療體系之下，好的醫護人員不斷從醫療機構中流失，部分醫護人員到低水平低，整體醫療服務水平開始大幅下降。二來，由於私營機構逐漸取代了眾多NHS機構，導致最終病人只有購買高額的醫療保險才能看得起私營機構。再來，由於新法案公開競價的方式外包醫療服務（如癌症護理等），等於是鼓勵所有私營機構去撿最賺錢的肥差，而放棄最基礎的護理工作。
2019年爆發出來的NHS醜聞。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疫情爆發之前，英國就已經多次被爆出各種NHS醜聞：每年超過50萬起醫療事故，長時間等待卻沒有醫生與床位，護理人員不足導致的各種術後醫療事故。
當約翰遜上臺的時候，英國民眾最擔心的便是由於脫歐壓力之下，英國政府會進一步削減政府開支，從而導致醫護人員進一步縮減。
當然，最令他們害怕的是由於退出歐盟之後英國此後貿易要自尋出路，約翰遜很可能為了跟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英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從而把NHS作為開放領域，允許美國私營醫療機構介入。屆時，英國NHS的公共資源可能被進一步壓縮，普通民眾就要面臨和美國人一樣的高額醫療費和保險費用了。
上街反對NHS削減開支的民眾。
時至今日，當新冠疫情爆發的時候，英國全國只有1.9萬張病床、560張ICU，即使徵用了私人機構的8000個床位，仍然是嚴重不足。英格蘭地區每10萬人只有182張床位，水平是歐美國家最低，堪比伊朗。雖然目前英國的死亡率保持在5%，但是隨著疫情的不斷擴散，醫護壓力一定會逐漸增加。
或許這是給英國和全世界上的沉重的一課：盲目的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體系，會在關鍵時刻帶來更加沉重的打擊！
但對對於當下的我們，最需要知道的是：英國極可能會在未來的幾周內成為歐洲疫情的新“震中”，死亡率可能會激素上升！急需歐洲各國、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和救援！
願我們都從這次危機中有所頓悟和反思，願人類早日走出當下的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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